10月18日，2016年凤凰国际论坛如火如荼进行。在上午进行的软实力论坛上，十一位专家学者、知名人士共同就“中国外交理念与海外社会形象”展开探讨。
论坛主持人的是中国公共外交协会研究部主任、外交学院国家软实力研究中心主任姚遥。
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刘江永
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刘江永在论坛上提到，中国不仅需要学会讲故事，也要学会付诸实干，中国要加强软实力才会得到世界各国的尊重。
刘江永副院长表示，要实现中国可持续安全，要用较低的成本获得较高质量，就离不开合作。所以我们既要谈和平发展，又要向世界对话，让世界了解真实情况，这样才能维持大局，和平解决国际争端。
以下为主持人与刘江永对话实录：
主持人姚遥：包括著名政治学者米尔斯海默在内的美日学者提出一个观点：中国从历史上看与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及急于扩张西方列强没什么两样，一直都是霸权国家，这是他认为中国一定会把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霸权的原因。面对这样的论调，请问刘教授：随着中国的实力强大，未来中国安全与外交战略层面，会不会走向建立同盟与美国对抗的路？
刘江永：谢谢会议主席！也谢谢凤凰给我这样一个平台，与这么多智慧的嘉宾与参会的朋友交流。主持人提的问题非常尖锐，也非常实际。刚才魏部长讲的是有关经贸方面的一些非常意思的话题，而我这个话题尽管有些“硬”，但我还是想“软说”。
首先，中国为什么总提和平发展、和平崛起，而部分外国人就是不相信这一点，认为我们在韬光养晦的背后会隐藏一些东西。这种观点的产生我认为有两个原因：
第一是他们的决策思想基本是传统现实主义的国际政治理论，还有地缘战略争霸的理论，以己度人。他们说的并非全无道理，也列举出许多历史事实，但他们忘记了一个重要事实。即，在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时代，确有部分后起强国参与争霸，引发了世界战争。但是，时代发生了巨大变化，战后已不存在殖民主义体系，中国是社会主义的发展大国。中国走的道路是在不同时代背景下，不同的国情下创出的一条新路。
第二，这暴露出了部分国家心理上的不平衡，容不得别人比他强。比如，我们参与亚洲援建，修路架桥，就像观音菩萨似的，到柬埔寨为一千多名患者免费治疗白内障，取得了良好的成效。我们没有用武力手段进行扩张，在国际上打打杀杀，炸毁别国的基础设施和完好的住宅，制造战争碳排放。在此情况下，他们就用海洋国家和陆地国家必然要对抗这样的观点来解释我们的”一带一路”倡议，认为中国要从海上和陆地同时扩张，于是就不支持、不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实际上，我们的“一带一路”是提倡海洋国家与陆地国家和平合作、共同发展，是“海陆和合”的实践，为世界各国谋求可持续发展和可持续安全。
这里要强调一点，我们不仅需要学会讲故事，还要学会付诸实干。人民素质提升，综合实力增强才会得到世界各国的尊重。在此过程中，我们发现有时说的太少，比如姚遥所提到的关于中国软实力的观点。其实，早在1986年、87年我确实在研讨会上郑重地提出了我的观点，即综合国力的竞争应当包括软国力和硬国力。我特别强调过中国要加强软国力。遗憾的是我没有写成文章，到现在我为此而还耿耿于怀。还有一件事情：我国外交正在着力推动伙伴化，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关于这一点我还没有落伍。我在1997年提出观点，1999年在《现代国际关系研究》发表了文章，题目是《国际关系伙伴化及其面临的挑战》，指出中国未来10年要实现和其他国家国际关系伙伴化。目前这已经付诸外交实践。学者要先行，学者不应只是既定政策的诠释者，而应是探索者和科学真理的追求者，以及一个为国为民的敬业者。
那么现在我们最重要的是什么？除了可持续发展之外，未来一百年中国乃至世界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可持续安全。这是真正的中国或是亚洲的关注所在。习主席在2014年5月亚信峰会上提出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之后又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这些主张，进而上升到全球的新安全观。今年B20峰会期间，习主席又特别指出，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是当务之急。可持续安全概念是中国人首倡，也是我国软实力的体现，所以我认为我国在国际社会应当多发声。
前些天我出席了一系列的国际会议，其中包括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和联合国驻华机构联合主办的”国际和平日“活动。会议主席要求我主讲可持续安全问题；前不久出席了第七届香山论坛，我也在分组会主讲了海洋安全问题。我讲的题目是《构筑可持续安全的海空危机防控体系》。当时我随身带了一本书，是今年一月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可持续安全论》。由于时间有限，我只好表示如果想进一步了解我的想法，可以看这本书。会议刚结束，越南社科院中国问题研究所前所长杜进森便首先从我的手中“抢”走了这本书。菲律宾前能源部长拉斐尔·洛提拉也向我要这本书，因为菲律宾新总统杜特尔特马上要访华，希望了解中国学者关于可持续安全的看法。菲、越与会代表均未在这次会上主动提及南海问题。他们对可持续安全的提法显得很重视，认为是个很好的议题。于是，会后我回家又取了三本书到宾馆，送给这位菲律宾前能源部长。我觉得这是周恩来总理让我做的。他接到书特别高兴。几天前，美国大使馆一名海军武官给我发来邮件，表示对我的研究很感兴趣，希望能与我交流。我觉得这就是中国公共外交的一种可行方法，要主动，要愿意分享观点。
虽然我没能很好地回答姚遥尖锐的问题，但我仍想强调要实现中国可持续安全，要用较低的成本获得较高质量，就离不开合作。可持续安全涉及国内国际两个安全大局，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两大安全领域。在这里，我不仅向中国呼吁，也在向世界呼吁，呼吁在可持续安全方面重视公共外交的重要性。比如，在刚才的会议休息期间，我抓住很有限的时间与俄中友好协会主席梅津采夫先生交流，并通过他向普京总统转赠《可持续安全论》。他答应通过俄罗斯驻华大使转交。这就是公共外交，要见缝插针。有时候只靠讲话是没有意义的，而要付诸实施才有意义。清华大学大学的校训是行胜于言。清华大学与北京大学有相互交流与合作的光荣传统。我特别感谢北大的贾庆国老师为我的《可持续安全论》一书赐推荐语！清华北大是一家。
下面我想讲另一个重要问题：近年来，中国民众到日本去的迅速增多，今年有可能突破600万人次，但日本民众来中国的数量却不断减少。2015年比2010年减少100万人次。据北京——东京论坛今年发表的民调显示，中国民众对日本印象不好的人在减少，为约为76%，而日本对中国的负面印象却比去年增加，达91%以上。这些数据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
我认为，有个重要问题值得思考：我们公共外交未能触及民众关心的问题或是敏感问题，而日本则不然。目前，日方不愿中方在中日双边和国际场合就钓鱼岛问题发表看法，甚至直接把相关议题“屏蔽”掉，但在日本国内外却大力加强宣传，从今年起把日本政府的立场写入初中、高中的教科书，把中国公务船在钓鱼岛执法巡航说成是所谓“侵犯日本领海”。这必然会引起日本民众对中国的反感。而中国为了顾全大局，没有在国内进行相应的宣传，这就导致了一种失衡，包括国民感情变化和人员往来增减变化的失衡。上述相关统计数据证明了我五年前的预测。
我对中国的公共外交有个建议，在钓鱼岛问题上要积极地摆事实讲道理。为中日两国关系的长远友好及两国民众彼此印象的改善，必须详细介绍钓鱼岛归属及相关证据。我今年10月份要出版一本新书《钓鱼岛列岛归属考：事实与法理》。其中披露了1874年至1894年日本海军省、外务省的确认的地图、文献资料，其中都已承认钓鱼岛列岛属于中国台湾东北岛屿，而不是所谓“无主地”。
另外，还有一个日本人都未必了解的史实： 1891年日本人井泽弥喜太登上钓鱼岛偷猎，发现了岛上有中国人的遗体，证明岛上已有中国人活动。1893年6月他为偷猎者送米而重返钓鱼岛遭遇风暴漂流至浙江、福建沿岸，得到中国地方官的援救。当时，为隐瞒自己在钓鱼岛的偷猎行为，井泽弥喜太向中方谎称他是去八重山运煤而遇到风暴。但他得救后到日本驻上海总领馆时则如实向日方汇报说他是去“胡马岛”运米途中遇到暴风，在中国沿海获救。当时，日本官方和民间一起将钓鱼岛伪称为“胡马岛”，这是个隐语。所谓“胡马岛”，日语的发音为“KOBA JIMA“或”KUBA JIMA”，是借用了琉球群岛中庆良间诸岛的“久场岛”日语发音，又伪造了汉字岛名。（现在日本把黄尾屿改称为“久场岛”，导致与原来的“久场岛”重名。）1894年甲午战争之后日本殖民统治台湾50年。1896年9月起，日本政府把钓鱼岛租给古贺辰四郎开发，而实际登岛开发的组织者正是井泽弥喜太。他的长女井泽真伎出生在黄尾屿，她曾于1972年1月8日留下了历史证言，证明钓鱼岛属于中国。井泽真伎在证言中明确指出，钓鱼岛是日本在甲午战争时连同台湾一同从中国抢来的。既然日本接受了波茨坦公告，就应将钓鱼岛归还给它的故乡中国。
我近年来查找到的日本外交档案证明，井泽弥喜太确有其人其事。这些日本外交档案记载的人物名称等，与一般文献记载的“伊泽弥喜太”不同，而与井泽真伎的历史证言记载完全吻合。总之，中日之间虽然有着恩恩怨怨，但毕竟还有具有良心的日本人为中日两国世代友好提供了珍贵的历史证言。如果我们不向世界披露这些事实，日本公众就会继续受蒙骗，被误导。日本就可能出现甲午战争前10年的情形。所以我们既要谈和平发展，又要与世界对话，让世界了解真实情况，这样才能维护好中日两国关系大局，和平解决两国之间的领土争议。谢谢大家！
姚遥：谢谢刘江永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