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成兴:国企存在的意义主要是稳定民心和平衡市场


来源:凤凰国际智库

李  江,凤凰国际智库研究员/采

陈诗雨,凤凰国际智库助理研究员/翻译、整理

【编者按:9月10日,主题为“中国的长征路”的伦敦政经中国论坛在北京召开。凤凰国际智库研究员李江专访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关系学院经济学教授柯成兴(柯成兴)。以下为专访原文。】

希望中国房市不要变成令人上瘾的毒品

问:有人说中国的房市就像毒品,政府已经上瘾了。您怎么看这种说法?

柯成兴: 我同意。我不记得这个毒品的比喻是来自于哪里了,但我记得它也曾用于比喻其它的一些政府政策,譬如几年前大家用来比喻政府投资,政府对投资上瘾就像人对毒品上瘾一样。一旦经济出现颓势,政府就注资,最后投资占了整个GDP的50%。所以那时投资对政府政策而言就像毒品,但我不清楚房市是不是也是这样。

政府干涉市场的目的也是为了取悦人民、照顾投资人。所以这和对投资的依赖是挺像的。但这也让我想起了股市问题。2015年7月到2016年1月间,上海和深圳的股市上涨非常快,政府对此也抱有鼓励的态度,当时我也是支持政府的。但由于人们对股市的依赖开始变强,上瘾性也开始体现了出来。同样对于房市也是这样,所以我认为一个以实现人民福祉作为首要任务的政府,对房市行为也一定要非常重视,因为房市会直接影响人民的生活。另外出乎我意料的是,在我看来,中国政府对人民的意见非常重视,譬如非常强势地干涉房产市场。然而政府必须意识到房产市场类似毒品的上瘾性,避免最终作茧自缚。我并不是反对政府的政策,相反我是个主张干预者,但在我们还未搞清楚房市原理和波动规律时,如果政府贸然插手且未能奏效,房市危机加剧,政府就会迅速失信于民。而政府的信用是相当重要的。因此我希望中国房市不要变成令人上瘾的毒品,政府也应珍惜信用度,把眼光放得更长远,在不得不干预的时候再插手,而非主动干预市场。

所有国家的房市其实或多或少都有问题,因为住房是人的刚需,从房市诞生的那一天开始,麻烦也一并而至。但我认为,中国房市的问题只有一部分是源于产能过剩,另外一大部分是因为分配不均。平均而言,即使根据收入调整后,中国的住房消费其实比其它国家低很多的,所以人均住房面积也相应小很多,所以我认为大部分的问题其实在于分配不均。中国还有一大部分贫困人群,譬如西部地区的居民,当他们的收入水平提高,或移民趋势产生或由于其它经济因素影响,他们对住房的需求就会提高。第二点,房市的波动问题的确是个棘手的难题。在我看来,房市的大幅波动主要源于投资者的心态变化,或者说是谣言带来的恐慌,而非市场或者人为的影响。而这个波动必须要有一个底线,的确这个波动幅度是过于巨大的。但我不会觉得供给过剩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当人民富裕起来后,他们的需求增幅一定会大于房产供应速度的,也会远远高于目前。

问:您认为限购会对房价起到遏制作用吗?

柯成兴: 这个问题非常难回答。一方面中国政府比其它西方国家更强势一些,另一方面中国人民的购买力上升也是非常迅速的。即使有政府的管控,房市问题也非常难解决。我认为房市的上升压力仍旧会持续,且波动问题目前没有清晰的解决方法。但我认为中国政府目前有其它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假设把政府亟需解决的问题排个序,从一到七,房市问题我认为只能排到第五或第六位。房市难题现在还没有成形的解决方法,所以中国人民可能还要学会适应这种波动和不确定性。不过奇怪的是,虽然股市、汇市波动也非常剧烈,但我认为这些波动比中国房市更容易理解一些。我认为,如果要找一个角度入手解决房市问题,运输链的改革是个很好的切入点,不仅是信息结构,更是核心系统的改革。如果劳动力的迁移成本降低并且更加便捷,中国房市的一体化程度就会加快,房价也许就会更稳定。而且信息结构的改良和户口政策的改革也会带来人口迁移频率的加快,这可能比单纯地限购要好得多。

问:有人批判说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的收入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土地财政等,您对此怎么看?

柯成兴:这个中国财政收入的问题的确非常重要。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许多地方政府扩大了它们的资产负债表,也有许多地方政府破产了。历史上有非常多政府是通过发展房地产市场挺过去的。我认为这个问题非常大。一方面它通过建造超量房子从而刺激了经济增长。这其实是很另类的。我们通常说政府增收,经济紧缩。因为政府收入主要来源于税收,而提高税率会损害投资等商业行为的发展。但在我们的例子中是相反的,政府通过卖地来增收,反而刺激了经济发展。这就涉及到了刚才我们说的问题,房产供给过剩。如果说这13亿、14亿中国人对房产的需求仍然很大,那这就是个好事情,这解决了地方政府融资难题。但如果供给过剩问题的确存在,未来的房市泡沫就是非常危险的了。所以我们先回过头看看房市的现状。我们看到,在深圳或其它一线城市的夜晚,许多房子从不亮灯,因为这些房子没有人住。所以就要问个问题,这是供应过剩吗?还是分配不均?如果是后者,那么提高人口迁移率,让四川或其它地区的人有机会到深圳工作从而搬入这些空置的公寓,岂不是一石二鸟?我许多同事认为中国房市供给过剩早已是巨大的泡沫,但我还是抱有疑虑,因为对于收入而言,中国的人均住房面积如此之低,许多中西部地区的居民购房潜力还很大。但这很难说,仍有两面性。

国企存在的意义主要是稳定民心、平衡市场

问:另一个关注度相当高的话题是中国国企改革。现在主要有两种声音,一种认为应大量并购国企从而促进市场化,而另一种声音认为国企并购可能会导致垄断、过度监管,也对新兴市场的发展不利。您怎么看?

柯成兴: 这个问题非常好。现在有非常多国家在观望中国的经济改革,至今中国经济发展非常成功,但国企是一个很大的障碍。我个人认为完全放弃国有企业并非一个好的选择,然而所有企业全都国有也很糟糕,而是需要有个折衷选择,需要权衡。我是少数反对完全废除国企制的人之一。虽然事实上国企的生产效率的确比私营企业低下,但它存在的意义主要是稳定民心、平衡市场。虽然对市场经济而言,生产率很重要,但增强市场稳定性、减少失业率和控制外部变量也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和政府,都更应该思考国企在经济活动中应担当何种角色。而另一个问题,整合国企会否带来垄断问题?也许会,但若分情况讨论,这可能不是坏事。经济活动中许多业务都有垄断特性,而如果这些垄断都可以被政府合理掌控,则就是好事。譬如,供水公司是国有企业,我们不需要供水公司为社会提供高额利润,但由于政府直接管理,降低了水质污染,化学物残留的可能性。许多可再生能源的公司都为国有,这样可以降低市场价格,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所以在面临国企问题时,我们不能单纯讨论是否应该废除该制度,而要先问一句:国企在市场中的作用是什么?

问:所以您认为中国政府有一个清晰的计划了吗?

柯成兴: 我认为从目前来看可能有。十三五提到了废除部分国企。但我认为在订立一个清晰的计划前,我们必须要先问政府一个问题,国企的功能到底是什么?不是问它们的产出增减,而是问执政者对于中国经济未来的考虑,到底什么才是对的,他们到底希望国企做什么,然后我们才能合理规划国企的发展道路,废除还是增加,希望他们改革、并购还是其他。但许多人考虑的是希望国企能和私营企业一样高效,这就不是我们的本意了。

问:淡马锡模式曾经在中国非常热,被认为是国有企业改革的一种方向。

柯成兴:这也是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因为淡马锡是个很封闭的企业,它从来不公布它的经营机密。所以新加坡有许多人想要推动信息透明化。但是政府也从中看到了利益点,譬如淡马锡这样的国企就可以很好地保护机要秘密。新加坡的国企发展就非常好,许多国企有内部竞争,譬如淡马锡(Temasek)。淡马锡有相当高比例的国有股份,也同时持有多家Uber等私营出租车公司的股份,内部互有竞争。所以它其实有双重身份,我们也不可能因为淡马锡是国企就废除它。我认为国企非常重要,就从新加坡这个案例就能看出来。今天早上我做了一个演讲,关于中国市场需要更多还是更少自由。似乎大家都觉得应该完全放开管制。曾经美国人就给我们画了一个大饼,一个完全自由的市场。但其实我们不能完全借鉴他们的做法,我们的心态要更平和一些。举个例子,政府仅仅告诉人民,市场至少要有20%的国有企业,大家就会想:“国企的政治权力太大了,我们要不要废除全部的国企呢?” 但如果你把国企的功能告诉人民:“我们需要守住能源,需要稳定经济,因此我们需要30%的国企来经营这些能源。”大家就不会再有异议。这就是我要说的,不要光谈废除还是增加,没有用。中国目前对国企和私企的比较声音也开始多了起来,这是好事,也能看到政府到底是如何看待国企的。

西方正在经历国家自信的剧烈波动

问:两年前您曾经与Michael Cox教授也有一场非常精彩的辩论。刚才我们谈到了中国经济,就像您所说和十年前相比,中国经济并未衰退,那您认为世界权力更替的速度变慢了吗?

柯成兴: 如果要快速回答的话,否。我不觉得这个速度变慢了,反而是加快了。第一是经济实力的更替。像刚才我们所说,中国目前的增速是6.5%,但比十年前,新的市场增长了3倍,3倍多的新市场意味着中国的资产池对世界的吸引力也增大了3倍。而由于西方国家的增速非常慢,这种吸引力可能还要再放大。但Michael Cox和一些学者认为经济的影响不足为惧,而且他们觉得西方国家获得诺贝尔奖的次数更多,证明它们的国家实力也更强。的确没错,早先美国是获得诺贝尔奖最多的国家,西欧也有非常多。但中国近期获得了它的第一个诺贝尔科学奖,而且在文学和文化领域更是证明了这一点——近段时间中国两部科幻作品拿到了两个雨果奖,《三体》的设定非常有创造力,《北京折叠》也是很精彩的作品。其实这也说明了中国已经是个很开放的国家,就像《北京折叠》其实并不仅仅描述了未来,也在影射当下的社会问题。我曾和一位软实力学者Joseph Nye有过一次对话,他常常说,中国政府可以加强中国的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但软实力只能来自于中国人民自身。而中国人民正在在艺术、文化和许多别的方面迅速提高中国的软实力。我近期看过一部有趣的电影,其中提到,几十年前大家都说如果你去了美国,要想尽办法留下来,好好学习,努力工作,不管怎样都要竭尽全力留在美国,因为美国是创造机会的地方,而如果你什么都不行,就找个美国媳妇儿吧。后来我想,也许未来有一天,我们能看到世界人民都在思考怎样找到一个中国人结婚从而留在中国工作。我认为这个想法并不遥远,当中国的软实力、企业实力都开始迅速上升,中国企业、银行占世界的比重日益上升的时候,这个时代就到来了。这时候,不仅仅是中国超越了美国,而是整个东亚超越了整个大西洋。在以前,有很长一段时间世界的金融中心是伦敦和纽约,但今年,纽约仅仅排到了第三位,第二位是新加坡。假如说亚洲作为一个整体是个非常美妙的故事,那么中国的成功会是这个故事中最重要的一个章节之一。但中国也不能因此沾沾自喜,它还要作为亚洲的领头人带领其他亚洲国家走向成功。

所以谈到权力转移,我想对Michael Cox说,世界的权力转移已经开始了,而且将会越来越快,尤其是科学、文化和软实力更替更是会越来越强势。更重要的是,这种更替并不仅仅存在在美国和中国的竞争中,更是跨大西洋与东亚国之间的更替。美国人常会忧虑自己国家的未来,忧虑无法再持续过去五十年的辉煌,但我觉得他们不应该忧虑这点,他们需要担心的是西方国家正在丧失自信的问题,自信的丧失对世界而言是致命的。我们谈的权力转移也是和自信有关。在全球化以前,美国还是维持世界贸易秩序的大哥,而中国也对此乐见其成,因为中国和别的东亚国家一样,崛起于自由贸易。但现在美国已经不再是了。而我们看向英国,1700万英国公民投票离开了欧盟,因为他们不想像其他欧洲国家一样一体化,他们忧虑移民,忧虑他们的成功被平均分享,他们开始越来越走向封闭。我认为西方正在经历国家自信的剧烈波动,这也意味着权力正在迅速向东方国家转移。

问:即使中国每年的GDP涨幅都在减少,您依然对权力转移的前景如此乐观吗?

柯成兴:中国的GDP增速降低了,它将迎来一个在6%到6.5%之间的新常态,可能还会低于6%。如果有7%,可能就要欢天喜地了。这是一个新常态。10年前,如果我们看到GDP低于12%,大家就要开始恐慌,但现在的6.5%增速比十年前的12%要更好。因为中国十年前和十年后的人口数不一样,中国的人口增速降低了,所以虽然十年前的GDP增速有12%,但经济总量只有2万亿美元,而现在有12万亿美元,增长了6倍。所以从数学上来算,中国现在的市场比十年前大了3倍多,也有更多的机会。所以我认为我们需要放平心态,无需恐慌,6.5%虽然不如预期那么高,但仍旧在可控范围内,比目前的环境危机要易于解决得多。如果仍有恐慌,我认为是对工业制造业密集、出口导向模式变化的恐慌,但这种模式已经过去了,美国和西欧也不再是完美的出口市场,我们应更考虑一些发展迅速的亚洲经济体,且中国的进口也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这些国家。所以我认为恐慌应来自于经济重构问题,而经济重构也不仅仅是我们所说的在制造服务业、投资和消费间寻找平衡,而是要更加集中化,集中于世界的快速增长中心,在这里,在东南亚。因此我对GDP增速的降低并不恐慌,因为现今仍有许多机会,但我们需要改革,譬如一带一路、海上丝绸之路、亚投行(AIIB)等,这些改革都是非常积极的,如果改革有效,对中国而言会是一个长期的新增长点。

问:问一个私人问题,为什么您三年前开始研究国际关系呢?

柯成兴: 我对许多人说过国际关系的重要性。这其实是个非常重大的经济问题。我常常用可怕的故事来吓我的学生,刺激他们花更多精力研究国际关系。这就好比你研究政府经济或者宏观经济,或者不管什么经济,你都是为了让经济运行更加良好,更加高效。我现在给你一个世界上经济发展最迅速的例子——中国,或者你觉得格局太大,我们就说新加坡,它的人均GDP已经超过了美国。那么你认为中国现在面临的最大的阻碍是什么呢?是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这个芝加哥科学家说中国和美国要打起来了;是经济学人报,它说世界要警惕中国的货币已经走向了国际化,而这些人和我们遵循的准则不一样。但不管是像Mearsheimer这样的现实主义者还是经济学人报这样的危言耸听,他们都不比我们更了解国际政治,也不了解我们为了发展新型经济而做出的努力。我们曾去往印度的农村,给那里的穷人带去药品和书籍,我们试图将他们从一生贫困的命运中拯救出来。我们为此做了这么多,但又如何呢?如果Mearsheimer是对的,现实主义者们是对的,新兴国家的崛起锐化了世界矛盾,甚至带来了武力冲突,这将比我们把错误的书籍送给印度穷人导致的结果更加更加可怕。我就是为此研究了国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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