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家读特朗普系列6|中美贸易战风雨欲来,中国如何打痛特朗普?


来源:凤凰国际智库

编者按:

2016年年末,在中国国际新闻板块中,满屏皆是“特朗普”,即便观者早已对“特朗普”产生倦怠和疲劳感,但也无可奈何——这位美国新总统的一举一动都是大新闻。

“四处点火”的特朗普在贸易政策和汇率问题上炮轰各国国家,近期颁布的“禁穆令”更是引发全世界哗然一片,这位“推特治国”的总统还遭到万余人留言,声称要“刺杀特朗普”。

拂去特朗普的碎片化言论报道,对中国来说,更应关注的是:一场中美贸易战将要打响。

风雨早已来,自2017开年,中美贸易纠纷接踵不断。

据媒体报道,今年1月18日,美国商务部一口气做出3起反倾销和反补贴终裁。对中国出口美国的非晶织物征收162.47%反倾销税和48.94%-165.39%的反补贴税,对中国普碳与合金钢板征收68.27%的反倾销税率和251%的反补贴税,对硫酸铵征收493.46%的反倾销税率为和206.72%的反补贴税。

1月30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维持对中国生产的三星与LG品牌家用洗衣机征收高额关税裁决,称这些产品的售价低于成本,损害了惠而浦等美国家电厂商利益。ITC一致投票决定对这些产品征收最高达52.5%的关税,该关税水平将保持五年。

2月2日,美国商务部就对华不锈钢板带材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做出终裁,裁定中国企业63.86%-76.64%的反倾销税率和75.6%-190.71%反补贴税率。

评论称,中美两国贸易关系目前因中国玉米补贴以及钢铁及铝出口而处于紧张状态,若紧张状态恶化,中国的报复目标可能包括波音公司、通用汽车和美国农产品出口,也可能借助某些非正式贸易壁垒进行报复。此类措施因极具技术含量而难以在世贸组织内予以反制,却能损害美国出口商。

特朗普所主张的一系列带有保守主义和孤立主义的经济政策被称为“特朗普经济学”,他言之凿凿的“美国优先”(American First)说辞,是否会在与中国的贸易战中变得不堪一击?

日前,清华大学全球共同发展研究院发布了题目为《“特朗普经济学”与中国:一场不可避免的“经济战”?》的报告。报告的两位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李巍副教授和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的张玉环,对于“特朗普经济学”的思想来源、具体内容和对中国的影响进行了详尽分析。凤凰国际智库获得授权,将报告内容精编,与各位读者分享。

特朗普一定会拿中国开刀

特朗普政府更倾向于“内向型”经济政策,其中对外贸易政策、产业回迁等可能会对中美经贸关系产生较大的不利影响。特朗普曾多次提及中国,指责中国是“汇率操纵国”、“抢走”美国就业岗位等,虽然特朗普很难实施对中国实施极端的贸易保护政策,但是拿中国开刀不可避免,中美经贸关系将面临严峻挑战。

第一,特朗普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毫无疑问将加剧中美贸易摩擦,而且在2017年中美之间有可能爆发“贸易战”。特朗普在竞选阶段提出要对中国实施更严格的贸易保护政策,宣称要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对中国采取更多反倾销反补贴的贸易保护措施,并对中国产品施加45%的关税。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研究表明,特朗普的对华贸易保护政策如果实施,中美之间可能会爆发贸易战。可以预见的是,特朗普的极端贸易保护政策将会对中美经贸关系产生破坏性影响,不仅会动摇二战以来以自由贸易为基石的美国信条,甚至会引发全球范围内的贸易战。虽然特朗普的对华极端贸易保护政策可能只是吸引选民的噱头,但是从特朗普的行事风格来看,不能放松对其实施对华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警惕。特朗普会持续将国内经济就业与对华贸易联系起来,这只能进一步加深国内的贸易保护情绪,加剧中美贸易摩擦。

第二,除了“贸易战”之外,中美之间还可能爆发“汇率战”。特朗普在竞选阶段宣称要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根据美国《1988年汇率和国际经济政策协调法》,美国财政部每半年会向国会提交一份国际经济和外汇政策报告书,并通过国会发布。从1989年至1994年,中国和韩国都曾被美国评为“汇率操纵国”。但是在1994年之后,美国财政部就没有再将其任何一个主要的贸易伙伴列为“汇率操纵国”,美国财政部官员也曾公开表示“这种称谓过于政治化”。不过,2003年之后,美国国会不断有议员施压财政部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尽管财政部一直没有没有采纳这些议员的建议,但仍然给中国的汇率政策产生了巨大的压力。特朗普上任之后,难免不会和国会部分议员合谋重新挑起人民币汇率问题。

第三,特朗普强化制造业发展将给中美经贸关系带来多方面的复杂影响。奥巴马政府上任以来,实施了多项政策恢复国内经济,使美国成为较快走出金融危机阴影的发达国家之一。其中,促进制造业回流、“再工业化”等试图改变美国产业“空心化”状态的政策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强化制造业回流也是特朗普关注的重要经济战略。促进制造业复兴有利于创造国内就业机会、推动美国经济发展,其对中美经贸关系带来的影响也需引起重视。

美国或成导致中国资本外流的黑手

美国强化制造业回流对中美经贸关系也会产生一定影响,首先,美国对华出口动力增强,美国政府会施加更大压力要求中国开放市场。美国政府一方面采取鼓励政策吸引制造业回流本土,另一方面也出台新的对外贸易政策增加出口。特朗普在重振制造业的同时,可能仍会采取有力政策扩大对华出口,减少贸易赤字。

其次,中美双边投资逆转趋势增强,影响中国金融安全。奥巴马政府鼓励美国企业“选择美国”,同时吸引外资进入美国,投资美国的制造业和基础设施建设,而中国也是美国政府确定的“选择美国”十大投资来源地之一。这一政策若能延续,则会进一步增加中国对美直接投资。不仅如此,最近一两年,中国经济形势前景不明,国内外对中国经济走势的疑虑增加,人民币面对较大贬值压力;相比之下,美国经济企稳,美元相对稳定,这都将促进中国对美投资的增加。2015年,中国对美直接投资连续第四年超过美国对华直接投资,这一趋势可能会持续下去。2015年中国在美投资总额逾150亿美元,创历史新高,2016年中国在美投资有望翻番。

相对来说,美国对华投资则会受到限制,一是特朗普政府可能会出台更多政策限制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二是中国营商环境对美国企业的吸引力逐渐降低,美企可能会将生产基地转移到成本更低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如果中美之间的生产性资本流动的逆差趋势进一步扩大,将进一步带动中国的资本外流,影响人民币国际化,甚至给中国的金融安全带来隐患。

再次,特朗普复兴制造业将加剧中美产业竞争。过去三十年,中美经济关系的空前大发展是建立在中美产业高度互补的基础之上。但近几年,中国的产业结构和出口结构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一方面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已经在全球失去竞争优势,另一方面中国的产业升级取得了一些成效,中国正在全球价值链上向高附加值的方向攀登。而美国的制造业复兴和回流,意味着美国将加大对高端制造业的争夺,中美之间的经济关系正在从之前的产业互补性关系转变为竞争性关系。特别是在中国制造业成本相对于美国优势日渐丧失的背景下,美国针对中小企业的减税计划,将对中国制造业构成强大压力。

经贸不再是中美“压舱石”,反成“政治武器”

第四,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BIT)前景存在不确定性。中美BIT是两国目前进行的最重要的双边经贸协定谈判,旨在解决双边投资中存在的问题、促进双边投资深入发展。

中美BIT谈判仍存在较多阻碍。一是中美双方就BIT谈判内容存在分歧,负面清单谈判尤其艰难。中方关切美国将国家安全、重要技术等列入负面清单,美国希望中国扩大金融、通信等市场的开放程度,推动负面清单谈判完成仍需中美双方做出妥协和让步。二是特朗普当选总统为中美BIT谈判增加不确定性。中美BIT对美国投资、贸易和就业意义重大,特朗普政府继续进行BIT谈判的可能性较大。尽管特朗普曾发表过攻击北美自贸协定和TPP的言论,但他从来未就谈判中的中美投资协定公开置评,这表明特朗普今后几年更有可能推动中美投资协定谈判,因为这不会被认为是违背竞选承诺。但是鉴于特朗普将中国作为最主要的贸易“对手”,美国有可能在谈判中提高要价,特别是针对中国国有企业的赴美投资设置更多壁垒,从而为谈判增加更多障碍。我们估计,未来两年里,BIT都将难以获得进展。

第五,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将面临重大不确定性。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前身为小布什政府时期由时任中国副总理吴仪和美国时任财政部长保尔森发起的一年两次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后在奥巴马政府时期改为一年一度的战略与经济对话。这表明,无论是共和党政府还是民主党政府都对维持中美两国政府职能部门的沟通渠道具有强烈的共识,而且这一大型对话机制也确实发挥了增进相互了解和加强政策互信的重要作用。但是,特朗普的幕僚团队已经对外释放了信息,认为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完全是浪费时间,形式大于内容,美国新政府更希望就具体的政策议题进行专题研讨,一个议题一个议题的解决,而不是像过去一样举行大型政府间对话。这意味着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前景不明,运行了八年之久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面临夭折的危险。

第六,中美经贸关系可能重新被高度政治化。经贸关系不再是两国政治关系的“压舱石”,反而成为一种“政治武器”或“政治砝码”,这将进一步加剧中美经贸关系的不确定性。近年来,中美战略竞争趋势进一步明显,中美在台湾问题、南海问题、东亚安全秩序以及全球治理等重大问题上都有短期里难以弥合的分歧。特别是随着具有台独倾向的蔡英文担任台湾地方领导人,曾一度缓和的台湾问题将重新成为中美政治关系议事日程的头号问题,而从目前来,具有冒险性格的特朗普将不会放弃在台湾问题上火中取栗,捞取经济上的好处。在过去十多年里,中美政治关系和中美经贸关系一直保持两条腿走路的基本格局,政治与经贸总体上互不干扰。但在特朗普任内,美国将会重新将经贸关系和政治关系捆绑,这导致的结果是,美国会以“政治牌”要求中国给予经济利益,而作为回应,中国则不得不以“经济牌”要求美国进行政治让步。

总之,从目前的形势来看,中美经贸关系有可能在2017年遭遇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以来的最为艰难的一个时期。

清华大学全球共同发展研究院,成立于2016年,是清华大学采取政学企三方合作模式建立的研究机构,旨在整合国内外资源,推进全球发展研究,提出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提供公共产品。

秉持开放、包容和共赢的理念,研究院聚焦中国与世界共同发展的主题,依托清华大学,搭建全球平台、组建全球团队,构建全球网络,培养全球人才,推进世界秩序与中国方案、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与现代化、全球创新网络与共同发展的研究,推动标志性的全球共同发展行动案例,致力于建设世界一流的思想库和行动库。

研究院出版《清华全球报告》(GlobalReportof Tsinghua)、《清华方案》(Tsinghua Initiative)、《清华视点》(Tsinghua Perspective)等出版物,并与哈佛大学、乔治城大学、剑桥大学、东京大学等世界一流大学合作,共建全球范围内的中国研究中心网络,为推动中外思想交流、智慧分享和文明对话服务。

[责任编辑:王勇 PN0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