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点2017年两会， “如何振兴实体经济”当属今年的“网红爆款议题”。
毋庸置疑，实体经济是国家本钱，同样是立国之本。中国各家千亿级公司的企业家代表们同样为它“操碎了心”。
全国政协委员、伊利集团董事长兼总裁潘刚提交了两份关于“着力振兴实体经济”和“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他迫切呼吁说，振兴实体经济已经走到紧要关头。
全国人大代表、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也直指“经济的虚实之争”。在接受采访时他表示：“互联网是把双刃剑，能帮助实体经济发展，但做得不好的话，对实体经济伤害也比较大。”
不难发现，代表们的关切核心直指：“实体经济如何破局？”
答案似乎简单——“创新”。
正如3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说，要以创新引领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实体经济从来都是我国发展的根基，当务之急是加快转型升级。” 他表示，要打造面向大众的“双创”全程服务体系，使小企业铺天盖地、大企业顶天立地，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竞相迸发。
答案同样复杂——如何创新？
就在近日，一个“潘刚之问”的话题热度飙升，他问的是：“中国的乔布斯在哪里？”拷问的就是中国创新发展方式的出路在何方。
实体经济vs虚拟经济，水火不容？
值得注意的是，与去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4次提到实体经济不同，今年的报告中，7次提到了实体经济。就在3月6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记者会上，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张勇表示，虚拟经济产生于实体经济，也要服务于实体经济，这个原则是不能变的，政府在制定政策措施当中,也要始终坚持和贯彻这个原则。
“振兴实体经济”成为今年的“网红议题”，实则这一问题早已热议许久，其并非一夜爆红。近年来，发展实体经济愈发受到各个发达国家的重视，并被视为经济复苏的关键动力。国家主席习近平也多次强调，国家强大要靠实体经济。但事实上，由于实体经济面临创新能力不足、综合成本持续上升以及部分资本对实业的负面冲击等问题和挑战，严重制约了国家实体经济持续发展和转型升级。
有分析指出，经济运行中存在各类矛盾和问题，特别是这些矛盾和问题的根源在于——重大结构性失衡，与此相对的即为经济的“虚实之争”。比如实体经济结构性供求失衡，一方面产能过剩，另一方面许多产品又供给不足；再比如金融和实体经济失衡，房地产和实体经济也产生失衡，“脱实向虚”的问题突出，实体经济受到挤压和伤害，推高实体经济的成本，使收益率不高的实体经济雪上加霜。
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之争早已有之，在今年两会上更是引爆了一场“论战”。全国人大代表、广东马可·波罗陶瓷有限公司董事长黄建平公开表示炮轰淘宝伤害实体经济，称其严重扰乱其价格和服务体系，是对实体经济的釜底抽薪。淘宝则回应说，淘宝网是百分之一百的实体经济，实体经济搞得好有我们的“功劳”。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在接受凤凰国际智库采访时表示，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肯定是冲突的。他分析说，当国家经济被虚拟经济占据，就没有实体经济。当全部人才都流向了虚拟经济，就不会流向实体经济。
“为什么美国1990年以来高技术制造业在持续下降？2000年到2006年美国的所有技术领域和发明专利申请都经历了全面的下降。就是因为资金和人才全部都投到了虚拟经济，企业都奔向了虚拟行业，教训就是2008年的美国经济危机”，他说，“挣钱的人都在炒房、炒资本，然后炒出虚拟泡沫，那么大家都是‘这个人’的话，国家怎么可能有未来？”
新供给主义经济学创始人、万博经济研究院院长滕泰同样强调要警惕“泡沫经济”，他在接受凤凰国际智库采访时同样指出，不能太过分强调“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划分。
“在全球经济学教学体系内，实则没有‘虚拟经济’这个名词。可以把金融叫虚拟经济，甚至可以把互联网经济叫做虚拟经济，比如观察美国经济发展，如果都要去警惕金融和互联网的话，那美国还发展什么？美国的经济动力来源，一个是硅谷，另一个就是华尔街。”他说。
很多人谈到实体经济时，出现概念上的偏差，一旦强调实体经济，很多人首先想到物质财富，但金融产品、文化产品、信息产品、服务业产品，他们都不能称得上是物质财富，但他们都是实体经济的一部分。
把互联网和商业流通等同于虚拟经济，一直是虚实之争的焦点。今年1月4日，李克强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就提醒说，要正确认识“实体经济”的内涵：“‘实体经济’是一个相对于‘虚拟经济’的概念，不是仅仅包含制造业，而是涵盖着一二三产业。网店是‘新经济’，但直接带动了实体工厂的销售；快递业作为‘新经济’的代表，同样既拉动了消费也促进了生产。这些典型的新经济行业，实际上都是‘生产性服务业’，都是在为实体经济服务，也是实体经济的一部分。”
如何振兴实体经济之“实”？
与其过分关注经济的虚实之争，不如观察实体经济本身如何苦练提振内功。
事实上，从2012年的十八大开始，就已提出了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牢牢把握扩大内需战略质点，中国的实体经济转型就已开始推动。
振兴实体经济的关键在哪？企业、政府、学界都发出不同声音“开药方”。
正如潘刚在提案中指出，国家亟需出台一篮子政策，从创新扶持、降低企业成本、完善资本市场法律法规等方面，促进实体企业的健康发展，振兴中国实体经济。
他建议在创新方面“双管齐下”，“一方面由政府主导，联合各行业的龙头企业和民间资本，在全国各地共同设立一些产业创新研发中心，重点突破那些具有行业共性的关键性技术；另一方面，继续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保障企业能获得创新投入应有的回报，从而提高企业的创新意愿和积极性。”
对于成本问题，他提出政府应当“两法并用”，在继续做“减法”的同时大力做“加法”。做“减法”就是全面清理整顿行政事业性收费，继续加大对各种违规收费查处力度，有效降低企业运营的制度性交易成本。 “加法”则是“积极发展直接融资渠道”，包括：推进资产证券化创新发展，规范发展区域性股权市场等等， “这样也可以帮助实体企业在很大程度上降低融资成本。”他说。
来自政府的声音同样表达出——解决经济脱实向虚中国有办法，将会从三方面振兴实体经济。张勇表示，具体到发改委，在提振实体经济方面主要围绕提高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做到“四个着力”：着力补齐短板，增加有效供给；着力进一步简政放权，减轻企业负担；着力实施创新驱动，转换发展动能；着力化解过剩产能，清除落后产能，使市场能够更加持续健康，使实体经济发展得更稳健。
经济学家在接受凤凰国际智库采访时，不约而同地表示——中国的实体经济走到今天，应对它的突破口毫无疑问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前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告诉凤凰国际智库，实体经济要振兴，关键在供给侧改革。供给体系效率提高的改革，也是现在的最大难点，这一个历史性考验。“具体要贯彻.‘全面改革六十条’的部署和落实，尽管‘六十条’是力度空前的文件，但可以看到，现在的执行还明显跟不上中央的要求。”他说。
“国家的积极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国制造2025都是振兴实体经济的具体措施。国家在振兴实体经济上，无论是从实际还是从理念上都是非常明确的。 ”张燕生告诉凤凰国际智库，“当前中国的经济问题就是结构型的，根本出路是改革，也就是供给结构性改革。”
张燕生表示，推动实体经济转型的核心有三点。
一方面，要从过去的代工转向自主生产。过去加工整装更多是以代工形式，知识产品、品牌和渠道都不是自己的，主要是靠农民工、土地、环境资源的投入来参与全球供给的供应链和价值链的竞争，要转变这一局面。
另一方面，要从过去强调的速度和规模，转为强调质量和效益。产业结构要从过去低端转移到中高端。经济增长动能要从汗水驱动要转变成创新驱动。“如果停留在旧常态，企业就可能像温水里的青蛙一点点走向死亡”，他说。
此外，强调对于市场的明确判断。当下经济矛盾主要方面是供给端，经济结构、体制结构、技术、产业、经济、制度结构都需要变化。这是一个中长期调整，需要十年左右的调整期。
滕泰评论说，最终的出路还是要通过新供给创造新需求。当油门踩到底后如果汽车还在减速，驾驶员一定会停下来看看发动机有无问题。经济也一样，当需求侧的刺激油门效果递减后，必须启动供给侧改革。“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出口）并非财富之源，只有回到生产侧（也就是供给侧的土地、人口、资本、技术、管理五大财富源泉）才能真正把握中国经济深刻变革的具体方向。
他表示，从短期来看，应该迅速降低一些企业的刚需（要素）成本，比如说税收和融资成本，这是关键。“每降低一个点的税率，就会有成千上万家企业焕发出勃勃生机。所以从发动机角度来讲，重点之一就是给企业降成本，而降成本最快的就是减税。”
而从供给侧角度来看，一些供给约束和供给抑制需要被取消。“该取消的取消掉，经济的活力就会迸发出来，经济增速就会提高。改革要改什么？实际上就是解放生产力，一条条绳索把生产力给束缚住了，很难往前跑。”他说。
落“实”关键——打造中国乔布斯
不论是谈改革、谈松绑，谈“提质增效”。所有的改革措施，其最终落点都在于对品质和创新的追求。“打造中国的乔布斯”，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以乔布斯这样一位代表创新的“标杆式人物”为意象，直指对“中国创新”的期待和渴望，拷问的就是中国创新发展方式的出路在何方，以及对既有创新精神，又追求卓越品质的实业企业家。
中国到底有没有乔布斯？
一个被反复提及，苦苦追索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出不了推动产业变革的顶尖企业家？反过来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环境孕育了乔布斯这样的创新大师呢？
滕泰表示，所有的技术创新，需要制度环境这一土壤，即：制度上保证创新。政府能做的其实就是扮演好政府的角色，健全各项制度，取消约束创新的一些制度。 中国的乔布斯也好，各项创新技术也好，不断出现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就像市场的进化，是该出现的时候自然就会出现。
他建议说，在持续创新方面，政府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比如孵化新产业，各地有一些产地基金，政府配套资金，对于孵化作用非常有益处。
贾康同样强调了需要制度保证以推动创新。他分析称，事实上，中国的环境确实与乔布斯所处的环境有巨大制度差异，需要配套改革优化制度环境、能够公平竞争、充分的遵循创新规律，让大家能够调动潜力活力去创新发展。
张燕生认为，像任正非、董明珠、马云他们都不亚于乔布斯。如今的中国再也不是后发优势的追随者了，开始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展开先发优势，跟世界顶尖的跨国公司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开始竞争了。
他表示，创新需要资金保障和支持。“2015年，中国的研发强度2.1，全国投入在研发创新的资金约为1.4万亿，如今，深圳的研发强度已达到4.1，在世界范围内仅次于以色列，杭州的研发强度超过3，广东全省的研发强度达到了2.6…..中国的创新驱动正在一个全面提升和发力的阶段。它如果持续10年、20年，中国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向经历新常态和新趋势进行转型。到2020年，中国的研发强度或会达到2.5，2025年，中国的研发强度可能达到2.7，也就是美国2017年的水平。”
张燕生预测，10年后，中国的研发的强度将达到美国的水平。10年后，真正的“中国乔布斯”会出现。“过去，中国的很多企业家还是效法和模仿型，10年后，‘乔布斯’在中国也就是个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这类人会在中国出现很多很多。”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