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岛战云|美国对朝鲜究竟是谈是打?中国的判断和引导很重要


来源:澎湃新闻网

特朗普政府就职之后,美国的朝核政策似乎迎来一个转折的时刻。较奥巴马的“战略忍耐”而言,特朗普显示出对朝核问题的高度重视。其政府就职以来,其国防部长、国务卿已先后访问韩国,而副总统彭斯目前正在半岛访问。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之后,特朗普不但通过推特继续喊话,而且多次警告朝鲜。在朝鲜举行纪念金日成诞辰105周年、外界猜测其可能举行核或导弹试验之际,特朗普更是派出航母驶向半岛,而且以攻击叙利亚显示出自己愿意动武的意志。

特朗普政府就职似乎迎来了美国对朝核问题政策的转折时刻。

这一政策被人认为是“极限施压”。可以说,在对朝核问题进行了一段时间的评估之后,特朗普开始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朝核问题政策。但是,很难说其政策已经定形。“极限施压”至多算是一项“试行”政策,能否最终定型可能还要看朝鲜的反应而定。而且,施压达到多大程度才能够算是极限?可能美国也并不清楚,仍然需要不断的摸索。当然,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各方的反应,也会对特朗普朝核政策的最终定型起到塑造作用。

但不管如何,回顾一下特朗普的基本外交政策理念是有帮助的。在政策手段上,特朗普像一个没有原则的机会主义者。但在理念与原则上,他可能比我们所想像的要更加坚持。而其在外交上的理念与原则,则构成了他最终确定的朝核政策的底色。

特朗普的朝核政策及其影响因素

根据特朗普发表的外交政策演讲与其外交顾问们的重点文章,以及其就任以来的一系列政策表态与实践来看,其涉外基本政策理念不外乎如下三个方面:美国优先、实用主义和以实力求和平,其朝核政策(主要包括目的与手段)也无法脱离这个理念框架。总的来说,美国优先主要反映了他对美国外交战略目标与方向的看法,这也必然会指导其朝核政策目标的形成,而实用主义和以实力求和平则体现了其政策手段与风格,当然也会体现到其对朝政策之中去。

1.朝核政策目标:美国优先原则下的利益分析

对特朗普来说,美国优先即意味着把美国利益摆在第一位。需要强调的是,特朗普所看重的利益可能是比较具体层面的,如是否影响到美国的商业与经济利益、是否影响到美国的安全等。像奥巴马比较强调的抽象利益(如国际规范的主导权)、战略利益(如地缘政治博弈)可能不是他的重点考虑对象。

正是基于这一标准,朝核问题因为安全上的重要性而进入了特朗普的优先决策视野。出于安全利益分析,朝鲜的核能力与行为到底会对美国安全造成多大的损害将是特朗普朝核政策的基本出发点。现在,比较普遍的看法是朝鲜的核能力有了迅速增长。曾经访问朝鲜核设施的美国斯坦福大学国际安保合作中心(CISC)所长、核专家赫克(Siegfried Hecker)估计,朝鲜能在大约10年内发展出打击美国本土的核导弹。更多的预测时间更短,更多的人甚至担心这种情景在特朗普任期内就会成为现实。而制止朝鲜发展出这一核能力,似乎正在成为特朗普对朝政策的“红线”。

国家声誉(甚至是特朗普声誉)也可能会被特朗普当作一个重要的利益考虑。“让美国再次伟大”不但是特朗普的竞选口号,还是其就职后白宫网站主页贴出的口号。而“让美国再次伟大”中的一个内容就是“让美国再次受尊重”。他在其他场合提到朝核问题时,也指责“他们不尊重我们国家”。但问题是,朝鲜领导人比特朗普更加强调尊严问题,而且屡屡以核与导弹试验来维护和体现自己的尊严,而这又势必对发誓解决朝核问题的特朗普的尊严造成直接的挑战。现在还难以设想在这场有关尊严的较量中,谁会笑到最后。但可能肯定的是,正是由于攸关各自的尊严,更难设想特朗普和金正恩谁会轻易后退。

2.朝核政策手段:实用主义谈判思维与以实力求和平的原则

尽管特朗普对朝鲜表现得较奥巴马更加气势汹汹,但其重要策略之一仍是谈判。他在其外交政策的基调演讲中强调,“战争和侵略不会是我的第一本能。你们不会拥有一个没有谈判的外交政策。一个超级大国明白:谨慎和克制是力量的标志。”

特朗普的一个重要策略是推动中国对朝鲜施压,但基于“美国第一”和灵活性的考虑,可以想像特朗普政府也不会放弃与朝鲜直接接触的可能性。但同时,在弃核条件、美韩同盟和驻韩美军、和平条约等朝鲜关心的关键问题上,特朗普可能还没想好“对价”。

另外,特朗普的谈判是现实主义而非自由主义式的,那就是以实力为后盾。特朗普推崇的是共和党总统里根,不但其竞选口号“让美国再次伟大”来自里根,其以“实力求和平”的外交政策口号也来自里根。特朗普在2017年2月6日对军队发表的一次演说中也承诺对军队进行“历史性的财政投资”,并重申了以实力求和平这一原则。特朗普目前对朝的所谓“极限施压”的政策,就是这一口号的直接体现,其主要目的主要还在于从朝鲜获得更大更好的报价。但是,实力既包括展示武力,也包括使用武力。与奥巴马相比,在谈判不成功时特朗普更有可能以武力威胁、甚至是使用武力打击朝鲜核设施。

除了以武力为后盾外,另一个给美朝接触或谈判带来不确定性的是特朗普的谈判风格。他所崇尚的谈判策略实际上是以“准备决裂”的姿态企图获得更好的要价。而且,特朗普所使用的语言常常是挑衅甚至愤怒式的。但当这种谈判策略、风格与朝鲜一贯奉行的以“超强硬对强硬”、“战争边缘战术”策略遭遇时,谈判过程可能会变得更加动荡起伏和脆弱,甚至可能随时将谈判模式切换为冲突模式。

朝核问题的四种前景与中国的政策选择

当前,朝鲜半岛形势处于关键时刻。中国要做出准确的选择,就必须对半岛未来的各种可能局势有清晰的判断。基于上述分析与当前情势,未来朝核问题可能出现如下前景:

第一,朝鲜与美国以及其他相关各方通过双边或多边形式展开接触、谈判,最终就包括朝鲜弃核、半岛和平在内的诸多问题达成共识,朝鲜走上弃核之路,半岛逐步实现最终的和平与稳定。这是最好的前景。

第二,朝鲜与美国以及其他相关各方通过双边或多边形式展开接触、谈判,但最终无法就朝鲜弃核、半岛和平等重大问题达成一致,但就朝鲜冻核、半岛南北以及美朝间冲突管控等达成共识,朝核问题进入可控但持续的状态。

第三,朝鲜进行新的核试验或发射洲际导弹,或是上述接触与谈判虽然启动但各方特别是美朝无法就关键问题达成共识,美国采取对朝增加制裁、强化美韩同盟等方式,拒绝或中止与朝谈判,事实上回到奥巴马“战略忍耐”政策的老路。其结果是半岛局势继续紧张化,而且朝鲜很可能进行更多的核试验与导弹试验,半岛的地缘局势日趋脆弱。

第四,朝鲜进行新的核试验或发射洲际导弹,或是上述接触与谈判虽然启动但各方特别是美朝无法就关键问题达成共识,美国直接采取武力打击朝鲜核设施的行动,朝鲜则以韩国为“人质”采取武力挑衅或报复行动,半岛陷入大规模战争边缘或事实上的战争状态,其他各方也被迫不同程度地卷入其中。这是最糟糕的状况。

如何推动更好前景的出现是对包括中国在内相关国家外交的重大挑战。中美元首会晤为两国合作解决和管控朝核问题提供了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朝鲜问题的解决可能迎来了最大的机遇期。但是,中美在朝核问题上的目标设定、路径选择上的分歧仍然是显而易见的,而特朗普偏于极端的政策手段又极大地增加了局势的不确定性。从这个意义上讲,朝鲜问题的解决可能进入了最大的挑战期。

机遇还是挑战更多,一方面取决于特朗普、朝鲜的选择,另一方面也与中国的战略判断与政策引导有关。总体讲,中国应该巧用当前局势,充分利用特朗普对朝核问题的高度重视,同时有效地做好朝鲜的工作,抓住这一时机把朝核问题推入到谈判管理和解决的轨道。为此,中国宜从以下方面施力:

1.当务之急仍然是管控局势

中国应该与朝鲜保持沟通,使朝鲜更加清醒地意识到最新国际形势,继续保持理性的态度,至少是不能进行新的核试验以及中远程导弹试射,不在与韩国的陆、海边境从事武力挑衅活动,从而创造并保留谈判解决争端的氛围与空间。如果朝鲜拒绝沟通,中国则应拿出战略魄力与有效措施,充分掌握战略主动权。

另外,中国也应该劝美韩拿出更大的和平诚意。美韩总是以朝鲜不可信任为由拒绝与朝鲜接触,或是拒绝采取迈出和平的第一步。但这两个国家必须明白的是,半岛的遗留冷战结构与朝鲜的不安全感(哪怕是在外界看来有点不正常的安全感)是整个问题的根源,而美韩作为更加强大的一方应该迈出和平的第一步,应该主动对朝鲜发出和平的邀约。特别是明确承诺不以推翻朝鲜政权为目标,也不做无谓的、可能刺激朝鲜的大规模军事演习和部署等。在有些情况下,美韩的一些军事部署或许可以使朝鲜“清醒”一下。但美韩必须铭记的是,无谓的压制、挑衅往往促使朝鲜“把自己裹得越来越紧”,并把局势导向新一轮的恶性循环。

2.完善既有谈判方案

谈判能否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方案是否切实有效。而目前的首要问题是,在六方会谈停摆多年后,如何恢复人们对和谈解决问题的信心。其实,谈判能否成功取决于各方能否达成现实的妥协。从根本上看,核武器归根到底只是朝鲜确保“政权生存这一首要目标”的政策工具,而不是政策目的。如果相关的对朝压力足够大,同时能够给予朝鲜的利益也足够大,促使其弃核仍然是可能的。至于美国及韩国,首先是要正视朝鲜的正当安全需要。最重要的是,美韩应该对签订和平条约做好足够的战略与政策准备。而要达成和平条约,就意味着朝韩之间、中美之间还必须在和平条约条款、和平机制设计、驻韩美军等议题方面做好准备与协商。也就是说,只要各方拿出和平诚意,采取有效的措施,和平谈判解决朝核问题仍然是可能的。

其次,在谈判的方式上也需要创新。特朗普的想法是把中国推到前台,因此中国参与的多边谈判似乎是其优选。但朝鲜的一贯态度是“视美国为其外交的重中之重,频频要求美朝双边会谈。”可能的妥协结果是恢复六方会谈这一多边框架,但在此框架内美朝进行相关实质问题的谈判。中美之间、韩朝之间等也需要在一个多边框架内就各自关心的实质问题展开谈判。关键的是,任何双边接触与谈判最后必须拿到六方会谈上进行协调与落实。这不但是相关共识多边化、合法化的必经途径,也是达致一个最后各方均能接受的、持久解决方案的最好平台。

再次,要提前准备好谈判成果如何落实的问题。以前六方会谈的失败的最主要的教训还不在于谈判内容本身,而是执行机制过于脆弱,结果无法落实谈判成果,最终导致局势反转。应该考虑一些学者的建议,即在六方会谈中应该加入执行机制,成立一个有力的执行机构,从而确保达成的各项协议能够有效执行。特别是,这种执行机制应该有一定的相对独立性,以避免各国的政治考虑干扰谈判成果的落实。

最后,加强协调促谈的工作力度。为了就以上方案达成共识,需要中方与相关各方尽快沟通。在推动谈判的实质重启方面,中国更是需要做好两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与朝鲜的协调。事实证明,良好的中朝关系是确保朝核问题进行可控、可解决状态的重要条件。朝鲜则有必要在战略上意识到坚持发展核武器只会把国家逼到死角,在战术上避免重犯闰日协议失败的教训。

二是与美韩的政策协调,特别是要说服美韩放弃那种仅仅执着于制裁的不现实态度。制裁可能削弱朝鲜政权,但效果远难保证,而且全面制裁肯定会被平壤视为战争行动。中方应该说服美方在对朝鲜核威胁进行充分评估的基础上、坚持通过谈判解决的路径,同时就彼此的谈判意愿、方案与路径展开沟通。

另外,一定形式的中美韩三边协调也是必要,有利于释放团结一致的国际信号,并减少交叉互动中容易存在的误解与分歧。为此,三方需要跨过萨德问题这个障碍,着眼于战略考虑,把重点放到通过谈判推动解决朝核问题的解决这个轨道上来。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本文原标题为《特朗普的朝核政策与中国选择》,发表于《国际关系研究》2017年第1期,作者据朝核问题的最新发展对文章做了修改、增补,并授权澎湃新闻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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