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关读书会|做研究怎么才能不“水”?看看杰维斯怎么做


来源:澎湃新闻

【编者按】:

近日,一篇题为《为什么中国国际关系看起来那么水?》的文章引发了一些讨论,但这并非一个新话题,事实上,“中国国际关系学科整体水准”所引发的争论甚至是“口水战”,不论在圈内还是圈外,一直不绝于耳。

澎湃新闻“外交学人”栏目今起推出“国关读书会”专栏,邀约国关圈内的知名或重要学者,通过讲述他们新近的阅读心得和体会,展现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积累、层次、视野以及人文关怀,力图让“水准之争”不再止于“形而上”。

上月(2017年3月),中央编译出版社“政治心理学经典译丛”推出了国际政治心理学大师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的开山之作——《信号与欺骗:国际关系中的形象逻辑》。该书与杰维斯最为著名的《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中文版2016)是姐妹篇,重点研究一国影响别国看待该国的形象的方式,并由此在不付出大代价以改变对方政策的前提下施加对别国的影响。该书一直是政治心理学、战略互动、国际关系和国际形象等诸多研究领域的经典之作,也是杰维斯的代表作之一。

作为专栏开篇,本栏目首先邀请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陈树渠讲席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唐世平。

国际政治心理学大师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

世间再无杰维斯

我们现在的时代已经不大可能产生杰维斯了,就像我们现在不大可能产生肯尼斯·华尔兹了一样,他们都是特定年代的产物。在今天北美的政治学界,他们的写作风格和具体做法都很难生存。在如今,我们都是一个一个的中小理论,几个实证假说,然后就是一堆验证,不管你是用何种方法。现在的社会科学非常强调方法的训练。而像杰维斯这一代人其实基本上没什么方法,他后来的有一些著作可以说有一点方法,但主要的风格仍旧是说一个理论点,然后用几个例子来佐证,不断地跳跃。现在,我们不大可能像杰维斯一样发表他那样的东西。如今的时代,这样的东西你投到任何杂志,基本上都是编辑直接就给你毙了,认为这样的东西完全没有科学方法。我们都不大可能成为杰维斯的另一个原因是:从天赋上来说,只有极少数的人可以成为杰维斯。杰维斯是1940年生人。我认为,他的同龄人中,可能只有Ned Lebow大概接近他的水平,只是他们做事的方式不一样。杰维斯更多的是发展理论,而对实证没有太多兴趣。相比之下,Lebow更接近我们今天对方法的要求。

杰维斯有四个主要的导师,其中的一位是Ernest B. Haas(杰维斯说他一直不喜欢Ernest Haas的研究)。因此,他自己说他最重要的导师是:Glenn Snyder, Erving Goffman(当年在伯克利), 以及Thomas Schelling。所以首先杰维斯有非常伟大的老师。Goffman和Schelling当然都是大家,大师级的人物。Snyder和Haas可能稍微差一点,但是影响也很大,他们都至少对欧洲非常了解。特别是Haas关于民族主义的研究也还不错。

除了天赋和导师之外,恐怕还要加上学术野心或者抱负。

我猜,当杰维斯想到他的博士论文的问题的时候,他自己一定知道他会是一位优秀的学者,而他的老师也肯定知道这一点。说到这,我觉得大家在选题的时候,还是应该想点有野心的题目,不要做太没有野心的题目。那样的东西做出来了,大家也不看,或至少不会记得。我们可以想象,即便杰维斯就是只写出了被翻译过来的这三本书,大家也一定会记得他的工作。绝大部分的书是没人记得的,因为太平庸了。我觉得一个人一辈子至少应该努力写一本好书,按照写《白鹿原》的那个作者陈忠实说的,可以“放在棺材里当枕头”。

《信号与欺骗:国际关系中的形象逻辑》

杰维斯的学术脉络

要理解杰维斯这样的人的学术,你不能只是读了他的一本书、两本书,最好你都读过,然后你还读过他的某些文章,这样才能够比较全面的理解。

其实,将杰维斯迄今为止的所有作品连起来的东西就是两个,一个是政治心理学,另外一个就是对现实世界的关怀,或者说是对冷战的关怀。后者主要是对冷战中美苏之间的“阻吓”(威慑deterrence)以及合作的可能的探讨。这两条线是相互交织的,所以他对“阻吓”、“强迫(compellence)”的理解是超过一般人的。

比如,大家可能知道,杰维斯还有其它三本重要的著作。其中一本是和Lebow,Janice Stein,以及Jack Snyder合写的《心理学和阻吓》(Psychology and Deterrence,1985)。这本书考察了比如马岛战争,以色列和埃及之间的阻吓等案例。而他的另外两本书,其中的一本是《美国核战略的非逻辑性》(The Illogical of American Nuclear Strategy, 1984)。这本书主要是批评当时美国的核战略,尤其是Paul Nitze主导的说要“要准备好打核战争而且要赢”的美国核战略。之后,1989年杰维斯也写了另外一本书,《核革命的意义:治国之道和世界末日的可能》(The meaning of the nuclear revolution: Statecraft and the Prospect of Armageddon)。这本书还获得了1990年的Grawemeyer Award(每年由路易斯维尔大学授予在教育、改进世界秩序的理念、作曲、宗教和哲学这五个领域有杰出贡献的个人的奖项)。

简单说来,杰维斯对阻吓的理解更加深刻,更加细致。基于政治心理学,他不断告诫我们要行使阻吓时,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理解:你要阻吓某个人或者某个国家,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不断显示自己的能力和决心就可以了。

杰维斯后来的许多工作都是试图探讨:如何消除错觉、误解和误判,在无政府状态下避免冲突,促成合作。这时候就要提到他1978年那篇《安全困境下的合作》(“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的论文。这是一篇真正的杰作:它奠定了防御性现实主义的核心理论基础(尽管有些错误的理解)。而杰维斯本人到后来对“理性威慑(rational deterrence)”的批评,包括1985年他对美国核政策的批评,和1989年他试图完整阐述核革命的意义,可以说都源自他1978年的这一篇文章。

我过去说过,好的研究是可以生长的。杰维斯的1978年的这篇文章是最贴切的例子之一。他1978年那篇文章慢慢地发展出好了几本书。因此,如果你写了这篇文章不知道下一篇该写什么,那么这篇文章可能你就不要写,因为它肯定不咋滴。好的文章是你在写这篇,其实已经知道下篇要写什么。

最后到1997年的《系统效应》。这本书是杰维斯经过漫长的积累,不断学习,不断生长的结果。说到这,说个真实的花絮。杰维斯在他的前言里提到了一下,但真实的版本更加“好玩”。大家注意到1991年的时候,他就“系统效应”发了一篇文章,发在《政治科学季刊》(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之类的,不是特别顶级的杂志。他在前言里边提到,他的文章被几个期刊拒掉了,其中某个杂志的审阅者之一在评语中写道,“这个人写东西就像杰维斯,但是他不是杰维斯!”。

《系统效应》应该说是杰维斯的毕生积累。所以我一直推崇这本书,对翻译的这部著作的李少军老师来说应该也是一个非常难的东西。这本书更是大杂烩了,生态学、生物学、控制论,当然还有政治心理学和国际关系等。《系统效应》不仅仅是给国关的人看,他是一种系统思维,他告诉你应该怎么去理解这个世界,你不要像Schelling那么去理解,不要像James Fearon 那样去理解,你也不能像温特那么去理解,他们都太简单。在这个行当里面,你被人说成是一个“头脑简单”的人是一个最最狠的批评。

杰维斯的特质

这里的两个方面,我只讲了造就杰维斯的一个表面,他真正的核心我认为有三点独特的,与别人非常的不一样。

第一个就是我认为他是一个真正保持开放心态的人。杰维斯在多次采访中承认,他一开始是一个强硬派,或者说是进攻性现实主义者。据杰维斯自己回忆,他最重要的转折点之一是听Schelling和Anatol Rapoport于1965-66年在伯克利辩论美国的冷战战略。当年在冲突研究领域,Rapoport(1911-2007)也许是仅次于Schelling的博弈论大师级学者了。Rapoport是一个防御性现实主义者;而Schelling一直是一个进攻性现实主义者。在辩论中,杰维斯突然意识到,他们辩论的关键不在于美国该怎么办,而是一个前提,那就是苏联的意图是什么,是防御性的还是进攻性的,因此,到底是威慑战略合适,还是安全困境和“螺旋模型”更合适?而他此后对知觉与错觉的研究进一步让他意识到,冲突完全可以是由错觉引发的。

由此,杰维斯觉得Schelling不对,或者说也不见得对。这对杰维斯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进步。因为Schelling那时候就像“神”一样。大家应该知道Schelling在1950年代就已经成名了。

但是杰维斯是一个非常open-minded的人,就是他能够承认自己是错的,转而他才可以怀疑Schelling是错的,我认为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素质。当然Schelling也是一个比较open-minded的人,因为尽管杰维斯批评他对威慑的理解,Schelling对杰维斯还是非常提携的。也许到了杰维斯和Schelling这样的水平,就是天才是可以尊重天才的,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是我觉得你足够聪明,那么你就干吧。

我真的觉得这样的开放心态是非常重要的。大家也知道,我的一些研究其实是发展杰维斯的,我很多时候都是批评他的某些缺陷的。但他对我工作的评价一直都是非常好的,对我的成长也是非常提携的。他一直不认为自己非要都对,他只要足够对就够了。

第二点,我觉得这应该是我们的共同体会,就是你必须要有一个广博的知识面。

第三点,就是前面提到的学术野心或者抱负。杰维斯不做那些无关紧要的问题,而是直面最紧要的问题。在冷战时期,这个问题就是国家如何合作,避免冲突(以及可能的“世界末日”)。

总之,杰维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出道的时候,他几乎是无可匹敌的,在那个年代是最好的。1968年毕业后进入哈佛教书,大家都知道他是天才。没人会怀疑他是不是“未来之星”。大家可能不知道他最后能否成为大师,但是大家都知道他一定是个牛人。

我们能从杰维斯身上学到什么?

我们能从杰维斯身上学到什么。上面我也提到了一些。总结一下,我认为有四点是最重要的。

第一个就是要关怀一个真实的世界。大家不要做虚无的东西,关心真实世界,关心真实问题,杰维斯关心的问题显然大家都能理解。政治科学其实就两个东西,一个是合作与冲突,一个是国际的兴衰,杰维斯关注什么问题,就是合作与冲突,与信任有关。因为所有的合作与冲突,都与应不应该有信任有关,都与能不能读懂对方有关,这个是重要的。

第二个当然是要知道很多东西。广泛的阅读量。

第三当然是付出,付出时间,经历,并且准备牺牲某些东西。

最后一点,相对难一点,也是一种自信,就是要不断地挑战你自己。其实杰维斯1970、76年写的那书足够了,那为什么后来1985和1989还写,1997年还在写,现在还在写。他在不断地挑战自己,他不满足于自己取得的成就,我觉得这是一个伟大学者的标志。

(作者系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陈树渠讲席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本文为作者在政治心理学凉风书会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政治理论研究室举办第59期主题书评会上的发言稿,经作者本人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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