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家| 陆忠伟:海外中国巨额资本亟需风险防御“高能预警”


来源:凤凰国际智库

作者:陆忠伟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原院长,当代中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

编者按:

从中东严峻恐情到南亚极端势力猖獗,在人地两生的海外,面对动荡局势求助无门的中国企业势单力薄。相比巨舰一般的大型国企,那些投资规模远远落后的中国民企抗险能力低下、防险意识更为淡薄,面对“风雨飘摇”的世界,频频遭遇生死危机。

由于国内经济崩溃、生活必需品短缺,4月20日晚,原油储量世界第一的委内瑞拉各地频现冲突,有暴力分子趁机哄抢当地商铺,未得到风险预警的中企无辜受害。而只有建立准确的“天气预报”机制,才能护得海外中企周全。此类“殃及池鱼”的案例不胜枚举。

为探索如何“未雨绸缪”及“亡羊补牢”、坚守维护中企海外安全的“底线”,凤凰国际智库举办了以“提高国际政治风险应对能力”为主题的闭门研讨会。在会上,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原院长,当代中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陆忠伟指出,“中国应该效仿欧亚集团等机构,建立全球政治安全风险评估机制,把海外风险信息的收集、研判纳入业务范畴。”

国际局势风云变幻,中国正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经济竞争的前沿。在“一带一路”推行的关键节点上,如何建立“未雨绸缪”的风险评估机制,助力中国资本“扬帆远航”?为回答这一问题,本期《战略家》栏目将学者陆忠伟的发言精编,旨在为规避风险献计献策,为远赴海外发展的中国企业“拨开迷雾,保驾护航”。

局势波谲云诡,中国安全之舟渐入“惊涛骇浪”

当人们刚刚挥别20世纪的辉煌与阴霾,憧憬和平的新千年时,轰然倒塌的世贸双塔似乎昭示着一个多元、冲突时代的来临。本世纪头17年,国际局势的发展始终伴随着浓浓硝烟与激烈炮声,现代文明与宗教传统的“拉锯战”串起了历史的主线。

从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打响反恐前哨战,到2014年“伊斯兰国”的崛起,极端思想之祸向全球蔓延。迄今为止,整个国际局势变动之大,给人白云苍狗、沧海桑田之感。在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看来,这些动荡现象前所未有,地球上的大片地区都陷入了民粹、骚乱和愤怒。

聚焦2016年,全球“黑天鹅”频飞,影响颇为深远,争议已久的区域亦“风波不平”。西方国家中,“脱欧派”特蕾莎梅执掌大权后又主动宣布提前举行大选,主张“美国优先”的特朗普爆冷入主白宫后频出“大动作”,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等协定因美国易主而纷纷停摆。

英、美在区域一体化与孤立主义的抉择上达成了默契,全球化进程遭到重创。反观亚太地区,东亚、东南亚局势暗潮汹涌,区域争端一触即发。而中东大地战火正酣,俄军、土军、伊军正在为重塑秩序、消除“绿祸”而战,针对恐怖、民分、极端势力的“三反”任重道远。

在当下全球乱局不断发酵、前路尚不明朗的时期,中国正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经济竞争的前沿。唐朝诗人柳中庸在七绝《夜渡江》中有云:“舟轻不觉动,缆急始知牵。”舟中人发现缆绳紧绷以后,才知国家安全之舟已经进入国际形势的惊涛骇浪之中。当今的中国在外交、安全等各领域,正面临大竞争。

竞争格局添“变数”中国海外安全风险“水涨船高”

在竞争格局下,中国同世界各国的外交关系走势亦难以预测。欧美逆全球化势力抬头,考验了中国以加深经贸合作维护外交稳定的政策。特朗普总统虽未履诺,给中国打上“汇率操纵国”的标签,但是两国在贸易问题上仍旧龃龉丛生。

英国自脱欧之日起将忙着打“离婚”官司,英欧外交将成为英国的重中之重,英中关系或将面对“排队摇号”、重要性降低的窘境。在同邻国的关系方面,朝鲜半岛笼罩着挥之不去的核武阴云,各方剑拔弩张,冲突或近在眼前。

动荡的国际局势直接拉高了中国的海外安全风险。首先,作为中国重要的海外工程承包市场、海外投资市场及贸易对象,中东地区反恐斗争虽开展多年却不见成效,伊斯兰国仍旧垂而不死。战争相持难决,特朗普政府在出人意料地空袭叙利亚空军基地后,或会出动地面部队,再次挑起中东战争。打击IS的战略中心虽在叙利亚,但是战火一旦蔓延,必将使中东地区的国际关系和各国的政权变幻更加复杂,而中国在中东地区的工程及投资无疑会受到冲击。

同时,中国同“海上丝绸之路”计划的关键节点印度尼西亚存在着较深的文化差异,这干扰着双方互信,影响到中企的安全。2016年9月,雅加达华裔省长钟万学在发表讲话时涉嫌侮辱伊斯兰教,他指出对手企图利用古兰经某句经文让选民误以为不可以选非穆斯林为领导人,并称“你们被愚弄了”。一石激起千层浪,在世俗和宗教的博弈下,此事不断发酵。

此外,在中国的传统友好国家,安全问题也日益突出。例如在友邦、“一带一路”战略重镇巴基斯坦,中巴经济走廊途径的俾路支省分裂主义猖獗,巴基斯坦政府调动了近万兵力严打,但只能确保减少分离势力对硬目标的攻击,但难以排除对人流密集、安保不严的软目标的恐袭风险。‘’

在风云多变的国际环境下,某一国的政治事件均有可能造成各国之间微妙平衡的质变,为国家内、外部安全带来无法估量的威胁。而作为全球第二大海外投资国,中国拥有为数众多“走出去”的企业,在各国命运日益紧密的今天,如何抵抗不稳定因素带来的冲击、维护海外资本、人员安全,成了国家、国民绕不开的“必修课”。

“命运共同体”成型,中国资本难“独善其身”

改革开放38年以来,国际形势从未像今天一样不确定、不平衡。各种可预见的、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明显增多。一枝动而万叶不宁,不仅如华盛顿、华尔街的“蝴蝶振翅”会影响中国。就连卡拉奇的示威、内比都的游行,都会影响北京的战略设计或者外交政策。中国在海外的企业、公民亦难置身事外。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掀起了对外直接投资高潮,投资增速举世瞩目。2015年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金额达到1456亿美元,约占全球的9.9%,即一成左右;2016年该数字攀升至1701亿美元,同比增长44.1%。如今,中国资本的影响力毋庸置疑,但海外安全风险也随之攀升。

一方面,国际金股汇、粮油矿的行情随着中资的进出而波动,例如,2016年中国持续推进对过剩产业的“去产能”政策,对铁矿的需求明显降低,自2017年2月以来,国际铁矿石价格跌幅已破30%,为去年11月以来最低值。

另一方面,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全面推进,中国企业要面对更严酷的海外安全挑战。2016年,中企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达1260.3亿美元,占同期我国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的51.6%。然而,在如火如荼的建设背景后,亦隐藏着冷峻的挑战:许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局势动荡,恐怖主义、极端思想猖獗。

目前,我国积极进行战略通道建设,布局从昆明到新加坡的泛亚铁路以及中巴经济走廊等合作项目,但沿线国家的国情、民情均十分复杂;政治经济体制、法律制度、语言宗教和价值伦理与均与中国存在着差异,且在日益扩大。

为贯彻“求同存异”的方针、恪守“平等互惠、和平共处”的外交原则,针对上述差异与风险,优化中国的“投资配套机制”势在必行。对外直接投资大国和投资小国的配套机制是不可相提并论的,中国的海外利益延伸了,“块头长大了,和它相配的衣服就小了”。如何进一步建立健全海外利益安全保障体系,确保与之匹配的信息研判、安全保障等实力建设与时俱进,已成为思考重点。

国家领导层已将海外安全纳入思考重点。2月1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主持召开国家安全座谈会强调:“牢固树立认真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底线思维”,“时刻面对各种风险考验和重大挑战”,“立足国际秩序大变局来把握规律”,“立足防范风险的大前提来统筹”。我学习体会即是用“底线思维”护航“发展思维”,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风险”底线,维护好海外利益安全。

“不勤于始,将悔于终”,为规避由于政治、社会原因造成的安全隐患,守护连年高涨的海外投资,中国应更进一步,在世界范围内对比成功先例,搭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切实可行的风险评估机制。

风险评估机制亟待登场

放眼国际,从事海外安全和风险评估的商业公司、智库众多,但多数属于发达国家,如英、美,日等。其中,日本某家商社曾准确分析中东战争前景,并准确判断了石油价格涨跌,这些案例均十分成功。

但是,一份每半月度更新的风险评估报告“洛阳纸贵、字字珠玑”。若要部署贴身警卫、开展海外寻踪,开价将随着对象国风险等级的增长而飙升。鉴于此,正如俗话讲“爹有娘有不如己有”,中国应打造商业性旗舰机构,搭建一个囊括精确研判、政治咨询等业务的海外安全智库,变政府的“独角戏”为广泛参与的“大合唱”。

从中国的国情和发展情况看,除政府建立的“境外中国公民和机构安全保护工作联席会议”机制,以及外交、商务、军警各部门的职能外,企业应该借鉴日本综合商社的经验,建立风险信息研判职能,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通过多种合作方式,逐渐站稳脚跟、扩大范围、积累经验。

中国应效仿欧亚集团等机构,建立全球政治安全风险评估机制,把海外风险信息的收集、研判纳入业务范畴。作为政企之外的权威平台,通过信息收集研判,明确警戒线,勾勒临界点、预警危机风险、重视管控后处。总体而言,该机制业务范围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未雨绸缪”。哪一块云有雨,何时下雨?对投资国家和地区应该参照国内外权威机构预测,提出自身的一套风险量化指标,并且根据研判,迅速分清案件的性质是恐情还是社情,随即得出是否会“殃及池鱼”。

其次是“病急投医”。应确保企业公民有事时,能“求助有门”,并且发挥媒介等作用,介绍或者聘请富有经验的专家,外包信息收集,探路救人等工作。再次是“水来土掩”。解决安全问题要依靠国家的外交实力、军力投放、情报收集等能力;掌握对象国的“部落长老”、“豪强”等走南闯北的“老江湖”资源,在非政府军控制区域,此类管道尤为重要;加强和受资国强力部门等“山神土地”的合作,必要时可“花钱买平安”;延揽或者培养谈判专家,确保其通晓法律、社情,出事以后能在赎金、交割等细节上做出专业安排。

另外应“亡羊补牢”。多方斡旋,解救人质,确保安全。应该成立专业安保公司,既能够“召之即来”,在法律允许范围内配备枪械装备,又能够“单刀赴宴”,寻人寻踪。必要时应向国外安保企业买平安”。人质获救以后,民政部门和企业及咨询公司应及时回访,了解来龙去脉,并积累材料,为解决类似危机做准备。

最后是“长治久安”。企业集团、风险咨询公司应该设立海外风险特别基金,用于抚恤受害者及其家属;在投资对象国加紧商议、签订反极端主义公约;推进区域性反恐怖协作机构的建立;加强安全风险和安全保障的评估论证,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建立健全机制细化方案。

上述五方面的投入规模以及系统集成水平,决定了海外安保能力的强弱。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都应把安全风险评估、安保方案制定以及国内外专业安保公司的服务作为海外高危地区的“标配”。

海外安全利益保护在新千年之初就已经开始发展,如今,它在国内外是一门显学。建立类似欧亚集团的全球风险评估机制势在必行,因为它是通往世界级大国的入场券、速通卡。今天的中国必须努力运用战略思维、世界眼光,搭起海外安保平台,保护海外安全利益。

文字编辑:刘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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