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上观新闻作者：吴永年
莫迪很小就加入了“国民志愿团”组织的少年机构，这也对其一生的价值观和政治理念留下深刻的烙印。莫迪是地道的印度教徒，他对印度教的文化内核、精神与价值观的体悟也是彻底的。
印度教原教旨主义的复兴
在宗教领域，当教徒们认为，宗教的最高权威受到挑战时, 他们对这种挑战会毫不妥协，会反复重申原信仰的权威性, 甚至用政治和军事手段进一步表眀其态度, 具有极强的保守性、对抗性、排他性及战斗性。印度教原教旨主义也是如此。
印度教原教旨主义始于上世纪20年代初，印度教大会党成立,提出“捍卫印度教”,建立“印度教国家”,一些狂热的印度教徒还组建了更为激进的“国民志愿团”。印度独立后,执政的国大党推行“世俗主义”,反对教派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主张宗教平等、民族仁爱互助。但是,由于国大党在执行“世俗主义”时的不彻底性，使印度教原教旨主义得以滋长扩展，在印度这个印度教徒占80%的国家里, 其势力对国家和社会的影响逐渐深入扩大。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印度出现了更强大的一股印度教复兴的思潮,，持这种思潮的印度教徒呼吁建设一个强大的“印度教国家”。他们持有的主要观点是，印度的土地是印度教的土地，印度的文明是印度教的文明，印度的生活方式是印度教的方式，印度的国家是印度教的国家。
印度人民党的建立和兴起
印度人民党正是利用了这种思潮提出了自已的意识形态和政策主张。印度人民党是在不断地与国大党的斗争中建立的, 并在自我变革中兴起，逐步走上印度政坛。
印度人民党最初旳组织是印度教大会。印度教大会是由独立运动领袖提拉克创建的，强倜要维护印度教利益，1925年又建立了准军事组织“国民志愿团”, 大肆鼓吹印度教主义。1951印度教大会分裂，一部分人又创建了钝粹的印度教政党——人民同盟, 大部分骨干来自“国民志愿团”。1977年的大选，人民同盟联合其它小党击败了英迪拉·甘地的国大党，并成立人民党。1979年因“双重成员资格”产生分裂。1980年4月，瓦杰帕伊退出人民党, 组建印度人民党。
印度人民党在瓦杰帕伊主席和阿德瓦尼总书记的领导下, 极力主张印度教派主义的观念与思想，并成功利用印度教徒的宗教情绪, 取得了1989年大选的重大胜利, 成为最大的反对党。
印度人民党认为“政治应以价值为基础”, 批评国大党面向西方战略威胁了印度文化的生存, 主张用圣雄甘地的社会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取代尼赫鲁的社会主义, 提出靠印度教文化复兴实现国家的强盛和振兴。印度人民党的政治家认为,在当今经济全球化、信息化与高科技迅猛发展的时代，一个民族只有具备自身的特性——“印度教特性”,才能被国际社会所认可, 才能在世界上获得应有的地位。印度人民党的这些主张显然迎合当时的社会思潮, 通过唤起民众对印度教传统文化的宗教热忱和强烈的民族主义感情赢得了政治上的支持, 使印度人民党迅速发展壮大自己的政治力量, 成为一个可以击败百年老党国大党的全国性大党，并终于上台执政。
进入上世纪90年代，印度人民党更是大肆攻击国大党的“世俗主义”政策是“伪装的世俗主义”, 不能代表印度教的利益, 只照顾到了穆斯林部落民与低种姓的利益，并提出了5项原则为基本纲领, 即民族主义、民族统一、民主、积极的非教派主义、甘地社会主义价值基础上的政治，同时，印度人民党鼓吹真正的世俗主义就是由印度教徒按照古印度的原则统治。但由于1992年的印度教与穆斯林的寺庙之争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 使得印度人民党威信大跌，于是, 印度人民党调整策略,淡化教派主义色彩, 不再公开提“印度教特性”的口号,而是提出“印度特性”, 以印度民族主义取代印度教派主义。进而又提出“文化民族主义、政治民族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 还高调提出“要电脑芯片不要土豆” 的口号以蛊惑人心。值得注意的是, 印度人民党在国防政策与策略上持强硬态度, 大力増加国防开支, 组建第十七山地打击军,发展核武， 反对签定核不扩散条约, 对抗中国。
印度人民党一再强调捍卫主体文化，反对全盘西化倾向, 増强印度文化的价值观念，唤醒了印度民族意识与认同。所有这一切赢得了印度中下层人民的欢迎, 尤其对印度教徒极具吸引力, 也受到印度工业界的欢迎，继而基本上坐稳了执掌的印度政坛。
莫迪与印度人民党政府
莫迪很小就加入了“国民志愿团”组织的少年机构，这也对其一生的价值观和政治理念留下深刻的烙印。莫迪是地道的印度教徒，他对印度教的文化内核、精神与价值观的体悟也是彻底的。
目前，莫迪专注于经济的发展，同时倾国力发展军力, 提高与中国抗衡的实力。印度对中国外交战略的总体指导思想是“印度与中国同是亚太地区和世界大国，又同是文明古国，中印之间是平等的，印度不能处于弱势地位。与中国的合作，一切为了印度的国家利益，印度不但要有自己的战略主张、目标和行动，更不能跟随和看他国的意志与眼光行事。” 莫迪对发展中印关系的思路是十分清晰的：一是在经济上虚心向中国学习经验；二是利用中国资金与技术为印度经济发展服务；三是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寸土不让”；四是他首邀习近平主席访印更重于政治意义，以提高其自身及印度人民党的执政地位；五是在不损害印度利益的基础上，在经济、贸易和水资源的开发、保护与利用上与中国合作。
（作者为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栏目主编：杨立群；编辑邮箱：ylq@jfdail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