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宪春:新经济发展给政府统计带来严峻挑战


来源:澎湃新闻网

来源:澎湃新闻网;作者:许宪春

【编者按】

11月30日,国家统计局原副局长、高级统计师许宪春做客上海交通大学高级金融学院“SAIF-CAFR名家讲堂”,为大家带来了关于新经济统计问题的解析。许宪春在演讲中说到,实际上我们执行的是发达国家给我们制定的现成的统计标准,有些标准对我们并不适用。比如中国在第八轮国际比较项目调查中我们正式参与,我们全国有八十多个城市参与了调查,提供了数据,但是最后计算出的结果和我们想象的差距非常大。国际组织专家也承认统计方法没有考虑中国实际,但是他们说全世界199个国家参加这次调查,我们执行同一个标准,我们不可能仅针对中国改变标准,所以你只能接受这个现实。可见中国对于国际标准的制定是被动的。许宪春认为,作为新经济发展走在前面的中国,或许可以抓住机会,在将来的新经济统计国际标准的制定中发挥我们的作用。

以下是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整理的许宪春现场演讲实录,有删节:

许宪春东方IC 资料图

新经济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一系列政策措施的推动下迅速成长,对中国的新经济产业发生了巨大的影响。其中战略新兴产业保持了快速的增长。第二是高技术产业快速增长,比如电子技术通信设备制造业等,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速是比较明显的。第三是新产品保持快速增长,比如民用无人机产量增长一倍以上,工业机器人增长也比较快。第四网上零售额也保持快速增长,其中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增长29.1%,非实物增长52.8%。

新经济的快速成长对于提高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优化经济结构、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都起到了重要作用,也减少了经济下行的压力。可以预期,新经济对未来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将会产生更加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新经济现在总量还是比较小,国家统计局算的新经济增加占GDP的比重只有14.8%,所以它的增长还没有完全扭转经济下行的压力,传统经济下行压力还比较大。新经济可能在逐步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但是现在它的体量非常小,发展的势头还是不错的。

新经济的快速成长也在很多领域改变、方便了人们的生活,这个大家都有切身的感受。比如说微信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之间的通信方式,微信支付、支付宝等新型支付方式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的现金支付方式。共享单车成为许多城市居民短途出行的重要交通工具,成为连接公交车、地铁的重要纽带,改变和方便了人们的出行方式。应该说新经济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影响着经济发展,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和生产方式。可以预期,新经济将会在更多领域对人们的生活方式产生更加重要的影响。这点大家应该都不会怀疑。

但是,新经济的发展也给政府统计带来了严峻挑战。这些挑战包括基本概念、统计分类、统计调查方法、劳动力统计、价格指数编制方法、GDP核算原则和核算方法等诸多方面,应该说对整个政府统计都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如果我们能彻底改变这个环境,应对新经济做得好的话,很可能政府统计会出现革命性的变化,我的判断是若干年之后总结新经济的发展,制定新的国际标准的时候很可能现在的国际标准会发生非常大的变化。

在基本概念方面新经济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形成一个国际社会普遍接受、通用的、统一的概念,这对政府统计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统计非常讲究概念和口径范围,概念的变化或者模糊对统计是极为不利的,在实施过程中有可能会受到影响,给数据带来很多的不确定性。那么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欧盟统计局等国际组织,这些都是传统统计中国际标准制定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国际组织,美国、瑞典等发达国家的专家和学者对新经济的概念和内涵进行过一系列的探索,与新经济相关的新名词,比如知识经济、数字经济、分享经济相继出现,这是在近些年不断出现的新概念。

但是这些名词都是从不同角度刻画的新经济,到目前为止,人们对新经济的认知仍然处于探索阶段,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2000年和2001年两次指出,新经济对于不同的群体、不同的机构、不同国家而言具有不同的含义。因此,现阶段不大可能定义一个国际上通用的、统一的概念,但是这并不妨碍各个国家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来界定本国的新经济概念和新经济的统计方法,有好多的国际标准都是在各个国家实践的基础上提炼出来的,所以有没有可能新经济发展比较好的中国在国际标准的制定中先走一步,进行探索,总结出一些新的经济,在今后国际标准的制定中也有我们的发言权。

传统的国际标准我们说是执行国际标准,但实际上我们执行的是发达国家给我们制定的现成的标准,有些标准对我们并不适用。比如中国在第八轮国际比较项目调查中我们正式参与,我们全国有八十多个城市参与了调查,提供了数据,但是最后计算出的结果和我们想象的差距非常大。我们认为就是标准制定有问题。比如投资,国际第八轮的国际比较项目是怎么计算投资价格?他是按照投资的成本,你投资了多少的钢材、水泥、玻璃等等,从建筑材料的角度来看投资品的价格变化,我们就在国际会议上提出来,这种方法对西方国家,对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可能适用,但是对中国不适用。尤其是上海、北京、深圳、广州四个一线城市,我们的房价涨了很多,我们的投入的原材料价格也涨,但是我们从统计资料来看,原材料的价格上涨远远不如投资成品的价格上涨,所以我们说这种方法对中国是不适用的。国际组织专家说你们说得有道理,可能我们的方法没有考虑中国实际,但是全世界199个国家参加这次调查,我们执行同一个标准,我们不可能仅针对中国改变标准,所以你只能接受这个现实。我们说既然你认为你的标准有问题,你的方法有问题,你承认不反映中国情况,那我们中国政府就不承认、不接受你的结果。而现在双方达成协议,凡是发布的时候都写上一个由于方法的原因,中国不承认数据,所以我们对于国际标准是被动的。

虽然国际标准的制定我们声音很小,但是新经济我们有可能走在前面。现在新经济的一系列领域,比如支付领域美国远远赶不上我们,有没有可能因为新经济的发展我们可以领先于国际,在国际标准制定的过程中有我们的发言权。所以我现在也在组织人做这件事,我觉得挺有意义的。

统计分类标准方面的挑战。新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大量新的活动,我们在统计实践中深深感受到,由于新的经济活动不断涌现,有的企业从事新经济活动在现行的标准里面找不到类别,没办法填,可能会有遗漏,或者结构上不合理。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是统计调查工作的重要基础,为了保持统计分类数据的可比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要具有一定的稳定性。那怎样既能够使得数据相对稳定、合理,又能把新经济反映上来,这对制定国际行业标准是很大的挑战。

第三个挑战就是统计方法的挑战,互联网创造了一类新的经济活动,这类活动不再以法人单位、产业活动单位和个体经营户为经济活动主体,而是以居民个人为活动主体。比如居民在家里通过互联网销售商品,在家里从事各种方案的设计,一旦互联网中标之后你就可以得到一笔很丰厚的收入,但是这类活动不是法人单位、产业活动单位和个体经营户来进行的,完全是个人,所以这在传统的调查方法下很难采集到,而且这种活动以后可能会越来越多。

还有就业统计方面的挑战,新经济创造了灵活多样的就业方式。在互联网时代,许多人在家里工作,这些人可能长时间没有获得收入,但是得到一笔收入就可能维持较长时间的生活。现行的就业统计标准是按照1982年的标准,在调查试点的前一周为获得劳动报酬和营业收入而工作一个小时以上这就是就业的标准。那这些人是进入就业人员还是不进入就业人员?所以怎样去界定就业人员就带来了困难。

价格指数编制方法也带来了挑战。创新和技术进步导致了相当一部分产品,尤其是电子类产品功能不断增强,质量不断提升,但是价格在不断下降。以手机为例,当今的一部手机比十年前的手机功能强大了许多,质量提升了许多,但是价格低了很多。产品功能的增强和质量的提升属于产品的物量增长,比如这个手机去年五千,今年它由于产品质量提升了变成六千,但是这六千涨的部分有一部分是由于产品质量的提升和功能增强,剩下的才是纯粹的价格上涨,所以你要区分开,质量的提升和功能增强导致的涨价是不能作为价格上涨来统计的。现在的问题是,这个产品好了,价格没有上涨,反而是下降,但是对它的性能提升部分,质量提高部分应该对应一部分的价格上涨,所以这个价格下降,纯粹价格变动应该下降更多。

GDP的核算原则和核算方法面临了挑战,我们都知道无论是国内外,目前为止大家都把GDP作为衡量经济增长很重要的指标,但是新经济的产生对GDP的核算原则和方法都带来了挑战。比如互联网网站向居民提供大量的免费的或者价格低廉的服务,这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GDP是以交易为原则,有价格才有核算,没有价格哪有核算?很多的互联网网站提供大量的免费或者低价的服务,比如信息服务,商品信息、旅游信息、医疗信息等等,这些企业主要是通过在线广告获得收入。因此互联网提供的免费或者价格低廉的服务生产及居民关于这些服务的最终消费被忽略或者严重低估。

第二个挑战,对不变价GDP核算带来的挑战,创新和技术进步导致相当一部分的产品功能不断增强,质量不断提升,但价格却不断下降。这种情况不仅对价格指数编制是挑战,对不变价核算也是一种挑战。在价格指数的编制中,如果不能准确地度量这种产品能强质量的提升,客观地反映出纯粹的价格变化,那么不变价GDP核算也就难以体现出产品功能的增强和质量的提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讲,创新和技术进步可能会对GDP增长的统计数据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

新经济给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划分也带来挑战,互联网的发展通过互联网平台,颠覆了传统的企业对企业,企业对个人的交易模式。过去消费者就是消费者,现在消费者已经不仅仅是消费者,他可能是发挥着生产者的作用,这时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了,那些通过互联网平台对企业进行消费的消费者已经不是单纯的消费者了,而是消费者和生产者的双重身份。如何把消费者充分地反映出来,如何对消费者进行区分也是很重要的挑战。

第四个挑战,新经济对某些消费品和投资品的划分带来了挑战。现行的GDP核算中居民购买的轿车是属于消费品的。如果居民把轿车分享出去获得租金收入,比如滴滴出行,这些轿车实际上发挥了固定资产的作用,它已经营运了,从而应该属于投资品。在GDP核算中,这些轿车是作为消费品处理还是作为投资品来处理?是有多大的比重作为消费品,多大的比重作为投资品?如果你作为消费品那就是消耗了,如果作为投资品那就在今后的发展中起到作用。

分享经济对GDP核算如何处理居民关于分享闲置日用品带来的挑战。在现行GDP核算中,居民购买的日用品在购买时计入居民消费支出,在销售出去时以负值计入居民消费支出。这种处理方法没有反映出分享经济利用一部分居民的闲置日用品对另一部分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没有反映出分享经济的作用。比如现在的富人耐用品不断更新换代,有的还很好,但是对于穷人来说还是可以用的,那么富人就把这个捐赠给穷人。所以这种情况下,你把日用消费品分享出去和我作为垃圾扔掉在GDP核算是没有区别的。

所以我认为我们面临一个全方位的挑战,也许还有好多人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但是我认为挑战会越来越严重,因为新经济在不断发展,和传统经济的结合也越来越密切,如果政府统计不能及时意识到这一点,不能及时感觉,那可能跟不上新经济的发展,跟不上在新经济条件下政府管理的需求。 

所以新经济对于政府统计带来了一系列的挑战,这些挑战到现在还没有一套好的结论。这既是挑战,也是机会,尤其是对中国的经济学者和统计学者来说我认为是一种机会。因为传统经济统计标准的制定就是欧美,特别是欧洲来制定的,我们只是被动地执行。但是新经济中国发展得好,我们有可能从中总结一套好的方法、好的概念,对将来新经济统计国际标准的制定发挥我们的作用,我们相信也会有这样的一天。

有人说,19世纪是英国的时代,诺贝尔奖的获得者主要是英国产生,20世纪是美国的时代,诺贝尔奖的获得者主要是美国产生,如果是中国的世纪诺贝尔奖的获得者是不是在中国产生得更多,包括我们统计的创新,当然我们这一代不大可能了,但是下一代还是有希望的。这也是我们中国人期望的,在国家治理、世界治理中发挥我们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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