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局》宋怡明：“中国通”老外“上山下乡” 从底层农村看中国

操着一口地道中国话，谈吐简单明快又风趣幽默，宋怡明教授在访谈中对中国历史和华南学派侃侃而谈。

他是来自“白求恩故乡”的“中国通”老外，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主任，一位常年造访中国闽南地区村庄、寺庙的“华南学派”历史学者。结缘中国三十余年，宋怡明依然对这个东方国度充满了好奇与期待。

“history is interested，历史都是主观的”“我们通过文献去了解历史，跟我们以往的历史是完全两码事”，本期凤凰网《格局》迎来宋怡明，探访一个“中国通”老外的中国观与历史观。

以下为访谈实录：

“中国通”老外与华南学派

旁白：他是来自“白求恩故乡”的“中国通”，是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是明清及中国近代社会史学家，他有一个通俗的中文名字：宋怡明。13岁暑假，宋怡明赴武汉，探望正在华中工学院任教的父亲，他或许无法预料，这个万里之外的遥远国度，在未来数十年里，与他的生命产生紧密的关联，经历了国际关系、哲学等专业的“弯路”后，宋怡明最终发现，中文和历史才是他所追求的。

宋怡明：我后来在牛津读书的时候，我的博导老师他是中国人，他认为你一个外国人，在英国读中国博士专业，有点没有道理，所以我一到了（牛津大学），他就马上派我去中国。然后我去中国以后，我就认识我另外的一些老师，被他们的学术，他们的学派吸引过来的，这个学派等一下再进一步的聊，但是它后来成为了一个非常精彩的一个学派，这个学派叫做历史人类学，或者是华南学派。我之所以能到哈佛，是作为华南学派美国代理人，我就把这个学派的学问传给美国的学者，所以这也是运气，如果我那个老师没有想起把这个学派（传播到美国），被这个学派吸引过来，我说不定哈佛都来不了。

主持人吕思墨：您刚刚提到了这个新的学派，叫做华南派。

宋怡明：这个学科的起缘，我觉得是可以追求到民国时期，民国二三十年代，像顾颉刚、梁方仲、傅衣凌，几个老学者的史学理论，他们都认为，如果我们要真正地理解中国，我们不能单独地看皇帝说一些什么，士大夫说一些什么，我们还要把我们的眼光，放在普通中国老百姓身上，乡下的、农村的老百姓怎么生活，怎么跟皇帝和官僚打交道等等因素。可以说，他们最大的愿望，是我们能不能从下而上的重新写一个中国历史。后来经过几代的学者，这个学派就发展到一个比较有规模的学派。

田野调查下的另一个历史

主持人吕思墨：所以您刚刚谈到自上而下的历史，我可以把它理解成为一种百姓的历史。

宋怡明：完全是。但是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你刚刚说的传统的历史观，很多人会认为，老百姓是没有历史的，老百姓就是辛苦的、努力的种田、拜祖先。实际上老百姓像皇帝一样，都有它的历史，所以我们要去追求这个历史，我们追求到这个历史，我们掌握这个历史，我们才会对整个中国历史，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概念。

这也涉及到我们的研究方法，傅衣凌有一句非常有意思的话，他说我们这个学问，不能单独在图书馆做。他的意思是说，中国其实经过了一百年的，很深刻的变化跟革命，但是还有大量的历史文献，还有大量的资料，还是保留在农村，在民间的。所以我们华南学派的，一个很基本的宗旨是，收集民间文献，进行田野调查。

刚好我在哈佛这个学期，我跟研究生开了一个民间文献阅读课，我们读各种各样的民间文献，包括契约、合同、族谱、贝壳、剧本等等，刚好这门课的学生，大部分都是中国的留学生，他即使读了历史专业，历史本科、历史硕士，有的是第一次，才看到那些东西，我非常高兴，也感动也非常骄傲，同学们都感觉到，我们通过这些文献去了解一个历史，跟我们以往的历史是完全两码事。

主持人吕思墨：所以您到中国的时候，后来做过非常大量的田野调查对吗？

宋怡明：对，没错。我年轻的时候主要是为了我自己的课题，就比较专心在一个地方，我博士论文是写的福州，所以我在福州，就是福建的省会福州，我在福州郊区一个很小的镇，叫做螺洲镇待了很长时间，这个螺洲镇很特别，因为螺洲出了几个名人，最有名的是溥仪皇帝，就是最后皇帝的太傅，他的老师，叫做陈宝琛，出了这么一个名人，但陈家也是一个很大的家族，它在螺洲已经到了几十代，所以螺洲还保留很多有关他们陈家发展的一些文献。

主持人吕思墨：那所以最后这些田野调查给您的后来的学术方面带来了怎样的一些帮助呢？

宋怡明：第一个是我们刚刚说了，比如说我的一本书研究的是家族，我最主要的资料是族谱，老的族谱。当然我们图书馆有一些族谱，我们哈佛燕京图书馆也有一些族谱，但是大部分的族谱还在民间的。所以除非我去田野调查，我这个研究是做不到的。但是还有一个收获，实际上很多人认为，比如一个寺庙的活动，或者是寺庙的仪式，是没有历史的。我经常问当地人，你为什么这样子做，不是那样子做，他说这就是我们中国的传统，这就是历史传下来的。实际上，很普遍的一个寺庙也有它的历史，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历史，去了解当地的公共体是怎么定义的。所以主要是这两个收获，一个是我们收集文献，二是我们可以有一些传统历史不怎么理解为资料的资料。

由上到下理解中国

旁白：从福建省福州市郊区螺洲镇研究溥仪太傅陈宝琛的家谱开始，宋怡明的足迹，遍布了整个东南沿海地区，从族谱到游神，他经历了哪些有趣的故事，又从中看到了一段怎样的中国历史与文化？

主持人吕思墨：那我们知道，您还有一个身份，就是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院的主任。

宋怡明：对。

主持人吕思墨：从费正清研究中心主任的身份上，是不是也提供了很多这样的便利，能够让您从更高的视角上去看待更多的中国的问题？

宋怡明：我很幸运的是我一直没有放弃我原来的研究方法。所以我现在很特殊的一种经验是，有时候我是第一天跟，要么是领导级层，要么是中国重点大学的非常高明的学者，跟他们交流，第二天我还是跑到农村，田野调查。这个我觉得确实是其实是中国人，可能比较少有的机会，所以我可以从上而下，从下而上，都摸一下。我当然不能说，我对中国的理解很全，但我至少可以摸很多地。

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历史都是主观的

旁白：如今，作为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院的主任，宋怡明能够更全面地从上而下、自下而上地冷静旁观着中国。在宋怡明看来，历史是主观的，也是观照当下的，因此，历史学家的责任，是不让任何人来“定义”历史。

主持人吕思墨：所以在您看待这个国际关系的问题上，会不会从您之前做的的这些历史的研究当中，去找一些思路呢？

宋怡明：我觉得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我们有一个责任，一个社会的责任，就是不要让任何人、任何机构说，历史是这样子，因此现状是这样子，因此未来是这样子。我们历史最大的收获，一个收获是什么，我们世界是我们人类创造的，我们面临的的问题，是我们自己创造的，我们不能因为历史的原因，以历史的借口，来认为这个问题是不能解决的，这个问题是一定要接受的。

主持人吕思墨：所以您之前好像也提过一个观点，叫做一切的历史都是现代史。

宋怡明：对，没错。

主持人吕思墨：所以说我们都是在这个现代史当中，为这个历史所创造的一分子。

宋怡明：对，这个没错。还有一个意思，这个是我经常跟学生讲。我们英美有个说法，“history is interested”，这个interested不是有趣的意思，是不是客观的，历史都是主观的。所以谁讲什么历史，你都要问，跟他的利益什么关系的，这个是我刚刚说的，以批评的态度、批评性的去理解历史，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以批评的态度去看历史。因为谁跟你说历史是这样子，谁都有谁的利益在内，所以你就是要了解，他的利益在哪里，你才可以理解，他为什么会这样子理解历史。

旁白：历史并不都在图书馆中，它更在田野，在民间。秉持着这样宏大格局的宋怡明，在历史的脉络中映照着现实与未来。这位高居庙堂，同时深耕田野的历史学家相信，人类所面临的现实世界和所有问题，都是人类自己创造与制造的，不应在被浓妆艳抹的历史中找寻借口。或许正如宋怡明所信仰的，我们所有人正置身于一部宏大的现代史中，作为一份子，创造着未来的历史。

（实录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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