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等风来”
雾霾甚至改变美国政治生态

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北京，若干年后的北京，也成功举办了奥运会，但这届奥运会是在空气污染之下进行的，整个北京以及华北，为了奥运会的举办，控制空气污染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此后的北京，愈发严重的雾霾频频出现。2015年12月1日开始的雾霾，甚至让北京部分地区的PM2.5指数突破了2000大关。与此同时，京津冀一体化刚刚上路，但整个华北大地均笼罩在雾霾之下，让白日的中午如同夜晚，这又为京津冀一体化带来了极多的疑问。未来的京津冀一体化，是否正在华北大地上复制一个更大的“大北京”？

现在，雾霾之下喘不过来气的人们有着极多期盼，有人寄望于权威的科学家，有人寄望于治理汽车尾气，有人已经对农民烧秸秆宣战，有人寄望于可以在一两年内通过努力而恢复蓝天白云，这一切都是真实有效的吗？这中间又有多少是骗人的神话？让我们用洛杉矶70多年来治理雾霾的经验来对照、比较一下。

如果我们把自己的目光拉回到几十年前，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洛杉矶六十多年来光化学烟雾下的众生相：饱受污染摧残的愤怒公众，直面污染危害而仗义执言的医生，想采取措施却因不知如何下手而“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官员，绞尽脑汁想要搞清楚污染产生机制的科学家，面对责任推诿扯皮、逃避、置之不理的工业巨头，想凭一两个奇思妙想而治理污染达到名利双收的“妄人”，在污染肆虐之时看到商机想发一笔大财的商人等等。

很多洛杉矶人都有这样的记忆碎片，当洛杉矶面临最大的环境危机的时候，父母的朋友们都堆积了一大堆的防毒面具。当碳氢化合物肆虐之时，体育课被被迫取消了。洛杉矶有名的橘郡（又名奥兰治县Orange-county），这是洛杉矶一个房地产价格高昂的地区，英文字面的原意为橘子或橘红色，实际这个名字是因天空的颜色而不是水果而得名的。

由于严重的空气污染，数十年来，洛杉矶有数十万人因此而丧生，大多数是因慢性病而亡，这个数字与当地因战争、车祸及黑帮火拼的伤亡相当。洛杉矶那个时代有篇文章这样写道：拂晓时分，如同无形的野兽，毒气开始扩散、狡猾而沉寂、悄无声息、无所不至。灰色的烟雾袭击了洛杉矶，吞噬了矗立的高楼及街边的汽车，太阳也变得模糊不清，让人们失去了对于方向的所有感知，除了脸上烧灼般的刺痛。

首当其冲的是，全城的人都得默默忍受烟雾带来的折磨，吸入的污染物质威胁人们的健康，无论他们是否有过敏史都会产生急性过敏反应，眼睛红肿、喉咙嘶哑。他们紧握着手帕，渴望知道答案。洛杉矶市的官员强忍惊慌失措的情绪告知市民，要镇静不要反应过度，并说太阳一旦露面，烟雾就会瞬即散退。有着严肃科学形象的工程师们，则怀疑由于一些工厂违规操作导致气体泄漏，而异常闷热的天气又使得烟雾被困在城市周围一直出现雾霾。

在一片混乱之中，总有“代表理性”的声音存在。有一个巨大的声音就宣称：美国现代工业文明已经无所不能，治理烟雾就如同将航天员送入轨道，只需按下按钮即可做到，像使用厨具一样简单，科学将是净化空气的关键，而且还不需要过多的扰乱人们的日常生活。

洛杉矶治理雾霾的过程，从不认账，到被迫承认；从互相指责，到慌乱行事。政治决策人物，有着自己各不相同的担忧，有自己各不相同的责任，但有一点是一致的，他们往往忙错了方向。

1943年8月，当时的洛杉矶市长许下承诺，将在未来四个月内对这场令人恼火的烟雾进行全面彻底的整治！即便有现实的观察家指出，官方努力改善洛杉矶空气质量的活动从未间断。但在当时，如果你预测说这片大地的空气在65年后仍有污染，一定会有人怀疑你是否头脑清醒，甚至怀疑你是否爱国。空气质量一定会改善，在当时的洛杉矶似乎早已成了一种信念。

1943年夏天，洛杉矶市的工程部门开始寻找罪魁祸首。如同中国一样，测试人员在户外收集了空气中的一些混合污染物的样本：氨气、甲醛、硫酸、粉尘和氯气。这一结果本该令人印象深刻，但测试人员更困惑于这些物质的来源。当洛杉矶市政厅最终指出这些挥之不去的废气源头时搞错了对象，他们通过现场勘查以及对咳嗽的人进行三角测量定位，以及查看窗帘脏的方向，结果都指向同一个方向——一家位于南加州市区东边的天然气公司。

执法机关认为这家工厂就是始作俑者，联邦政府工作人员为此马不停蹄的忙碌着。他们明白洛杉矶作为二战军需产品供应地，有着90亿美元的军事合同，地位举足轻重。此种情况，类似于中国各个阶层都明白的经济增长的意义。于是，他们慎重行事，派了调查人员，请来了特约的宣传人员，对社会大众进行广泛的解释。终于在1943年剩下的日子里，工厂停产改造，同时城市对其他烟雾源头的排放进行控制，这一切让当时洛杉矶的天空，露出些许苍白的蓝色微光。高度关注空气污染的《时代周刊》，甚至立即信心十足的宣称，这些基本措施解救了城市！

洛杉矶的居民，从认识到相信，空气污染的战斗将是长期的，用掉了很长的时间。这不禁让人想起《北京日报》1999年3月9日的头版头条大标题：“绝不让污染的大气进入新世纪！”现实总在教训社会和大众，真正的科学，只掌握在极少数人的手里，而这极少部分人，又总是被忽略，或是被认为无足轻重，因为有如此之多的权威官员以及具备社会影响力的院士、专家存在。

为了限制雾霾的影响，当时的洛杉矶做了一切可能做的事情，值得今天的北京去参考学习。他们专门成立了一个所谓的“烟雾与废气委员会”，公布了一系列规定来控制空气污染，这些措施包括：禁止在后院燃烧垃圾；垃圾回收和柴油卡车的尾气排放都被严格的限制，还投资开发制造了一种除雾的装置，声称可以有效去除雾霾。

极端的情况下，洛杉矶司法机构甚至对夏天众多而闷热的棋牌室开展了调查，认为它就是污染源。那个时代的洛杉矶，全力以赴投入到了与空气污染的战争之中，洛杉矶市政厅专门成立了一个新的部门“空气污染控制局”。一些公益组织的负责人和企业家无私地将自己办公室的人力投入到了治理污染当中。洛杉矶警察局新招募的警察迅速参与其中，当时的市长鲍伦甚至要求国民警卫队的200名化学专家协助治理空气污染。在洛杉矶，由于有如此众多的相关人士积极参与空气污染的治理，实际已经将对空气污染的治理予以军事化了，有些学校方面的负责人甚至表示，要动员学生也投入这场战争。地方检察官办公室，甚至聘请私人飞行员进行侦查和搜索，看看哪里有冒烟和废物燃烧的情况。那时候的整个南加州，似乎坚信仅仅需要一次全面的整治，便能让天气恢复良好。很多人依然相信洛杉矶有充足的时间，以为只要通过强有力的政策，科学家的突破性进展，就能净化整个区域。

洛杉矶的空气污染情况甚至影响到了当地的政治生态，政客们用空气污染作为互相攻击的政治筹码。官员们都能回忆某些可怕的经历，“这个可怜的家伙受到了来自各方的折磨。”烟雾变成了政治武器，政客们灵活的运用它来为自己吹嘘、拉选票。一位顾问委员会的主席嘲笑的说：“麦凯布到底是怎么了？他干了三个月了，空气污染还是和以前一样糟。”派萨蒂娜市的政客沃伦多恩在竞选地方官员时也忍不住用上了这招，他告诉选民，“选我吧，我能治好烟雾。”

问题是无论采取什么办法，无论怎样雷厉风行，洛杉矶烟雾覆盖的范围比之前更大了。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由于住房、犯罪率和交通问题再加上烟雾问题，人们对往日美好空气的向往，已经远远不止是因为鼻炎或者不停流鼻涕的鼻子了，在一些极端的情况下，人们基本什么都看不见，包括地标，甚至是半英里外的交通标志。一系列对往日美好的追忆使社区老人和大自然爱好者，在面对往日洛杉矶独具特色的沙滩和山林的照片时变得多愁善感。一些英国和荷兰的飞行员宣称，他们基本没法看清整个加州有可降落的地方。

2014年3月5日的一则报道令人关注，北京要建设“全球最大雾霾实验室”。根据媒体的报道，中国科学家计划在北京怀柔建设世界最大的“烟雾箱”，用来“模拟灰霾的形成和治理”。中国科学院是这个项目的发起方，项目筹备人表示，“烟雾箱”只是庞大的大气环境模拟系统研究计划的组成部分之一，初步预算5亿元，目前尚未得到发改委的批复。

按照设想，中科院将建设一个“大气环境模拟系统”，其中最大的两个“箱子”都是300立方米，据悉，如建成，将是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大气环境模拟实验室，优先用于灰霾模拟与控制研究。中科院方面不无自豪的说，“不光是我国科学家，也欢迎全世界科学家都来做实验。”

这个报道一出就引发了社会各界包括学术界的很多人质疑，5个亿建一个“烟雾箱”来研究雾霾是否值得？中科院是否已经充分征求了学者与公众意见？中国目前是否有必要重复建设“大气环境模拟系统”？对比当初研究雾霾问题的美国科学家，只用了一个价值350美元的自制装置，发表的权威报告沿用至今。

石油天然气协会表示，根据他们的研究，二战前大气中的二氧化硫含量比现在还高；而且自1946年以来，许多炼油厂已经不再使用含硫燃料，转而使用天然气和裂解气，也不再有工厂焚烧酸性污泥。这些都是真的，也都是可以证实的，但石油天然气协会的研究报告还是很沉痛地写道，烟雾问题依然存在。他们的唯一希望是，不要成为灾难的主犯。

斯坦福研究所是美国的一家著名智库，但这家与优尼科公司、荷兰壳牌石油公司等大石油公司关系密切的智库，在烟雾污染问题上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斯坦福研究所丝毫不认同斯密特教授的研究结果，但也因此渐渐失去了社会的认同。美国媒体纷纷质疑它所扮演的角色，每年花费125万美元，但到头来却声称对烟雾的化学过程什么都不清楚。

由于这座天使之城的光环已经被“一顶脏灰帽子”所取代，在这里甚至痛快地喝一杯咖啡都不成了，因为就连麦斯威尔价值 7.5 万美元的烘咖啡豆机，已经被认定为一个潜在的烟雾排放源。

1949年，洛杉矶的空气污染控制局信誓旦旦的说，已经消除了35%的可疑污染物，专家们事后才意识到，低估了将近60%的遮蔽天空的污染物，总污染物不是他们估计的741吨，而是2000吨！

一些资金充足的机构与大企业或者当地高校有合作关系，比如斯坦福研究所、空气污染基金会、南加州空气污染基金会等，它们雇佣了大量科学家，把他们组成研究团队和无数小组委员会。这些被雇佣的科学家最初都把主要精力放在碳氢化合物的研究上，在进行深入研究之前，他们都对汽车尾气是烟雾的主因表示怀疑。仅仅是空气污染基金会就资助了34个项目，其中就包括一个著名的“催化转化剂”项目，这个被广泛宣传的神奇阻碍剂项目，甚至得到了当时还极为罕见的电子计算机的支持，制作了10万张打孔卡片。

田纳西州的莫里斯除臭剂公司发明了一种油烟燃烧器，据称它适合任何类型的发动机。该公司的广告称，静电系统可以阻止“大多数烟雾排出”且“净化尾气”，并能够快速安装。实际在1961年之后，洛杉矶档案中关于小装置没有记录的太多，因为小发明实在太多而无法一一记录。这种情况到1978年，热情才告消退，但平均每天仍有一个。其中，多数有关雾霾治理的建议就像50、60年代一样不切实际：人工增雨、暴雨排水道、山顶排风、太阳能发射镜、植树以及大气“空调器”等等。

除了不靠谱的“小发明”之外，科学家也没闲着，但同样也不靠谱。当时的权威气象学家欧文•克里克，因为成功预测了诺曼底登陆日的天气，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气象学的学术权威，而他成为第一个叫卖“空中排污”系统的人。克里克华而不实的发明是以排风的传统理念为基础，但融合了先进的管道和推进装置。他的设计是将烟雾通过进气口吸入管道，然后发电机将气体抽入排气烟囱，这些烟囱比150层楼都要高，出口在天空的逆温层之上。虽然美国人天生对机械比较狂热，但还是没人敢投资这位专家的计划。

著名的加州理工学院以及洛杉矶最精明的商人之一贝克曼教授，认为二氧化硫浓度在洛杉矶盆地是微不足道的。他认为，二氧化硫不是造成光化学污染烟雾的危险物质，天然气燃烧产生的氮氧化物危害更大。就在这些争论继续的同时，二氧化硫排放上升到每天500吨。

空中文字广告公司也处境危急，因为当时人们认为用油状物在空中喷字会进一步污染空气。而洛杉矶的居民做出的反应是，商店里开始出现一些石棉防火服以及毒气面罩——烟雾保护服，价格不详。束手无策的洛杉矶县的官员们，有病乱投医，无限扩大监管权力，甚至要求任何人在安装或者使用价值超过300美元并且会产生烟雾的设备时，都要首先提交一份申请。

然而类似的情况，中国也在发生。

本文转载自安邦咨询陈功先生《风来了——北京与洛杉矶雾霾比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