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来越多年轻人掌权：
对于中国恐非佳音

越共十二大被称为“20年来最重要的党代会”，此次越共人事变化的最突出特点是年轻化。最年轻的两名中央委员均为40岁。20名候补委员中最年轻的仅38岁。不少70后出任省、直辖市的书记，多数县市出现80后领导干部，少数甚至出现90后。

越南干部队伍的年轻化为越共高级领导层注入了朝气和新鲜血液，为越共执政连续性和长期性奠定了基础。但这些年轻的领导干部大多受中越关系恶化时期的影响，接受的是反华教育，生活在反华氛围中，其对华存在既定的立场和态度。越共干部年轻化使其对华政策的两面性更加突出。

1月28日，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越共十二大顺利闭幕，人事安排也基本浮出水面。在此次人事变化的背后，透露着一些越南未来政策的走向。

首先可以肯定，越南短期内不会发生骤变、巨变和急变。首先，决定越南内外政策的是国家利益，越共人事变化不会改变其国家利益的客观存在和主观认知。尽管我们主观认为的越共“亲华派”、“亲美派”在对外政策上有些差异，但他们共同的出发点都是维护国家利益。

从外部看，越南所处的国际战略格局和地缘政治格局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南海争端依旧存在，因此仍会视中国为意识形态的强力后盾、经济发展的重要伙伴、南海“维权”的主要对手和最大威胁；视美国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开拓对象、南海“维权”的主要依靠、意识形态的主要对手和最大威胁。

从内部看，越南目前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反政府势力意图推翻越共执政地位、党内民主化思潮泛滥和贪腐横行、宏观经济形势不稳和社会矛盾的不断积压。因此，加强党的建设、强化执政能力，着力促进经济发展，化解社会矛盾仍旧是新领导集体的首要目标和任务。其次，十二大顺利完成换届选举和新老更替为越南内外政策的延续奠定基础，越共会坚持“稳中求变、变中维稳”，更倾向于采取“小步稳走”的策略推动改革。

越共十二大被称为“20年来最重要的党代会”，其主要原因是与前几次越共大会相比，此次大会面临的形势异常复杂。一半以上的政治局委员（越共未设政治局常委）达到65岁退休年龄，越共总书记、国家主席、政府总理和国会主席组成的“四架马车”更是集体面临退休问题。

与此同时，十二大的干扰因素明显增多。根据越南媒体报道，“各种敌对势力和政治机会主义分子”的活动十分猖獗，特别是各种社交网站等新媒体充斥着各种攻击、颠覆越共领导地位、动摇越南社会主义政治制度、鼓吹多党制和政治多元化的公开言论。西方媒体也危言越南“正面临暴风骤雨般的形势”，事前对人事安排做出各种预测，甚至直接赤膊上阵为其心属的某些人物摇旗呐喊，意图影响人事安排结果，进而把控越南未来政策走向。

但越共强化了媒体管控，越共中央直接领导的媒体采取了多种舆论反击措施；军队和公安力量也严阵以待，并通过抓捕造谣分子等措施稳定住了局面，换届选举得以较为平稳的进行。越共总书记阮富仲作为十一届十四中全会通过的“特殊情况”连任，政府副总理阮春福、两名国会副主席阮氏金银和丛氏放、公安部长陈大光、中央宣教部部长丁世兄、祖国阵线中央委员会主席阮善仁等七名越共第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再次当选，中央办公厅主任陈国旺等人成为政治局的“新兵”。可以说，越共完成了新老更替，形成以老带新的合理局面，相关政策也将得到延续和发展。

最后，越南政治格局并未因十二大发生根本性变化，阮晋勇退而不休，其对越南政局的影响力仍在。

这种局面有利于维护党内团结、政治稳定和相关政策的延续发展。总理阮晋勇本人淡出政治局并不意味着南方派或者所谓“亲华派”的得势和“亲美派”的失势。

目前看，在中越存在南海争端和美国不断加大对越南拉拢的背景下，“亲美派”在越南总体处于“得势”阶段，其在越南国内的影响力仍处高位。预期出任政府总理的阮春福，以及国会主席阮氏金银均被舆论视为阮晋勇的追随者。尤其是阮春福，之前曾担任政府办公厅主任，是阮晋勇的“大秘”，在其不断提拔下逐渐成为副总理、政治局委员，其立场和主张不言而喻。阮氏金银现任国会副主席，在十一届政治局委员补选中依靠阮晋勇的支持成功当选。此外，在对外政策，尤其是对美政策上与阮晋勇立场相近的副总理兼外长范平明，也进入了政治局。

就阮晋勇家族而言，其长子阮青毅子继父业，在39岁时就当选了坚江省省委书记，十二大上又当选中央委员。其90后次子阮明哲现在已经是平定省执行委员会委员，是平定最年轻的省委干部。其女阮芳清执掌着投资基金公司“越南资本管理”和证券公司“越南资本证券”，在经济领域影响较大。其女婿阮宝黄（美国籍）是原南越阮文绍政权内阁副部长、1975年出逃美国的阮邦的儿子，与美国官商两届关系密切。

若果真如此，阮富仲去职后的政局走势陡然生疑。因此，十二大后，总体上越南对外依然会坚持并发展大国平衡外交的传统，游走于中、美、日、俄等大国之间，延续并完善越共十一大所提出的独立自主，和平、合作与发展的对外路线，和开放、多样化、全方位和主动、积极融入世界的外交政策。对内，仍会在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不搞多党制，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1986年以来实行的“革新开放”政策的原则下，继续推进和深化国内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在革新道路上稳步前进，快速可持续发展，力争早日建设成现代化的工业国家”。

不过，越共十二大的人事变化会带来内外政策的微调。首先，阮富仲连任总书记后对内政策上将进一步强化党建。阮富仲是政治经济学博士、教授，曾在苏联社会科学院获得过历史党建专业副博士学位，曾长期在越共《共产》杂志工作，后担任国会主席，越共十一大当选总书记，为官较为清廉，主张加强党的建设，强化党内治理，清除腐败分子。为此，阮富仲在当选后即着手在党内自上而下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同时加大培养党员干部队伍的力度，尤其是“具备足够品质和能力的战略性干部队伍”。随着政治民主化、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的发展，越南国内民众对执政党社会治理能力的要求提高，这就要求越共推陈出新，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

阮富仲在十二大上做报告时明确指出越共未来面临六大任务，其中两项与党建相关，即“加强党建和党的整顿工作，预防和击退政治思想、道德和生活作风的蜕化，集中建设作风正能力强的干部队伍”、“推进整个政治体系机构精简优化，以提高各组织机构的活动效率，加大预防和反对腐败、浪费和官僚主义等的力度”。随着阮富仲的再次当选，越共在党建方面将迈出新步伐。

阮富仲连任后越南对美政策上将更为谨慎。自美国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以来，美国调整对越南的战略目标，改变策略，软化立场，柔化手段，拉紧双方利益纽带，拉近双边关系，拉拢越南的高层领导和精英阶层，图谋将越南打造成海上制华的新抓手和“亚太再平衡”的战略支点。

越南为争夺南海权益、维护既得利益，亦有意借美制华，希望争取美方支持，对美国的需求提高，双方战略契合度渐高。2013年越美建立“全面伙伴关系”以来，双方往来频率渐增，层级渐高，内容渐敏感深入。2014年中建南事件后，越南国内的亲美势力开始占据主流，主动加强对美国的关系。2015年双方高层互访和政治交流更加频繁。7月，阮富仲本人也访问了美国，使其成为两国建交后首位访美的越共总书记，国际舆论普遍认为此访显示双边关系进入“历史新阶段”。

阮富仲表示，越美两国已从“旧仇”变成“朋友”。可见，越南认为发展对美关系有利于其国家利益，着力发展对美关系已成其既定政策和大势，阮富仲本人亦推动越美关系发展。但在双边关系发展的程度、节奏和内容等方面，阮富仲主张更加稳妥、均衡，在加强双方合作的同时也要清醒的认识到越美两国在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差异，积极防范“自我演变”和“颜色革命”。因此，越南对美国的合作与防范将同步加强。

此次越共人事变化的突出特点是年轻化。180名中央委员中26人年龄在50岁以下，152人是51-60岁， 61岁以上仅12人。最年轻的两名中央委员是岘港市委书记阮春英和坚江省委书记阮青毅，均为40岁。20名候补委员中最年轻的是越南胡志明共青团中央书记黎国峰，仅38岁。在去年进行的地方选举换届中，78%的省（市）党委书记年龄介于50-55岁之间。不少70后出任省、直辖市的书记，多数县市出现80后领导干部，少数甚至出现90后。

干部队伍的年轻化为越共高级领导层注入了朝气和新鲜血液，有利于越共保持活力和创造力，为越共执政连续性和长期性奠定了基础。但这些年轻的领导干部对华政策取向值得关注。他们大多受中越关系恶化时期的影响，接受的是反华教育，生活在反华氛围中，其对华存在既定的立场和态度。尤其是中国加速崛起和对越南影响力的提升使其愈发担心对华过度依赖将损害其国家安全利益，越南对华战略转向制衡、竞争、防范、斗争。阮晋勇曾公开表示，对华要“既合作又斗争”，实际上更强调斗争面。

事实上，越南人口自2006年起出现结构性变化，越战后出生的人口比例占到总人口的70%。未来越南整体的政治环境和政策趋向将逐渐发生微妙的变化。在双方比较敏感的南海争端上，年轻人更容易收到国内外舆论报道的影响和反华势力的煽动，出现反华示威等活动的风险大增。

但另一方面，中国快速崛起是大势，搭乘中国经济发展的便车、密切中越经济往来有利于越南发展本国经济；越南面临的颜色革命风险不断加大，党的执政地位受到各种挑战，为维护越共执政和社会主义制度，越南需要中国的支持和帮扶；中国是越南最大也是最重要的邻居，与中国维护相对稳定的关系有利于其延长“战略机遇期”。因此，越南年轻一代对华“既爱又恨”，对华政策将更加趋向“既合作又斗争”的两面。对越南来说务实的做法是在防范中国“侵犯南海主权”和“国家安全”的同时，发展与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

总体看， 越共十二大不会带来内外政策方向性的转变，越南仍将延续和发展其赖以为生的大国平衡外交政策，但阮富仲连任总书记将使越南在发展对美关系上更为谨慎，干部年轻化和人口结构变革也会导致越南对华两面性更加突出。实际上，决定中越关系未来发展方向的是双方国家利益的契合度和两国民众对彼此的认可和信任度，中越关系的转圜和推动不能指望个人的力量，而是应该通过拉紧国家利益的纽带，填补由历史原因造成的双方民众信任鸿沟、转变两国对彼此的认识差距等措施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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