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袁钢明:

中企走出去遭遇大量资本外流, 可谁是“内鬼”都说不清

本期受访者: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 袁钢明

本期采访者:凤凰国际智库研究员 李帅宇 郑怡雯

编者按:

陷入缓慢增长泥淖的世界经济中有一支极为亮眼的大军——中企。

2016年,世界经济图景并不令人乐观:经济复苏脆弱、全球贸易锐减、保护主义抬头。在逆全球化趋势日益严重的同时,中国正在更深度地参与全球经济,在一股逆全球化的洪流中迈出大步拥抱世界。

自2005年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连续10年持续增长,2015年达到了1456.7亿美元,中国对外投资首超吸引外资,开始步入资本净输出阶段,中国首次成为资本净输出国,投资流量跃居全球第二。

“不正常的情况是,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中可能包含着大量的资本外流,而不是真正的对外投资。”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袁钢明在接受凤凰国际智库专访时提醒说。

中企走出去的成功率仅有20%,袁钢明告诉凤凰国际智库,“无需太过担心,爱拼才会赢”。他认为,民营企业天然优于国有企业的产权结构设置让民营企业在经济大潮中更有效率、更灵活、比如在应对投资所在国的相关审查上,国有企业可能会受到更多阻碍,而民营企业的阻碍很小。“民营企业甚至能够进入国外一些涉及国家安全的敏感行业。”他说。

全世界都在造“保护墙”,中企往哪走都“撞墙”

凤凰国际智库:近期当选总统特朗普曾在竞选中曾提出对中国征收45%的关税,他胜选后引起了市场对中美之间展开贸易战的担忧。当前,在英国脱欧、欧洲反移民声浪的背后,都能看到反全球化倾向和贸易保守主义的兴起,能否请您谈谈投资保护主义的问题?

袁钢明:在当前的国际经济体系中,有推进多边自由贸易和规范贸易行为时世界贸易组织及其相对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但却不存在规范跨国投资活动的国际通行规则。近年来,中国在对外直接投资上的快速增长,尤其是针对美国和欧洲国家等发达经济体的投资。而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企业遭受了不少不公正的待遇,比如以国家安全为名义进行投资审查,以致投资最终中止。实际上,贸易保护和投资保护是一样不利于全球经济增长的,这在国际社会中已经取得了一定的共识。

最新的一些全球性和区域性自由贸易协定中,比如说像WTO、TPP,这些协定中其实很大一部分创新的地方都是要关于促进投资自由化的相关问题。今年9月的G20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在发言中强调了投资保护主义的问题,实际上体现出了中国政府对于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中遭受不公正待遇和地方保护主义现象的关注。

凤凰国际智库:您觉得现在中国企业在对外投资中,针对不同投资目的地,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面临着哪些问题?投资所在国会采取怎样的投资保护措施?

袁钢明:在观察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时,区分不同的投资目的地对于开展相关讨论非常有必要。比如对发达国家和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是差异很大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近年来,中国对外发达国家的投资,比如在美国、欧洲等国都遭到了不少不公正的阻碍。很重要的一点是,这些国家担心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会不利于他们继续保持管理和技术领域的传统优势,担心中国的跨国公司会在国际竞争中实现对他们的国家公司的超越。

还有一种投资方式是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这种投资活动不是以获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为目的。而是要扩大我们投资的效益,或者是扩大市场,推广我们的技术和产品,或者获取我们需要的资源。中国政府正在大力推进的“一带一路”就涉及到对发展中国家投资的一系列问题。“一带一路”的各项投资,不少项目是可能要出让部分利益给投资所在国的,而我们的获益则是扩大了中国企业的海外市场,有效转移国内的过剩产能。面临的风险可能是,投资成本的上升、投资目的国的潜在的政治风险。

我个人的观点是,中国现在的对外投资更重要的目的地是对发达国家,我们借此获得先进的技术、打破技术垄断,对于中国企业未来的发展,提升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而中国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与其说是投资,不如以贸易的视角来分析,即以投资为通路,进行资源或者是商品的进出口。

日本国内经济停滞,并不代表他在衰退

凤凰国际智库:能否请您再具体谈谈中国企业在对发达国家的投资中如何提升自身的技术水平?

袁钢明: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企业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是中企的一个重要创新行为。因为在国际经济领域中,对外直接投资领域长期以来都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或者发达国家之间相互的投资。像中国这样,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推进对发达国家的投资是不常见的。中国企业做到这一点恰好体现了在发展中取得一些优势,如资本的优势,管理的优势,人力资源的优势,还有学习的优势。中国企业在发达国家进行投资,不是去输出产品,而是通过在发达国家建立研发中心,聘用当地的科研人才,提升企业的技术水平。即便不在当地建立研发中心,也能降低获取先进技术的壁垒,降低技术转移的成本。我认为,这是对中国企业未来越来越重要的投资方式,中国企业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将会持续增长。

凤凰国际智库:1985年,日本在《广场协议》后,日元大幅升值的背景下,不仅扩大在东亚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也开始在美国和欧洲这些发达国家扩大投资。这与中国企业近年来在对外直接投资上的新动向,是否有相似之处?

袁钢明:我认为,有不少相似之处,甚至完全是一样。日本在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经历有很多值得中国借鉴的地方。值得关注的是,尽管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国内经济出现了停滞的现象,但日本的海外投资却一直长盛不衰。这正是长期以来,中国国内对日元升值影响的讨论中所忽视的。日本国内的经济停滞并不代表日本真正的衰退,比如日本企业在扩大海外市场上,获得了丰厚的利润。当然,日本与中国不一样的地方是,日本企业在制造业上的巨大优势,这点中国企业现在还不具备。中国和日本的相似之处在于本国货币升值、资本相对丰富、外汇储备雄厚。并购需要依靠强大的资本势力,针对一些资金链断裂,运营困难的公司,开展收购和并购的活动。日本的经验可以证明,中国目前加大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是非常有前景的行为。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 袁钢明

警惕打着“对外投资”幌子,搞的却是资本外流

凤凰国际智库:大型国有企业是中国企业早期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代表,并且当前依然在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中占有较大的份额,您如何评价民营企业在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活动中扮演的角色?

袁钢明:近年来,中企在走出去过程,民营企业依靠其自身的优势正在超越国有企业。比如在应对投资所在国的相关审查上,国有企业可能会受到更多阻碍,而民营企业的阻碍很小。民营企业甚至能够进入国外一些涉及国家安全的敏感行业。比如中国的国有石油公司和私营公司在投资美国石油行业所遇到的不同待遇就能够体现。

近年来,比较成功的海外投资越来越多的是由民营企业来完成。比如吉利汽车对沃尔沃的收购就是一个典型案例。中国民营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上的优势还与他们体现的企业家精神有关,像温州人的经商精神。我觉得针对民营企业走出去,政府没有必要对他们的投资活动加以不必要的管制。比如说对于外汇的控制,这对民营企业的限制导致其无法进行跨国并购,如果体制管控进一步开放的话,我相信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会更加蓬勃地发展。

凤凰国际智库: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首次超过了吸引的外商投资,有些观点表示了对这一现象的担忧。比如当前发达国家在,东南亚国家,像越南、印尼,南亚的印度、孟加拉国也在加大投资,中国在吸引外资上正面临更大竞争,加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中国国内的一些行业是否会面临资本不足的状况?

袁钢明: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这一趋势的确存在一些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中国对外投资超过了吸引投资,它本来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中的阶段性变化,即从资本缺乏变成资本相对富裕,从这个角度思考,这是很正常的一个趋势。但是,不正常的情况是,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中可能包含着大量的资本外流,而不是真正的对外投资。资本的持有者出于各种动机,通过各种渠道比如对外直接投资的形式将资本转移到了国外。一个问题是,以对外投资作为掩盖,进行资本转移的金额究竟有多少,目前还很难统计。尤其是在当前国内经济增长放缓的情况下,不乏一些民营企业会资本外流。

民企“走出去”,爱拼才会赢

凤凰国际智库:您刚刚谈及中国企业在发达国家投资,一大优势就是获取先进技术,但涉及到不同国家企业间的竞争,发达国家担心技术外流,从而加以限制。您觉得中国企业应该怎样更好的应对这一问题?

袁钢明:面对这种情况,我们的企业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时要尽可能放低姿态。比如中国在德国的投资,在诸如制造业等专利技术比较强的产业里,中国企业遭遇类似的情况很多。比如三一重工在美国投资所受到的阻力极大,迄今都难以突破。中国企业需要尽量消除对方对中国的敌意,或是戒备。我们要体现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是一种互利共赢的活动,而不应仅仅强调中国企业的资本优势。

凤凰国际智库:不久前,路透社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案例在增加,但是中企投资并购的成功率只有30%,如果考虑到实际实施的情况,成功率可能还要减少10%,所以中企在海外并购成功率可能只有20%,对于这一现象,您怎么看?

袁钢明:并不需要对这一数据表示惊讶,因为这相当于风险投资的“广种薄收”,就是大面积撒网,我们的确面临成功率低的问题,在对外直接投资中失败是不可避免的,这也是对企业承担风险能力的考验。而这恰好也能体现民营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中的一种优势。 国有企业就不是这样,国有企业的话,你可能出去做一个项目,就会有非常大的压力和责任,做一个项目要求成功一个项目。另外,国企走出去,如果出现漏洞,解决措施更多倾向于加强管理,相对民营企业,国企的创新精神、冒险精神较少。 如果是民营企业走出去,这就和国有企业的性质完全不同,民营企业用自己的钱走出去,如果失败,那这是他的经验不足。“爱拼才会赢”,如果中国的民营企业能够自己承担这种风险,这是非常合理的,虽然成功率低,但成功收益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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