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假想敌，美国鹰派渴望中国崛起
【编者按】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国际关系教授巴里·布赞（Barry Buzan）系国际关系“英国学派”的领军人物，在安全理论研究方面作出过开创性地贡献，这使得他在国际关系学界享有盛誉。
从巴里·布赞的作品和对话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试图努力摆脱西方对中国的刻板偏见，试图从中国的特殊国情和历史经验中获得对中国外交政策话语和逻辑的理解。
为了更好地理解当下的中国与世界，凤凰国际智库英国观察员Alicia Li采访了巴里布赞教授。在这一部分的采访实录当中，Alice就美国是否遏制中国，东亚地区安全等问题与巴里布赞进行对话。巴里·布赞认为，中国最重要的是处理好与邻国的关系。中国与邻国的关系越好，美国在亚太存在的合法性就越低。以下为访谈实录。
凤凰国际智库：文安立教授认为中国在外交政策制定方面缺少大战略。您怎么看？
巴里•布赞：如果你是一个现实主义的美国分析师——当然有很多，中国的大战略看起来其实非常清晰。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来说中国有一个大战略，而且简单明了。但如果从中国的内部来看，我就不确定中国是否有大战略了。
正如我之前所说，我获得信息的途径有限，也清楚在中国几乎每个想得到的政策选择都有经过大量的讨论，大量不同的声音和观点此起彼伏。我认为目前中国没有又或许是没有有意识地建立起一致的战略，而是在某种程度上被动应对。它的政策制定连贯性不强，所以所说和所做才会给人造成不一致的印象。我猜想中国人可能会谈及中式思维，指向其他的含义，如果有其他含义的话。而当行为和修辞完全混杂在一起，我不懂得那是什么，也无法理解传递了什么信息。我最有把握的推测是，中国的大战略尚待商榷，但同时它也有向现实主义倾斜的势头，而这非有意而为之。因为没有人知道中国二三十年后会是什么样子，有大量等可能的结果，这也是问题的一部分。因为局外人和局内人都不知道中国将会如何运用自己的力量，这背后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中国人自己都不知道。他们正在积聚力量，他们明白自己的核心利益，但对中国之外的国际秩序还在探索。有些人知道他们不喜欢西方国家建立的秩序或不喜欢这种秩序的某些方面，但中国或其他国家都没能给出替代性的方向，印度也是一样。这样一来，在中国明确它想要成为什么之前，一个稳定的大战略还需要等待。或许可能有，你会说在毛泽东时代中国有它的大战略，但之后却出现了变化。邓小平提出了另一个大战略，但对于“中国应该继续韬光养晦还是奋发有为”的讨论又使他提出的战略被淡化了。
在我看来中国的大战略悬而未决，我不知道应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仍不明晰。美国与中国的差别在于，不管你喜欢与否，未来二三十年的美国将和现在的美国相差无几。
凤凰国际智库：民族主义抬头是全世界的共同面临的问题，最具代表性之一是美国特朗普主义的崛起。一些左翼经济学家认为，民族主义是全球化过程中产生的贫富差距扩大现象的结果。国际上许多声音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正在提升，但是您认为中国增长的民族主义背后有经济因素在推动吗？
巴里•布赞：这个问题让我有些惊讶，我的回答是否定，我的意思是中国的情况不是这样的。民族主义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你也许认为这一意识形态是从19世纪开始兴起的，然后成功的传播到了世界各地。它兴起于法国，或许是工业革命时期。之后从欧洲传播到了世界各地。它是基于一个这样的理念，即民族，无论人们怎么理解，为国家存续之合法基础。对于世袭君主制国家的合法性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转变，由此，这个理念也成为了一个全球性的意识形态。这就像足球，没有人将足球当成一项英国运动。它是全球性的，每个人都在参与，无论你走在哪，大家都在谈论足球。民族主义也类似。它开始于法国的某个地方，然后传播到各处，它与各国相融合或者经历本土化。所以没有人将民族主义当成是法国的意识形态，而是全球性的意识形态。
现在，你可以说，它在某种程度上有经济基础。在19世纪，（欧洲）阶级持续分裂的情况下，民族主义被用作整合国家,这相当有效。当它运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时，成功打破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裂模型。那时候马克思主义者呼吁，不要参战，那只是资产阶级的阴谋。正是由于并不是每个人都赞同，因此资产阶级的阴谋成功了。在这一情况下，你可以说民族主义有着经济基础，但是到了现在，它已经存在了太久，已经嵌入到各个国家当中，伴随着国家的成长。
凤凰国际智库：刚刚您谈到民族主义对国家具有整合作用，那您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对亚太地区稳定产生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巴里•布赞：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民族主义的神奇之处就在于它既能够整合国家，也能够分裂国家。所以，最初，如果你回顾1911年后的后清时期（编者注：原话如此），清（朝旧势力）不能再利用民族主义了，因为他们被广泛认为是外国人。如果他们像日本的明治维新者所做的那样培养了民族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很容易就创造出革命力量来打垮自己。所以，他们不会这样做。当清朝覆灭后，以汉族为中心的民族主义开始出现，但是对于中国来说其存在仍然非常困难和危险。我认为，（当时）在中国，有非常多的地区性的民族主义，例如西藏、新疆和台湾。所以，你可以认为民族主义在分裂中国的同时也将其联合起来，例如，日本在统治满洲国时期，他们试图创造出满洲形式的民族主义，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成功了。因此，中国的问题在于，它的民族主义是民族性的，在某种情况下也就是汉族，或者说是国民性的。
凤凰国际智库：南海仲裁案结果出来后，美国指责中国没有遵守国际法。7月11日格雷厄姆•阿里森（Graham Allison）有一篇文章写道：“所有大国（great power）都无视国际仲裁”。他提到了美国的在尼加拉瓜港口采矿而受到起诉后，无视国际法院的裁决结果。您认为美国是否玩弄国际法对付中国吗？
巴里•布赞：是有一些。但在国际关系里虚伪本来就不是新鲜事，对国际法阳奉阴违的事例非常常见。
但是我认为这件事情对于中国来说非常重要。中国是正在崛起的势力，其立场备受瞩目又举步维艰。当然每个人都知道中国很大，所以当它崛起时，尤其是当它快速崛起时，人们会感到恐惧。所以中国在外交政策上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于如何应对这一点，如何应对其他国家的预期和反应。因为中国很大，很容易使人产生恐惧。当然，体制的不同也是一方面的原因，但主要还是因为它太大，增长得太快。中国试图实现和平崛起，我认为这是中国绝妙的国际关系和外交理念，并且是富有洞见的，因为过去的中国的确需要和平崛起。如果它这样做的话，可能创造出非常不同的国际政策。但是，当你很大，非常大时，和平崛起就不简单了。
在10年前或更晚一些的时候曾经有一个机会，中国那时候实力比现在弱一点，它那时候确实拥有过真正实现和平崛起的机遇。这个机会对于南海问题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中国现在的做法让美国的鹰派得到了在亚太存在的理由。我认为南海仲裁案中美国扮演的角色相对于中国向邻国传递的信息来说并不重要。
凤凰国际智库：许多人认为，南海局势的恶化与美国“重返亚太”政策高度相关，您如何看待这一观点？
在很多方面，美国的政策都是组合型的。我的一位已故好友Gernald Segal就创造了这样一个名词“约束性干预”（constrainment），代表着干预(engagement)与束缚(containment)相结合。所以只要中国看起来具有威胁性，就必须有牵制的成分在里面。因为你必须了解在中国之外的人们始终记着一段不愉快的历史。现在领国担心，难道现在这个时代又要重返吗？我们不知道答案。中国的政策一直风云变幻，所以它的邻国不得不十分谨慎地关注其政策变化。因此他们对中国的政策总是抱有谨慎的、怀疑的态度。所以我认为美国的对华政策有牵制的成分在，但也有大量的亲密合作，这并非罕见之事。
英国在美国的发展历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大量的投资、海量的贸易、可观的技术转让等等。英国得到美国的感谢了吗？没有。美国也没有因为从许多方面帮助过中国崛起而向中国索求感谢。在邓小平的观念里，中国的崛起源自其参与全球经济，利用全球资源以及开展全球贸易，而这一切都是为了增加中国的财富，增强中国的国力。我认为他很好地理解了这一点，这一证据也显示中国是美国领导的国际经济秩序下的巨大受益者。我认为邓小平理解的原则是，这个世界并非总危机四伏，也存在着共同发展和经济合作的巨大机遇，中国应该积极参与进来。所以在我看来，美国的对华政策70%是友好，30%是牵制，把它描述为完全的牵制纯属无稽之谈，因为这与历史相悖。我想问那些鼓吹整个世界都在与中国作对的人，如果美国不存在，中国又能做什么呢？中国被美国遏制了什么呢？
凤凰国际智库：说到东亚地区安全。东亚出现了在经济上依靠中国，安全上依靠美国的“二元背离”现象。这种格局的出现实际上造成了亚太地区的极不稳定，您认为美国的遏制战略真的有助于亚太地区的稳定吗？
巴里·布赞：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有很多人都这样询问过。在这个问题上其实并没有明确的答案。在一些事情上，你可以举出正反两面的例子。所以一些人也许认为美国侵入了这一地区，将会造成这一地方的动荡，因为它阻止了中国、日本、甚至是韩国之间求同存异，相互合作。中国和朝鲜发现美国在东亚的存在是富有挑衅色彩的……或者你也可以认为，美国对其自身的行为描述同样能让人信服，即它确实想起到稳定区域的作用，它让日本裁军保持和平的局面。这让日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不再是地区安全威胁的来源，而美国的存在在所有的方面都维持了这一区域的稳定。我认为这也是正确的想法。要想考虑清楚这件事，你不得不进行反事实的游戏来询问你自己，例如，特朗普竞选成功，站在了孤立主义者的政治立场……美国人说，好吧，现在我们受够了你们，你自己解决吧，我们不管了。之后，在东北亚会发生什么？我认为看到现在的地区形势，你也许会说中国在地区中占有优势，会去寻求领导地位。问题在于，这个区域的其他国家是否会对中国产生抵制情绪？或者说他们是否会认为由于中国太强大，他们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对中国卑躬屈膝？但是如果民族主义者拥有着西方的主权思想，这一情况便不会发生。这一思想已经嵌入到了世界上的各个国家和地区。因此这会引起其他国家的反抗，造成非常混乱的局面。如果你做了反事实的推理，推理的结果会给你答案。
凤凰国际智库：美国是否将中国作为假想敌以平衡其国内保守派势力呢？
巴里·布赞：我认为确有其事。观察美国的外交政策制定，你会发现在二战结束后美国正想方设法地探索它的外交政策应该是什么样的。你要知道在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是非常困难的。回到特朗普的问题上，美国公民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根本不在乎外交政策的制定。他们完全生活在美国国内，就像中国人完全生活在中国国内一样，毫不关心世界上的其他地方。
从20世纪90年代起，外交政策就变得难以制定，所以美国人四处寻找罪恶和恐怖主义等等，但那些都不够引人注目。所以美国更具鹰派味道的当权者渴望着中国的崛起，因为这样一来他们就有了另一个明确的战略敌人，外交政策的制定又会重新变得简单。当然同时，中国和美国在经济上更加相互依存，贸易和金融对双方都非常重要，这与美国和苏联的关系是不同的。
因此，美国的外交政策制定在这种情况下被约束了，当然就会有选民想要看到中国成为一个威胁并对它指指点点，比如指责中国的政治体制等等。如果你是现实主义者——无论在中国还是美国都有许多现实主义者，你就会认为当中国越来越强大，中美之间的竞争就不可避免。我并不这样认为，虽然这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自我实现的预言，中美都有足够多的支持者使它成为现实。如果你那样想，接受那个观念，本质上都是受到了均势观念的驱动，那么除了这样想以外你别无选择：将来会有某些冲突或转型危机或随便你怎么称呼它。这种描述都是把自己困死在一个逻辑当中，并使之成为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而这种观念对美国和中国来说都是一种威胁。
凤凰国际智库：那么谈到中国的和平崛起，您提到中国必须对邻国友善以防止美国趁虚而入。但我们阅读历史时也看到，在1846年爆发了美墨战争，1898年爆发了美西战争，一次是侵略战争，一次是帝国战争。您和文安立（Odd Arne Westad）都曾说过美国在19世纪是一个欺负邻居的恶霸（neighboring bully）。这是不是意味着美国的崛起并不和平，或者说您指的“和平崛起”要放在一个特定的语境当中，即不挑战现有霸权国才算和平崛起？
巴里·布赞：对于和平崛起，并没有一个确凿的能够一言以蔽之的定义。将美国的崛起称之为和平崛起是因为它没有撼动当时的霸权，也就是是英国，也没有同其他大国挑起任何战争。尽管你会反驳美国在19世纪90年代确实对西班牙发动了战争，但那是涉及到其领土的。美国在某种程度上曾经是一个跋扈的霸主，所以它的邻居认为美国的崛起并不和平，加拿大或许差不多。所以当美国称自己是和平崛起时，Mic Cox和我都认为这是一个狭隘的断言。
回过头来会有人问，美国有一点和平崛起的意思，但到底什么才能称之为和平崛起呢？中国不与美国交战，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称之为和平崛起。但是大国之间不会再交战，交战不再是明智之选。在过去战争是完全合理的，但现在不再是了。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说，中国能够和平崛起是因为暴力争霸确已不合适。但依靠战争崛起并非完全消失了，只不过不再是国家主动的选择。
那么问题来了，从中国不会与当前霸主交战这一狭义的层面来讲，中国将会和平崛起。但从其他方面，中国的崛起还是否可以称之为和平的呢？它会与邻国和睦相处吗？它会与其他大国和平共处吗？中国看上去跟日本关系不好。但不管中国喜欢与否，日本依旧是一大势力。如果中国能够同日本建立起，不是友谊，而是稳定的妥善关系，那将会大大削弱美国的地位。但只要日本认为中国是威胁，日本还将与美国保持联盟关系，其他的任何举动都是不明智的。这些东西错综复杂，中国的崛起是否被视作和平在我看来要看它是“冷”和平崛起还是“热”和平崛起，就现在看来中国的和平崛起还是相当的“冷”。
在下半部分中，巴里布赞将讨论中俄关系、中欧关系以及他对未来世界格局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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