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0为解决全球经贸问题提升互信氛围
【编者按】 9月4日，G20领导人峰会在杭州开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幕致辞中强调，面临挑战，我们应该创新发展方式，挖掘增长动能。通过创新、结构性改革、新工业革命、数字经济等新方式，为世界经济开辟新道路，拓展新边界。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后，由于全球经济也面临着结构性矛盾和瓶颈，面临着增长方式落后带来的经济增长潜力不足。正如美国学者奥兰•扬所说：“世界事务从没有像今天这样需要治理。”
在经济低迷的氛围下，近年来全球范围内更呈现出一种保护主义的态势，贸易壁垒凸显，自由贸易的未来由此被蒙上阴影。如何看待全球贸易所呈现出的碎片化趋势？中国在全球贸易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中国在世界经济复苏进程中的角色？就这些主要议题，凤凰国际智库专访了清华大学社科学院国际关系学系教授何茂春。
凤凰国际智库：目前，在世界范围内似乎呈现出一种保护主义的态势，全球贸易壁垒屡现，应如何看待这一现象？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G20作为寻求全球经济合作的论坛又能做些什么？
何茂春：G20作为 国际合作的一种新型机制，显然在推动自由贸易，延续WTO多哈回合谈判精神，促进指导性共识、原则的达成等方面有诸多裨益。这些共识的长效影响不仅包括国际层面上的诸如促进市场准入、减少各种壁垒、促进争端解决等，同时还可以“倒逼”各国的国内改革，即促使与会国积极调整其国内政策，向G20的全球自由贸易精神靠拢。以上这些对各国自身与作为整体的国际社会都是有好处的。当然，但我们也不应指望一个仅仅为期两天的会议能够解决一揽子具体问题。毕竟G20的本质是协商平台，而非正式国际组织机构。
作为东道国，中国可以以G20为外交主场，精心设置相关议题。中国将从创新增长方式、完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促进国际贸易和投资、推动包容联动式发展等4个重点领域进行峰会筹备工作。即便最终未能就具体事宜、项目达成成文的协议，但毫无疑问峰会能够为有关国家在未来解决全球经贸问题提升互信的氛围。峰会的召开，能够把大量问题拿到台面上磋商，从而通过双边和多变的对话增加国与国间的互信、共识。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可以且应该利用G20作为平台，再次激活贸易作为本国和亚太经济增长的动力。
凤凰国际智库：观察全球贸易规则，有学者认为当前的全球贸易规则呈现“碎片化”趋势，确实如此吗？
何茂春：所谓“碎片化”，是符合现代国际市场基本情况的，也是很正常的。“重叠”也好，“碎片”也罢，都是由于各个国家在不同市场上的不同竞争力、不同适应性所决定的。所以，在全球性的自由贸易共识达成之前，人们和不同的人做不同的生意，遵循不同的规则，这些都再正常不过。从某种意义上说，“碎片化”恰恰是全球自由贸易发展到现阶段时“多样性”、“灵活性”的体现。
但同时我们也需要辩证地看“碎片化”。凡事都有一个度，正所谓“过犹不及”。在全球自由贸易发展的现阶段，一方面刻意追求“一致性”、“统一性”是不现实的，因而也是无益的；但“碎片化”程度过高，也不利于全球自由贸易。归根到底，其中“度”的把握最重要。而G20的价值也正在于此。G20是G7和G8机制的延伸，它的出现为世界主要经济体增加了对话、合作的机制平台，是前述机制的重要补充。尽管G20不能替代WTO、 TPP或TTIP，但是在多元化、全球化的今天，其“联动、包容”的主题可以为TPP、TTIP等具有排他性特征的区域性自贸协定提供补充、修正；但彼此并非敌对、冲突的关系。
凤凰国际智库：本次G20峰会特别关注贸易议题，意在推动贸易的开放包容。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在国际贸易领域备受关注的排他性协议TPP则被国内舆论否定和唱衰，您怎么看？
何茂春：TPP的实现尽管道路曲折，但其前进的大方向是正确的。TPP和TTIP的停摆未必是全球化的福音。因此，如果因为美国国内的党争或者亚太有关国家的国内事务而是TPP无法达成，那么这将成为自由贸易的悲剧。诚然，TPP目前存在很多问题，包括饱受批评的排他性游戏规则，包括对中国的带有明显偏见色彩的种种措施，但长远看TPP的确代表着未来的自由贸易发展方向。因为只有提高贸易的标准、规则，才有可能使参与的“玩家”们共同进步。这个过程可能很痛苦，但自由贸易的发展规律就是这样，必然是一步步，从低级到高级发展。所以说TPP虽然有很多挫折，走走停停，但最终还是一个人类自由贸易发展的必由方向。 当年中国“复关”、“入世”时，在国内也是饱受争议，认为会对我国的弱势产业构成冲击。入世后，短期内我国相关弱势产业也的确受到一定冲击。但二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回头再看，中国实际上是以WTO为代表的新一轮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之一）。在明确这个原理后，我们就不难得出结论，中国不仅不应排斥TPP，还应该拿出当年“复关”、“入世”的勇气去主动直面它的挑战。
凤凰国际智库：2年来，周边外交在中国外交工作中的比重逐年提升。G20虽然是全球性的经济协商平台，但从中国官方的吹风会和民间、学界的热议来看，周边事务显然在议程设置中占有相当的比重。那么当前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政治、经贸关系发展得如何？中国取得哪些成果？又面临哪些问题和挑战？
何茂春：“总体向好，不容悲观。”形成当前这种尽管存在一定矛盾、龃龉但总体仍然“相向而行”的中国周边关系的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崛起的中国自身在身体力行和平政策，同时能够让邻国感同身受。从历史上看，中国和邻国矛盾，几千年来相对都是比较和谐的，尤其是横向去历史上其他地区的频繁战争相比较。但自十九世纪以来，中国自身以及周边邻国相继被西方列强殖民。有些邻国在赶走殖民者、赢得了民族独立后却继承了被西方建构的种种理念，包括西方人强加的边境线，于是造成了他们现在与中国的不和谐。
目前，中国已经完成了和周边国家的大多数边界谈判，比如正北、西北边界已经基本无争议。剩下的少数争端，中国仍以和平共处、平等协商的态度在努力和周边国家进行沟通。因此中国有信心通过自己的能力、努力、诚心、耐心，和平解决这些争端。而与上述中国主观意愿相匹配的是，今日正在加速崛起的中国有国力、能量去实施有关睦邻政策，带动周边国家与我们“相向而行”，因此“我们没有悲观的理由”。
尽管全球治理的定义问题仍然在学术界很有争论，有人认为全球治理主要是聚焦于非传统安全的，似乎研究全球治理和研究地缘政治的是两拨不同的人。但我们还是需要对这两方面进行整合，一方面，传统和非传统现在已经没有明确的界线，另一方面，西方和非西方在全球化全面失灵的状态之下，都面临着共同挑战，这使得全球治理第一次超越了过去的“西方”和“非西方”。
凤凰国际智库：中国正越来越积极地参与全球治理。“一带一路”是中国在全球治理新模式上的积极探索，早在 “一带一路”构想被提出前，您就已经开始对中国周边古老的、充满潜力的经济走廊进行实地考察，并长期不懈地向有关部门撰写报告、建言献策。七年来，您走遍了中国周边的六条经济-文化走廊，行程遍及六十余国。那么，作为“一带一路”最早的倡导者、践行者，您对现在“一带一路”实施的进展怎么看？
何茂春：实话实说，“一带一路”并不新鲜，它跟我们以前的对外开放也并没有本质不同，只是一个升级版而已。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是最初的1.0版。本世纪初中国加入WTO是第二层级的进一步开放，是2.0版。到了“一带一路”，则是3.0版本：崛起的中国更有信心，更加积极地参与自由贸易规则的运用与制定、改革。它本质上仍秉承着中国和平发展对外大战略的精神。
可喜的是，目前“一带一路”倡议已经得到了大量沿线国家的积极响应与配合，中国的项目与相关国家成功对接。现在已经有70多个国家不同程度地参与其中，与我国签署2000多个合作文件，涉及大小规模不等的工程、项目。其中很多项目已经开始实施。我在实地考察时看到，不少项目开展近三年后，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早期成果，主要表现在工业农业合作、产能合作、基础设施建设、文化科技交流等领域。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一带一路”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我们国内的“五年计划”，而是指导性、方向性、长期性的大战略。同时，一带一路不是慈善行动，而是商业性的，因此我们的公司、企业在策划和实施项目时，也必须结合有关国家的具体国情、市场情况，而非由中国单方面掌控。其次，还是那句老话“发展中的问题要在发展中解决”，“一带一路”前进中的问题也要在推进的过程中解决。其中最主要的挑战是：“一带一路”的投资、经营主要是在境外展开，这就面临各种政治风险、金融风险、结算风险、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风险等。所以，在微观层面，我们的企业不能像在国内那样指望靠政府的力量做到“令行禁止”，而需对具体的项目认认真真进行提前论证，要在各种规避风险的措施想好后才能投资。国外“全面开花”、“一哄而上”只能给企业和国家、人民带来损失。而在宏观层面，我国政府要从各个角度尽全力保护我国企业的商业利益，同时还要保护有关国家合作伙伴的长期的合作动力、对我方的信任。从这个意义上讲，民心沟通、政策沟通显得尤为重要。
综上，“一带一路”是一个长期的发展战略构想，而不是“短平快”的小项目。宏观看，它的提出与实施完全符合世界经济复苏和中国和平崛起的要求；但从微观看，包括中国政府和中资企业在内的实践者们，必须做到审慎再审慎，总结经验，吸取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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