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文方:公众政治行动与政府之虑


来源:IPP评论微信公号

作者:唐文方(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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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0日凌晨1点,连云港市政府迫于压力宣布暂停核循环项目选址的前期工作。

西方世界的人们很少会认为中国的威权政府会对民意做出反应。他们想当然地认为中国的领导人不必经历竞选,往往依靠强力手段来打击持不同政见者,并通过媒体的控制和审查制度来塑造民意。

但事实上,中国政府却是全世界对民意最为多虑的政府之一。由政府控制的新华社在此扮演了关键角色,它不仅通过其遍布全国的记者来收集民意,而且反过来为政策的制定服务。中国的媒体机构雇佣了全职员工来在网络上了解舆情。他们进而为更高一级的政府机构撰写报告,帮助其了解公众对新政策的期待情绪以及新政策的实施情况。地方政府也需要建立网站,以收集公众的需求并做出反应。

于是,中国的民意调查一直显示超过7成的受访者认为其政府对民意的反应是积极的。相反,同样的调查,在民主的台湾地区却只有3成多一点的民众有相同感受。 

一些人会认为这非常容易解释,因为中国人生活在一个被高度控制的社会当中,他们并没有真正的自主意见。无论政府说什么,他们都认为那是对民意的积极反应。另外一些人则认为,中国人仅仅是因害怕而不敢批评政府。但这个观点显然没有考虑到在中国每年都发生的成千上万次的大规模抗议与请愿,其中大部分总会被西方媒体大篇幅报道。

举例来说,最近几年一些高调的事件——2012年的什邡钼铜项目争议、2012年的祁东污水处理厂纠纷、2011年的乌坎土地纠纷、2009年的石首群众性事件、2008年的瓮安女孩溺亡事件等等——都被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报道。这些政治性的行动表明中国人实际上很清楚他们想要什么,而且他们并不害怕提出要求。

美国学者童燕齐和雷少华对2003年至2010年的超过500名抗议参与者进行了调查,调查显示,中国政府在超过90%的民众抗议事件中都采取了容忍态度或者做出了让步。在石首的厨师坠楼事件和瓮安的17岁女孩溺亡事件中,家属和当地居民都拒绝接受医检报告,只因报告没有提到谋杀。于是,家属和当地居民组织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最后上级政府选择了安抚这些他们所畏惧的公众,他们对家属做出赔偿,而不管医检报告的结果是什么。

在祁东的污水处理厂抗议事件中,抗议者脱光了县长和党委书记的衣服,强迫他们穿上宣传环保的T恤。后来两位官员都被上级政府免职了。2014年在济南,一位女警因与街边小贩发生争执而引发一次大规模抗议。示威者将她拖出警车,用水泼她并强迫她下跪道歉。最终女警被解雇了。所有这些事件中,政府都迅速做出了反应,满足抗议者的要求。

中国共产党经常依靠大规模的政治运动来动员公众的政治参与。其意想不到的结果却是鼓励了公众政治行动和大规模抗议活动。

因此,究竟是什么能让威权政府对民意反应积极?答案在于中国的一个基本国情——中国没有政党竞选。在民主国家,政权合法性源于遵守宪法规定的选举程序。胜者因人民投票给他们而成为胜者。因此他们的地位在下一次选举之前是相对稳固的。所以,民主国家的领导人更有可能对他们的支持者反应积极,而对反对者反应消极。他们在任期同样不必像在选举时候那样,对民意做出迅速和频繁的回应。

在中国,威权政府同样声称其代表了大多数人的利益。但缺少了竞选这个简单却有效的检验合法性的尺度,威权政府就没有其他显示其合法性的途径了。这使得它非常在意自己的形象,即使只有一小撮人在游行抗议。当他们毫不犹豫地逮捕了最具威胁的一群人后,中国的官员便花费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去收集民意并做出回应。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在威权的中国大陆会感到政府对民意反应要远比在民主的台湾地区更加积极。

中国政府这种高敏感性可以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文化中找到更深的根源,我称之为平民威权主义。基于群众路线的意识形态传统,中国共产党经常依靠大规模的政治运动(例如反腐)来动员公众的政治参与。其意想不到的结果却是鼓励了公众政治行动和大规模抗议活动。作为回应,中央政府通常会尝试引导公众愤怒指向地方政府及其官员。比如,北京的中央政府及其机构会绕过制度渠道直接干预地方事务,撤换有问题的地方官员并赔偿抗议者。于是,公众就会认为中央政府是高度关注民意的。

在这种平民威权主义政治文化中,中国政府享有很强的公众政治支持,这在诸如世界价值观调查和皮尤研究中心等的独立学者或学术机构的调查中得到反复证明。实际上,这种政治支持即使把媒体监管、经济增长、“亚洲价值观”以及政治敏感性等因素也考虑在内,也依然存在。

在互联网时代,媒体审查制度已经难以阻止人们发出批评的声音。经济增长也许同样不是获得政治支持的唯一原因,正如我们在一些缺乏政治信任的新兴经济体——如印度、巴西以及蒙古——中看到的那样。而把政治支持归因于政治顺从的“亚洲价值观”理论,也显然与中国的政治行动主义和大量抗议活动的现实相悖。中国既是儒家社会等级制度的起源地,也是大规模政治动员的革命社会。

最后,政治敏感性也许能让一小部分受访者隐瞒他们对政府的不满。但中国政府所获得的政治支持在世界范围内依然是数一数二的高,即使把8~10%可能隐瞒对政府不信任的受访者也包括在内。

因此,平民威权主义体系是有效的。但是有着高度公众政治参与性、高政府反应灵敏性以及强大的公众政治支持的这种体系,本质上又是脆弱的。没有了关于选举或法治的制度网络,民意将只能与中央政府直接相通,并可能发生剧烈的波动进而引发系统性的政治动荡,尤其是在政治精英发生冲突或经济遭遇剧烈动荡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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