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软实力论坛:公共外交不是请客吃饭 要靠价值理解


来源:凤凰国际智库

18日上午,2016年凤凰国际论坛如火如荼进行。在其中的软实力论坛上,多位专家学者、知名人士共同就“中国外交理念与海外社会形象”展开探讨。通过讨论中非合作、一带一路、可持续安全、钓鱼岛问题、“中国威胁论”等具体议题,逐步理清了中国的软实力对外之道。

论坛现场。自左至右依次为主持人姚遥、魏建国、刘江永、赵汀阳、王辉耀

以下为论坛上半场“中国软实力对外之道”主持人和四位专家的互动实录:

主持人姚遥:各位现场的来宾以及电脑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大家上午好。非常高兴今天作为凤凰国际的首场对话会的主持人,我想主办方找我主持,可能是因为我是北大的校友,另外也因为我长期以软实力和公共外交作为我研究方向和实践领域,所以我们今天凤凰国际论坛的总主题是与世界对话,与世界对话什么、怎么对话,对话的效果如何,恐怕都与一国软实力的强弱不可分割。

讲一个自己的例子,多年以前在哈佛大学的时候我的指导老师就是软实力理论提出者,他经常在上课的时候讲一句话,21世纪决定一国实力强弱的不仅仅是这个国家军队的多少,还在于这个国家会不会对外讲故事。在我当时即将学成回国的时候他跟我有一次谈话,让我这一辈子永远永生难忘。他说姚你马上回国了,在哈佛大学学习挺认真,我认为你回国之后能够为中国软实力提升做一些贡献,但是你走之前几句实话跟你说,可能你听了不高兴,但是我实话实说。别看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挺快,经济发展水平挺高,你胖嘟嘟的,但是软实力而言,恐怕中国在你有生之年超不过美国。

主持人姚遥

我当时听了以后非常难过,不仅讥讽我们国家软实力不行,还说我肥胖。他说,中国好几年来,好几个H都不如美国。什么H?就是以H开头的单词。他说第一个是叫做好莱坞,美国好莱坞拍的电影全世界人民都爱看,哪怕在中东,在伊拉克,他们讨厌美国政府,讨厌美国大兵,还是到电影院看美国电影,中国迄今为止好像没有任何一部中国电影让我留下印象。我当时好象有没有什么话说,我说还有别的吗?他说当然有有,第二个H,就是此时此刻你所深处的这个校园,叫做哈佛大学。哈佛大学,全世界人民都认为是最好的大学,要不然姚你到这儿干什么来的?

各位亲爱的朋友,这些话噎得我非常难受,当天晚上觉都没有睡着。想要反驳,但是一时半会不知道反驳什么。过了这些多年很多问题想明白了,他所说的这个H,那个H,说到底归根结底都是软实力的术,而不是软实力的道。伊拉克人民讨厌美国外交政策,只不过是去看美国的电影,以术压道的方式能不能说明中国软实力不如美国?我们跟中国西方大国相比到底软实力道不如人,还是术不如人。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论坛分上下半场,上半场就来具体探讨中国软实力对外之道,中国人再处理对外关系的时候,到底有没有一定的理念和价值观的约束?下面各位亲爱观众朋友,就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上半场的四位重量级嘉宾上场:

首先有请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的副理事长魏建国先生。

有请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刘江永教授。

有请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的赵汀阳研究员。

有请欧美同学会副会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的理事长兼主任王辉耀会长。

谢谢。四位果然都是重量级的嘉宾。而且大家仔细地看一下就知道四位嘉宾可以说是各怀绝技各有专长,分别在不同的领域有着深厚的经验,有经贸,有安全,有文化,有社会的,分别是软实力不同的面向。

接下来想请教各位几个问题首先我想请教魏部长,上次见面是七月份在海南,跟欧洲朋友对谈,魏部长在商务部,过去的对外经贸部,可以说经历丰富,是学法语,没有怎么在法国住,经常在非洲过。我也去了非洲,看了非洲的铁路,非洲一些媒体上也看到一些报道,非洲媒体说了现在中国已经开始在非洲部署军事基地了,而且中国在非洲的经济影响力越来越大,早晚成为跟美国一样的霸权国家。您可以说在非洲工作这么多年,代表国家和亚非拉很多朋友谈合作、做生意,共谋发展,您最有发言权来评判一下我们中国在对外经贸领域到底有没有异地之变?

魏建国:中非合作发展到今天,我们是全天候的合作伙伴。我不同意有一些媒体,尤其一些西方媒体说中国要在非洲建军事基地,此言差矣。吉布提我去过20多次,是小国,首都叫吉布提,国家叫吉布提,只要把吉布提卡住了,整个雅布湾都可以卡住。美国是在对过,所以也门打的很厉害。其次法国之后就是美国,再其次就是日本。吉布提跟我们很好,吉布提提出你们为什么不在这儿,你们有很多的钱,我们的船只都是用货来运补给,包括水以及吃的食物,我们在这儿建一个非军事的,只是供给的。人家提出,我们高兴,但是我们要付钱,而这个港口设在什么地方?这边是法国,这边是美国,中间是我们,对过就是日本。有人说,所有的大国都涌入到我们这儿来?我说不是,中国不是,不是所有的国家都一样。整个世界在变,美国在中间,有的国家不断向中间靠,有的国家由于衰落了,往边缘走。我不太同意一些国家提出两个大陆板块的碰撞,我认为这是融合的。这些情况下一些西方媒体是很认清中国的。我们主题是跟世界对话,我讲三个小故事。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的副理事长魏建国

屠呦呦得了诺贝尔奖,我们在1973年的时候我有一本书,《此生难舍是非洲》我们预言屠呦呦一定会得诺贝尔奖,你到过非洲,都看过马赛马拉,看过蕉麻(音),肯尼亚一个偏僻的农村,受过最大的危害是蚊子,是疟疾,这个国家4万多的婴儿死与疟疾,小孩的成活率很低,孕妇的流产率很高,因为得了疟疾以后,脑疟疾更可怕,但是一般的疟疾买不起药,吃传统的药,一吃下去就流产。中国医疗队在那儿,那个时候非常著名的青蒿素,我们这个青蒿素用了科泰新,肯尼亚偏僻农村全家人到我们医疗队,恳请希望我们医疗队的队长,用青蒿素保留这个孕妇中的婴儿,已经流了三次,如果再流产的话他们家也丧失劳动力,医疗队经过反复的研究,普通人可以,孕妇行不行?最后决定,试验一下。成功了!结果这个孕妇不仅仅自己葬送了疟疾,而且为了感谢中国医疗队,他把这个胖小子的名字起叫科泰新,这就是很感人的故事。我们把这个故事讲给胡锦涛主席听的时候他非常感动,把这个药品命名为小孩,中国的形象有没有软的?

有一个法语国家,很小,不到两百多万人口,我们有汽车厂,那就是我们以前南京的跃进汽车厂,小跃进载重车,多少吨,250吨,这些人用了卡车,地方炎热,加上当地的老百姓两点五吨的小跃进加到四吨,在炎热的路上跑,结果把那个主网裂了,我们的服务没有跟上,我们首批去了四百辆,结果由于没有跟上,这些汽车抛锚就在一条公路上,抛锚一个到旁边把货卸下来,这个车子就在那儿,到本林(音)去的以后就非常高兴,活广告,中国的汽车在公共方面是一个活的广告,告诉大家别买这个汽车。我们通过亚的斯亚贝巴到吉布提,有一条很好的铁路,750公里,我们用了400亿美金,请了深圳的地铁公司从头到尾培训,最后我们这条路无论是在设计、通行都成功了。也是通过专门通道,坐在车子里面的非洲人,没有想过从亚的斯亚贝巴到吉布提要接近半个月的路程,现在不到半天的时间就到了。所以当时中英文来管控,整个列车使用,一路上告诉大家,30%的时间在修整。

1、不要怕西方人对我们的诬蔑,包括吉布提什么谋取霸权。

2,大家一定要记住,我们在非洲,包括东南亚,包括我们走出去,仍然在社会责任,利用当地的劳务推广技术培训工人,由于语言关系不太合情,这些都是我们不能讲好中国故事的原因。

SMART(即约瑟夫·奈《巧实力》一书——编者注)的作者讲,按照传统观念,力量最强大才能夺取这个优势,在现在信息时代能够取得最终的赢者,是那些最会讲故事的国家(或者是NGO),中国应该改变只做不说,或者多做少说的模式,应该发挥既做又说的力量,说好中国故事。

主持人姚遥:包括著名政治学者米尔斯海默在内的美日学者提出一个观点:中国从历史上看与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及急于扩张西方列强没什么两样,一直都是霸权国家,这是他认为中国一定会把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霸权的原因。面对这样的论调,请问刘教授:随着中国的实力强大,未来中国安全与外交战略层面,会不会走向建立同盟与美国对抗的路?

刘江永:谢谢会议主席,也谢谢凤凰给我这样一个平台,与这么多智慧的嘉宾与参会的朋友交流,刚才主持人提的问题非常尖锐,也非常实际。刚才魏部长讲的是有关经贸方面的一些非常意思的话题,而我这个话题尽管有些“硬”,但我还是想“软说”。

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刘江永教授

首先中国为什么总提和平发展,和平崛起?部分外国人不相信这一点,认为我们在韬光养晦的背后会隐藏一些东西,这种观点的产生我认为有两个原因:

第一是他们决策思想基本是传统现实主义的国际政治理论,还有地缘战略争霸的理论,以己度人。但他们说的并非完全无理,也列举出很多历史事实。但他忘了一个重要问题,在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时代,确有部分后起强国参与争霸,引发了世界战争。但时代已发生了巨大变化,战后已不存在殖民主义体系,中国是社会主义的发展大国,中国走的道路是在不同时代背景下,不同的国情下创出的一条新路。

第二点,这也暴露出了部分国家心理上的不平衡。比如我们参与亚洲援建,到柬埔寨为一千人免费治理白内障,我们没有用武力手段进行扩张,却取得了良好的成效,在此情况下他们就用海洋国家和陆地国家必然要对抗这样的观点来解释我们的一带一路理念,认为我们要从海上和陆地同时扩张,当然就不会支持和参与我们的一带一路建设。但实际上我们的一带一路恰恰是为了给世界各国谋求可持续发展和可持续安全。

这里要强调一点,我很同意魏老师的观点:我们不仅需要学会讲故事,也要学会付诸实干。人民素质提升,综合实力增强才会得到世界各国的尊重,在此过程中我们发现有时说的太少,比如姚遥所提到的关于中国软实力的观点,1986年、87年我确实在研讨会上郑重地提出了我的观点,即综合国力的竞争应当包括软实力和硬实力,我特别强调过中国要加强软实力,遗憾的是我没有写成文章,到现在我现在还耿耿于怀。还有一件事情:我国外交在着力推动伙伴化,建立战略伙伴关系,这一点我还没有落伍,我在1997年提出观点,1999年在《现代国际关系研究》发表了文章,题目是《国际关系伙伴化积极面临挑战》,指出中国未来10年要实现和其他国家国际关系伙伴化,目前已经付诸外交实践。学者要先行,学者不仅应是既定政策的诠释者,更应当是探索者和科学真理的追求者,以及一个为国为民的敬业者。

那么现在我们最重要的是什么?除了可持续发展的大命题外,未来一百年中国乃至世界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可持续安全,这是真正的中国或是亚洲的关注所在。习主席在2014年5月亚信峰会上提出,之后又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的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现在已上升到全球安全观。今年第二次峰会期间,习主席又特别指出树立综合可持续的安全观是当务之急,这是真正中国创造,也是我国软实力的体现,所以我认为我国在国际社会应当多发声。

前些天我出席了一系列的国际会议,其中包括联合国和平会,主席要求我主讲安全问题,包括前不久的香山论坛,我也主讲了安全问题。我讲的题目是《可持续安全—构筑海洋、海空危机管控体系》。我随身带了一本书,是今年一月在清华大学出版出版的《可持续安全论》,很多外国学者想要我的这本书,包括越南社科院中国问题研究所前所长杜进森,他从我的手中抢走了这本书,菲律宾能源部前部长与这位越南的前所长希望即便我不提南海问题,也要讲一点中国的新观点,一点大家都能够接受的观点,他们认为可持续安全是个很好的话题。菲律宾这位能源部长很负责任,也向我要这本书,因为杜特尔特总统马上要访华,他要报告他们的使馆。午餐后我拿来了三本书送给他,并说是周恩来总理让我这样做,他特别高兴。几天前美国大使馆给我来信,提出有一名海军武官对我的研究方向很感兴趣,希望能与我交流,我觉得这就是中国公共外交的一种可行方法,要主动,要愿意分享观点。

虽然我没能很好地回答姚遥尖锐的问题,但我仍想强调要实现中国可持续安全,要用较低的成本获得较高质量,就离不开合作。可持续安全就是国内国际两个安全大局,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两大安全领域,在这里我不仅向中国呼吁,也在向世界呼吁,呼吁重视公共外交的重要性。比如在此场合我也非常想通过梅津采夫先生转给普京总统一本这样的书,这就是公共外交,要见缝插针。我在这里只靠讲话是没有意义的,要付诸实施才有意义。清华大学与北京大学有相互交流与合作的光荣传统,感谢贾庆国老师给我的题词,清华北大是一家人。

我讲一个重要问题:中国民众到日本去的逐步增多,但日本民众来中国的数量却不断减少。而日本对中国的负面印象却不断增加,这些数据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我认为有个重要问题:我们公共外交未能触及民众关心的问题或是敏感问题,而日本则不然,日本国内不允许讨论钓鱼岛争议,把此时归结于行政争议或是直接屏蔽,但在国际上却反复宣传,甚至把中国正常的巡航说成是侵犯日本领海,这当然就会引起日本民众对中国的反感,而中国却为了顾全大局没有在国内进行相应宣传,这就导致了一种失衡,这个统计证明了我五年前的预测。我对公共外交有个建议,要积极摆事实讲道理,为两国关系的长远友好及两国民众彼此印象的改善,必须详细介绍钓鱼岛问题。

我在今年10月份要出版一本钓鱼岛的书,列举钓鱼岛问题所涉及的事实与法理。我给大家提一个事实,在1874-1894年间,我掌握的日本海军省外务省的地图文献资料都承认钓鱼岛是中国组成部分,这些都已经记录在案,只是没有公布。有一个日本人都未必了解的事实:1891年日本人伊泽弥喜太登上钓鱼岛,发现了岛上有中国人的遗体,证明岛上已有中国人活动,1893年他重返钓鱼岛却遭遇事故漂流至福建,隐瞒了他的行为却到上海总领馆向上海的日本外交官如实汇报这个情况—他到达了中国的钓鱼岛,日本官方和民间一起此岛伪称胡麻岛,即日本一个地名。这一历史事实,经进一步确认属实。

1894年甲午战争之后,把钓鱼岛租给所谓的岛主开发,开发者就是伊泽弥喜太。他的女儿1972年写了历史证言,证明钓鱼岛属于中国,认为既然日本承认了公告,就应将钓鱼岛归还中国。我找到的日本档案证明确有其事,整个表述与其历史证言完全吻合。总之中日之间虽然有着恩恩怨怨,但毕竟还有具有良心的日本人为中日两国世代友好,提供了珍贵的历史证言。如果我们不向世界提供这些事实,那么中日两国民众还会有着中日两国关系还类似甲午战争前十年左右这样的误解。所以我们既要谈和平发展,又要向世界对话,让世界了解真实情况,这样才能维持两国大局,和平解决围绕在两国之间的争端。谢谢大家!

主持人姚遥:谢谢刘江永教授。接下来有请中国社科院的赵汀阳教授。十年前,您提出的“天下体系”名扬四海,今年又有两本新作问世。很多公共外交解答不了恐怕要求助历史事实。几年前,我遇到过一个德国老太太。她跟我辩论道,无论怎么样也无法证明中国不是个霸权国家,中国就是爱扩张。她认为,中国如果不爱扩张,如何解释为什么直到21世纪旧中国还能保有这么大的国土面积以及众多的人口和复杂的民族关系。这个观点确实有些噎人。您在最近的新书中提到“漩涡模式”,能够很好地解释这个问题,即中国今天的疆域不是通过主动扩张而是通过外族逐渐的融合而成的。下面就请您来介绍一下您的新作和这个理论。

赵汀阳:姚遥先生刚才提到,您的老师约瑟夫奈曾经提出中国软实力的观点,他把文化理解为对抗性的事实其实是一个误导性的概念。这不管对哪个国家的文化来说都是不利的。本雅明曾经讲过,什么样的故事是能够长期流传下去的,祖祖辈辈流传下去的。其中的一个秘密,就是这些故事一定是包含着可以分享的经验和智慧。所以我认为,对于文化来说,关键词应该是分享,而不是实力的对抗。因此,尽管约瑟夫奈的这个概念在中国广为应用,但我觉得这个概念是非常误导性的。

回到你刚才所说的问题,为什么中国在历史上是越变越大?这个说来话长。费先生对中国的性质有一个广泛认可:中国是一个“多元一体”的结构。“多元一体”的中国是怎么形成的?最早的中国,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我认为这个阶段,舒炳奇先生的“满天星斗”模式十分形象,即在中国这片大地上有数十个同时在进行的文明,之间还有一定的距离,就像满天星斗一样分布,这些文明之前有互动,慢慢才进入到核心区。我的新书试图探讨这个问题,满天星斗之后,中国如何形成一个完整、多元一体的中国,并且是在非侵略的条件下能够不断地扩大。

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的赵汀阳研究员

我采用的一个解释模型叫做“漩涡模式”其中的要点就是说,中国的生长是内卷型,具有核心吸引力,吸引着中国大地众多族群来参加一场共同的博弈,这个博弈本质上就是中国古代成语“逐鹿中原”所指的。众多的部族一起参加这个游戏,卷进来,像一个漩涡一样,不断地向中心卷进来。那么这个博弈中一定有最后统一中国的王朝,其他的“参赛者”领地及其人民也一并卷入这个漩涡,组成了中国。我这个解释模式,主要是想从一个中国生长方式或者说中国作为一个游戏,从这个游戏的观点去看中国,而不是站在某一特定人群,比如用大汉人主义的眼光看中国,这是片面的。或者从其他的族群角度来看中国,比如说美国的“新清史”,也是片面的。从“漩涡模式”,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内卷运动是一种如同漩涡的生长方式,在历代成功王朝,不管是汉唐,还是辽晋元明清,都是中国的创造者。

主持人姚遥:谢谢赵教授。王会长回国以后一直致力于中国参与和引领全球化,关注人才的流动。中国历来有人才交流流动的传统,今天中国引领新的全球化,您觉得能不能激活这样一个传统,以及还面临哪些困难?

王辉耀:谢谢姚遥的主持,也感谢凤凰国际智库承办的这个论坛。中国外交理论与海外社会的形象,特别是软实力,对于中国当下来讲还是很有借鉴意义的。为什么?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硬实力现在增长很快,现代化、全球化的速度非常快。中国货物流通如今已成为全世界最大的货物流动国家,全国高楼大厦占到全世界每年在建的绝大部分,这些硬实力都是显而易见的。

我们确实需要反省的是软实力,从外交理念到社会形象。从历史来看,中国非常包容和开放。中国今天要延续“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以及“中庸”的思想,包括建造一个全球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在打造软实力方面具有优势:一方面,我国拥有全世界逐渐成长起来的最庞大的中产阶级。去年出国旅游人数达到一亿两千万,按照世界旅游协会统计,我们海外的旅游消费达到两千万美元,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数据。但是出去的时候,要记得继承中华传统优良价值。同时国家要继续保持开放,以开放促改革,提升国际影响力。另一方面,我国出国留学生人数最多。人才在全球环流,这是多么大的软实力。我们还有全球六千万的华人华侨,以及二代、三代的七八千万华侨,这些都是中国软实力。还有,东南亚三四千万的华人华侨的群体,他们都会对我们的南海和东南亚问题解决有所帮助。

欧美同学会副会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的理事长兼主任王辉耀

更好地结合传统的文化优势和改革开放30年来的开放传统对于发展中国软实力是非常必要的。今年是改革开放的第38年,中国的硬实力有目共睹。现在全世界能不能认可中国,从内心尊重中国,我认为这是中国软实力需要解决的问题。

今天这个论坛很有意义的是提出了“我们如何提升中国软实力?”这个问题,我们要更多地真正践行打造“命运共同体”的观点,即海纳百川,发挥中国传统优势和亲和力,真正地践行开放,推进全球化。用巧实力、软实力配合硬实力,真正打造一个海纳百川的境界,这是中国目前最需要的。

主持人姚遥:谢谢王会长。我想补充两个问题,一个是关于中国方案。中国今天在国际上拥有很多话语权,也提出了“一带一路”等等许多中国方案。请问您如何看待“一带一路”与西方过去的援助有哪些不同之处?西方自主工业化意味着什么?

魏建国:我认为,“一带一路”是当前中国的第三次改革开放。第一次是邓小平同志1983年设立经济特区。这仅仅是给中国打开了一扇窗户。第二次是中国2001年加入WTO,彻底打开了大门,使中国变成了“世界的工厂”。

第三次跟前两次有三个不同点。

第一,前两次都是外国的资本、技术、管理和机器设备引入到中国来。而这次则是中国最好的东西,包括互联网、高铁、智能电网、技术管理、设备和中国模式走出去。

第二,当时“走进来”是通过加工贸易最低劳动成本和资源污染换取来的。但是这次则是通过“三个共”,即共商、共建、共享。关键是要让大家享受到中国发展带来的红利。

第三,刚才蔡部长提到,我们要将利益共同体打造成责任共同体最后走向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将带动93个港口城市的建设和发展,包括河北的钢厂等等。

习近平主席两次访问欧洲,指出要讲好中国故事。我认为,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古代还是现代,人类所有能够打动人的、历史流传下去的一些好的故事,包括中国的《天仙配》、《花木兰》、《三国演义》,国外的《卖火柴的小女孩》、《格林童话》,最关键的是都必须满足两点:一是感人,二是在感人的背后,一定要让人们有所领悟。我们现在就缺少这样感人的故事。人物如何,情节如何,都要感人至深。“一带一路”能否做到共商、共建、共享,以及能否实现利益共同体到责任共同体,再到命运共同体,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谢谢。

主持人姚遥:谢谢魏部长。赵教授,中国是不是要建立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不平等体系?如何看待中国世界观不平等性和现代国际关系的结合点?

赵汀阳:正如柏拉图的理想国一样,“天下体系”只是一个理想。理想的功能是一种衡量标准,可以借它来理解事情。比如说在“天下体系”里面,有一个概念是“关系理性”,我提出这个概念是为了补充理性的概念,因为,我们的理解概念一般是个人理性,个人理性追求自私利益的最大化,所以会容易导致冲突。关系理性以追求互相伤害的最小化为原则,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个原则看成高于自私利益最大化,那么对处理一些和平、合作的问题便有所帮助。

再比如说,“孔子改进”概念,利用孔子思想圆形发展,大意是,任何一个人的利益改进必然连锁引起其他人的利益改进,如果做到这一点,一个社会或者一个世界一定是令人满意的世界。也就是说,“孔子改进”比我们传统的“帕累托改进”能够更有效描述一个社会或者一个世界的进步。

主持人姚遥:己欲达而达人。

赵汀阳:您刚才所说的会不会有什么不平等的?

主持人姚遥:中国式中心。

赵汀阳:这些我认为想多了,这是一个理想,用来衡量和帮助我们理解事情。至于这个世界会怎么做?我认为这种事情是属于未来的事情。目前的科学证明,即使是有大数据的帮忙,我们仍然无法预测未来,这些问题是回答不了的。

主持人姚遥:谢谢您。中国普通老百姓越来越走出国门,每年年超过一亿人次出国,一方面增进了对世界了解,偶尔看到一些同胞挺顽皮,个别也有一些不太文明的行为,怎么看待双重的性格和现象?怎么做让人成为中国最大的软实力?

王辉耀:我认为这需要一两代人去解决。中国的硬实力刚刚强大起来,但涉及几亿农村人口的文化教育则需要更大的改变。提升公民“走出去”的形象是一个教育、开放和人才往来各个方面的系统工程。

另外补充一点,我认为中国软实力还有一个很大的欠缺。习主席所说“广大天下英才而用之”。“一带一路”仍需要人才先行。如果没有培养出一大批“一带一路”的相关人才,“一带一路”就无法做好。我认为,中国需要培养大量的相关人才。

尽管中国有一亿多人的人才流出,但是中国的国际人才比例是全世界最低的。中国现在被定义为发展中国家,相对于3%的世界平均水平,发达国家的国际人口比例是10%,中国是0.04%,印度是0.5%。

我们现在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但缺乏和全球人才充分的交流。中国吸引留学生也是最低,吸引留学生的比例不到20%,有3500万的在校大学生,大概占0.5%、0.6%。发达国家则普遍是10%或者8%左右。

为了打造命运共同体,我们需要提升软实力,必须要和全世界的人才和人口充分交流和沟通。北京的国际人口比例是0.5%,香港、东京、纽约、日本都是百分之几十,巴黎也有很高的比例,新加坡是40%。我在哈佛大学做访问研究员的时候也交流过一次,就问到中美之间的对比,李光耀总理回答中美之间最大的差距时指出,中国不仅是13亿里面选人才,中国是在70亿里面选人才。这是软实力最大的差别。这是我们需要今后加强的一个方面。我也呼吁中国建立一个移民局,国家也在考虑,才能真正做到像习主席所说的广纳天下英才,真的回到唐朝时期,重回八面来朝的繁盛局面,这个局面才能使中国真正成为世界一个强国。

主持人姚遥:谢谢。

魏建国:我不太同意王辉耀的观点。“一带一路”时期我在商务部负责管理培训的,应该说我认为非洲也好,东南亚也好,拉美也好,甚至欧洲也好,我们一直在培训。我当中非合作论坛中方主席已有四届了,每一次都要提出三年之内培养三万来华非洲人民,路费由我们承担,他们来参观华为、中信,上海、深圳、北京,这是非常重要的人才培养,更何况我们还有留学生,我们企业还在外面培养。比如说华为,目前职工不到16万,其中三万人是非洲本地居民。这次深圳建的高铁,我们也全面负责。来华的留学生对中国也有很好的印象。记得在南京的时候,我们把非洲人民请到华东水利学院,我把这个华东水利学院看作一个苹果树,这个苹果树每次结了很多的苹果,我也是个苹果,但我是一个烂苹果,这个苹果掉下来以后在土壤里面成为有机肥料,滋养这个树。我,作为一个“烂苹果”,最后起到了宣传中国软实力的重要作用,所以说我们的人才都是很成功的,谢谢大家。

主持人姚遥:谢谢魏部长。我想最后请四位嘉宾,用一句话告诉我们中国和中国人在处理对外关系时的那个价值观或者说那个“道”,到底是什么?

魏建国:我想多讲两句话,一句话是在向外呈现软实力的时候,中国每一个单位,每一个人都是中国软实力和社会形象的名片。第二句话是我很同意刘江永教授讲的,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特别是地缘政治的时候、关系到中国和平崛起的时候,智库,包括凤凰智库一定要发声,不要失语。

刘江永:很难,还是要说一下。我认为中国在思考本身国家利益,安全利益,经济发展的同时应该有更大的视角,应该站在人类未来发展的高度上去维护国家利益,同时我们每一个公民应该注意自己的道德修养,在细节上为祖国赢得荣誉。谢谢。

赵汀阳:孔子有一个原则,可能挺适合你这个问题,“近者悦,远者来”。意思就是说当地人民生活很满意,远方的人也会来学习。其中一个根本问题就是分享。我们做文化工作的时候也可以问自己,我们有什么值得分享的劳动、智慧和精神。

王辉耀:现在我们在全球发展的过程中,有几个方面:1、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近年来提出一个新的理念。2、继续推进全球化。中国是全球化最大的收益者之一。3、“海纳百川有容乃大”。4、王阳明的观点“知行合一”。这都是推动全球化的源动力。

主持人姚遥:谢谢。今天我们是否可以达成这样一个共识?软实力不是软柿子,公共外交也不是请客吃饭。提升价值理解,关注“道”的问题是关键。再次感谢四位嘉宾的精彩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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