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负”与“素质教育”对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意义


来源:观察者网

文章来源:观察者网;作者:杨华

中国基础教育的应试成分太重,教育的内容和方式主要围绕应付升学考试,不太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和综合素质,因而为人所诟病。

社会上一直有改革这种教育的呼声,教育家们也致力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这十几年基础教育改革的力度很大,成绩显著,中小学生的减负教育、快乐教育、素质教育、游戏教育等蔚然成风,书包减肥、释放天性、学历无用等教育理念深入人心。“减负”与“综合素质”成为中国基础教育实践与改革的政治正确,改革的目标和手段都围绕这二者转圈。

但是另一方面,调研发现,学校在不断调整制度、制定政策给学生减负,包括不布置作业、教材内容简单化、压缩学生在校时间、小初不再笔试、增加文娱活动内容等,目的是希望学生能够有更多的自主支配时间快乐成长和提高各方面素质。但在实践中却出现了相反的结果,学生的负担不减反增。

学校的减负改革确实减轻了学生在学校的上课负担,但增加了学生在校外的学习任务。因为减负教育是在小初阶段,并没有对初中升高中、高中升大学的以配套改革。小初是素质教育,但升学却是应试教育。

为了小孩能够在升学中胜出,学生家长就得在校外给小孩提供额外学习的机会,一个是家庭教育,一个是购买市场化教育。家庭教育需要家长带着小孩学习,陪伴小孩做作业,给小孩批改作业,这对家长来说也是个重新学习的过程。在市场上购买的教育资源既有语数外等文化课内容,也有音体美等素质教育项目。小初学生走出学校后大部分时间不是在家伏案写作业,就是在培训班里上课,或者是在去培训班的路上。学生的负担在减负教育中成倍增加。

不仅如此,减负教育还增加了家长的负担,让大部分家长苦不堪言。首先是增加了接送小孩的负担。

为了减少学生在校时间,越来越多地方实行禁止学生早上早到学校、下午提前放学的规定。浙江省教育厅就规定小学生不能在八点之前进校,许多学校在八点半、九点才开始上课。家长至少在八点之前不能离开小孩视线。过去是六七点钟就将小孩送至学校才去上班,现在最早八点才能将小孩送进学校,那什么时候去上班呢?下午两点半到三点就放学,不说很多学校下午不安排文化课,单说这时候家长还在上班,谁去接小孩放学?

有的家庭有爷爷奶奶接送,有的家庭则腾出一个劳动力出来接送,多数家庭是将小孩托管给专业机构。教育部门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就要求各地创造性地鼓励发展托管机构,美其名曰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既然还是托管,何苦这么早放学呢?

其次是增加了经济上的负担。无论是将小孩托管,还是参加各种培训班,都需要向市场机构支付不菲的费用。培训项目越多、时间越长、级别越高,家长的负担就越重。

再次是减少了家长的休息时间。家长要用休息时间陪同小孩学习,无论是陪同做作业、练琴、跳舞等,还是去培训班,都得占用家长的休息时间。有的家庭甚至是全职陪同小孩。

最后是增加了家长的学习负担。家长要教小孩文化和文娱方面的知识,就得自己前期重新学习,同时家长还要学习如何培养小孩,这也需要专门的知识和技术。在浙江一城市调研时,当地还有专门对家长进行培训的市场化教育机构。所以,在中小学家长群中流传这样一句话,现在小孩培养既要“拼爹”,也要“拼妈”——“拼爹”说的是要有雄厚的经济基础,“拼妈”则要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来培养小孩。而能够拼爹拼妈的家庭,多是“有钱有闲”的人家。

既然基础教育的“减负”改革既没有达到给中小学生减负的政策效果,还给家长普遍带来了非预期的沉重负担,那么基础教育改革何以还在沿着这个方向改下去,“减负”的话语为何还有很大的市场?

难道制定教育改革政策的那些人不是小初家长,他们没有生活体验?即便手头宽裕、不需要为购买市场化教育资源担心经济问题,难道他们也不需要接送小孩上学放学?如果是这样,是否只能说明制定教育政策的这些人是“有钱有闲”的人,或者他们是依据“有钱有闲”的人的教育需求来制定教育政策?

中国经历改革开放后三四十年的发展,已从之前分层不太明显的相对均质化社会,转变为阶层差别巨大、层级区隔显现化的异质性社会。

根据不同层级所占政治、经济、文化资源的差别,以及叙述的方便,可以将中国社会简单地分为上中下三层,不同家庭处在不同层级,大致可称之为上层家庭、中产家庭和底层家庭。不同层级的人和家庭不仅在思想观念、消费理念、政治态度、行为模式等方面有较大差别,在子女教育、社会流动等也有不同的理念、目标和期待。

(一)底层家庭的教育目标

中国的底层社会由广大工农、城乡小工商业者、小市民等家庭组成,这些家庭在经济上已经解决了基本的温饱问题,正向小康迈进,但是在完成基本的家庭再生产之后便没多余的活钱。

在文化教育上,他们接受了中小学教育,有一定的文化知识,能够读书看报,但学习能力较弱。

在社会关系上,他们的生活圈子以初级和次级社会群体为主,社会关系网络较窄,关系同质性较强,质量不高,生活性较强而再生产性不足。

在社会资源上,他们占有的资源总量稀少,资源种类单一,一种资源转化为另一种资源的能力较弱。

在劳动力分工和配置上,以代际分工为主,性别分工为辅,也就是在一个家庭中年轻夫妇主外,如务工经商,中老年人主内看家带小孩,农村老年人还要务农。这样分工充分调动和合理配置了家庭劳动力,最大限度地创造家庭财富,同时也解决了家庭再生产问题。

在社会流动上,底层家庭在代内难以实现向上流动,但是有通过代际合作实现代际流动的可能和愿望。

结合底层家庭的上述特点,他们在子代的教育上有以下特点:

一是他们限于自己的文化知识水平,无法对子女进行充分和较好的家庭教育;

二是他们的经济能力有限,难以为子女在市场上购买优质的教育资源;

三是他们家庭的劳动力配置较为刚性,年轻夫妇必须工作,老年人也有自己的事情乃至还要赚钱,否则家庭就无法完成家庭再生产,那么他们劳动力的时间、精力就无法腾出来放到子女教育上;

四是他们不能通过家庭的社会关系、资源禀赋等实现自己和子女的向上流动,教育是他们推动子女向上流动的唯一渠道。

因此,底层家庭知道教育的重要性,也重视子女的教育,希望子女能够通过教育实现“鲤鱼跳龙门”,但他们既没有时间也没有经济能力为子女在市场上购买优质教育资源,亦没有文化水平为子女提供良好的家庭教育,他们唯一可以寄托的是子女有在学校努力学习的机会,及希望学校能够把他们的子女培养好。

(二)中产家庭的教育目标

中产家庭较为广泛,既包括受过中高等教育、经济收入较高且居住在城镇的家庭,如城镇知识分子家庭(教师、医生、律师、文字工作者、工程师、企业管理者等)、城镇工商业者、政府企事业单位职员等,也包括农村中务工经商成功、在城镇购买了住房的家庭。

这些家庭的社会关系已经超越了初级和次级群体,关系网络较广,关系质量较高,他们的关系异质性较强,除有生活性以外还具备一定的再生产性。他们的资源总量较多,也具有一定的相互转化的能力(如文化资源转化为权力资源)。

中产家庭一般是双职工家庭,或是经商成功家庭,他们的家庭收入较高,属于中等偏上水平,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其职业受人尊重,有较强的荣耀感和自我实现感。中产家庭在城镇至少在城镇拥有一套房产,子女能够在城镇学校就读。

中产家庭处于社会中层,他们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较底层家庭要高,也较底层家庭有优越感,他们一般是从底层家庭中实现阶级阶层地位跃升者,较为珍惜自己的位置和地位;但是他们相较于上层阶层,又有较大的差距,仍有上升的空间。他们认为,如果他们这一代人无法实现地位的再次跃升,那么也要让子女继续向上流动。

同时他们也并不认为自己的位置就已经牢不可破,可以安心地睡大觉了,他们有种天生的从底层带过来的不安全感。因此他们虽然对现状较为满意,但并不认为他们就已偃旗息鼓,他们仍在不懈奋斗,拼命地抓取一切可以抓住的东西往上爬,这样既是希望使自己的位置更为牢固,也是为了继续往上流动。他们认定,只有继续往上流动,才更具安全感。

那么在子女的教育上,中产家庭有这么几个特点:

一是中产家庭有能力将子女送入较好的学校就读,也有文化给予子女较好的家庭教育,亦有较强的经济能力给子女在市场上购买优质教育资源,但是作为双职工的他们缺少时间;

二是他们的社会关系、物质资源可以做到让子代不低于父代的社会地位,不向下流动,但是还难以推动子代向上流动;

三是他们对子代接受更好的教育寄予厚望,希望在家庭既有资源与子代较高教育水平结合基础上推动子代向上流动。因而,中产家庭对子代教育很重视,他们将子女送入较好的幼儿园、小学、中学和大学接受良好的教育,同时购买少量市场教育资源,再是辅以家庭教育。

(三)上层家庭的教育目标

上层家庭是指那些拥有较丰富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资源家庭,包括中高层政治权力拥有者、企事业单位中上层管理者、企业家、高级技术人员、院士专家教授等。

上层家庭的规模较小,但其社会关系、资源、权力等密集,他们总体性占有社会的优质资源,其资源的再生产性强,能够实现资源的相互交换和转化。上层家庭拥有这些资源,就能够保障其家庭在社会结构中的稳固地位,并实现社会精英的自我循环和自我复制。

他们不用担心自己的阶级阶层地位。他们有能力为子女选择最好的学校,选择最好的家庭教师或培训学校,即便他们自己不能亲自接送子女上学放学,也可以雇人这么做。他们对子女的期待不是考上好的学校、找到好的工作,而是子女的优质成长、综合素质的提高。

他们一般对子女要求严格,除了应试的文化知识外,他们要求子女学习广泛的文化知识,他们以子女的“不知”为耻。他们子女学习文化知识更多的是自我修炼、自我提高的一种方式。即便当他们的子女没有考上好的学校,他们也有能力将子女送进好的学校,或者他们的子女根本就不用参加普通中学的应试,而是直接进入西方最好的学校就读。

上层家庭是典型的“有钱有闲”的家庭,在基础教育上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他们希望学校为学生减负,包括减少学校作业和上课时间,以便他们的子女能够有更多的时间学习应试以外的文化知识;

二是基础教育不是上层家庭流动的渠道,而是成长的过程和手段,因而反对应试教育,提倡素质教育,希望子女能够得到全方位发展。

总之,底层家庭对教育的期待是,通过完全的学校教育、应试教育实现子代的社会流动,他们没有能力给子女提供家庭教育和市场化教育资源。中产家庭的教育目标是,以学校教育为主、辅以市场化教育并通过应试以推动子代向上流动。上层家庭有能力在学校以外提供足够丰富的教育资源,他们希望改变传统的学校应试教育模式,以强化素质教育。

三个阶层虽然对基础教育各有期待,但底层家庭和中产家庭的教育目标有一致性,主要还是把教育当作代际向上流动的渠道。而对上层家庭来说,教育是精英自我成长、自我提升的方式。

教育目标不同,那么教育的制度和方式就不同。传统的应试教育制度有利于底层和中产家庭教育目标的实现,却无法满足上层家庭对教育的期待。

譬如,应试教育要求学生花更多时间待在学校学习应试的内容,甚至周末和寒暑假还要补课,这就完全挤占了上层家庭着力培养子女应试知识以外的知识、能力的时间和空间,他们对应试教育和补课就有意见。但对底层和中层家庭来说,子女的时间都被学校教育给占得满满的,既可以有充分的时间学习应试知识和提高应试能力,有利于在升学考试中脱颖而出,还能够将家长从陪伴、看护子女中解放出来,以将劳动力配置到提升家庭经济能力、完成家庭再生产的事务上。

以上表明,底层家庭和中产家庭的教育目标与上层家庭的教育需求是对立的,前者认可传统的学校教育,依赖于应试教育的上升通道,后者则要变革传统的学校教育,强化家庭教育和市场化教育。

教育制度难以兼顾对立的教育需求,那么以哪个阶层的教育需求为教育制度的目标呢?如果以底层和中产家庭的教育需求为制度目标,就得维持传统的教育制度,如果以上层家庭的教育需求为制度目标,就得彻底变革传统的教育制度。

从最近十几年基础教育改革的实践来看,上层家庭的教育目标占了教育改革的上风。可能与以下几个因素有关系:

一是上层家庭总体性掌握社会资源,他们有渠道影响国家教育政策,而制定教育政策的人本身也来自上层家庭;

二是应试教育确实有其明显的缺陷,而“减负教育”与“素质教育”“快乐教育”符合人的天性,容易引起社会共鸣;

三是掌握话语权的知识分子经历过高考,对应试教育和“千军万马闯独木桥”的残酷性心有余悸,他们能够对上层家庭的教育需求给予积极回应;

四是旅美回国人员、教育研究者对美国公立教育认识不清,错误地把美国公立中小学的快乐教育当作先进的教育理念引入国内,在国人当中形成了快乐教育、思维训练与应试教育、死记硬背的对立;

五是同为中小学教育负担重的日本在六七十年代也实行了减负改革,等等。

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上层家庭对减负、素质教育的诉求就成了教育领域的政治正确,进而成为基础教育制度改革的方向。只要提到基础教育改革,言必称“减负”。

在实践中,给中小学减负主要措施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减轻书包重量、减少作业量;

二是缩减学生在校时间,实行晚上学、早放学制度,其逻辑是只要学生在校时间长,学校就会给上课增加学生负担,而缩短在校时间就堵住了学校增加学生负担的可能;

三是杜绝中小学周末和寒暑假补课,让学生在这些时间段自由、快乐地释放天性;

四是幼儿园不准教小孩识字算数,小学初中不进行笔试(可以通过游戏通关的形式来考察学生的文化知识),初三、高中考试但不排名,以减轻学生的竞争压力和心理负担;

五是降低中小学的课程难度,减少了文化课的内容,现在五年级的难易程度降低到了之前三年级的水平;

六是教师不给学生批改作业,由家长来批改和辅导,等等。

这些措施的实践意味着弱化学校教育,强化了家庭在子女教育上的责任。譬如,缩短学生的在校时间,也就意味着缩短了学校对学生负责的时间,增加了学生的校外时间也就是增加了家长的责任;中小学考试不排名,相应地学校对教师的教学绩效也不再排名,对教师的激励就减弱,教师在教学上的责任和积极性降低;之前许多由学校做的事情,现在都交由家长来做,如批改作业、预习复习辅导;有些文化课学校不再教授,需要家长去弥补,等等。

总而言之,对中小学生及其家庭来讲,弱化学校教育之后出现的几个问题需要回答,一是留出了大量的非在校时间,如何去填补需要回答;二是文化课的内容减少、难度降低,意味着在学校学到的文化知识减少,如何去弥补需要回答;三是在学校的学习压力降低,学习的动力如何来需要回答。

不同阶层的家庭对这几个问题的回答是不同的,并由此带来了十分不同的后果。

上层家庭如愿以偿地在教育改革中弱化了学校教育、获得了充足的自主支配的时间。上层家庭的子女一方面没有升学的压力,另一方面上层家庭有钱有闲,他们就可以在自主支配的时间内实现他们的教育目标:

一是训练子女广泛涉猎各门学科的文化知识,培养他们把读书思考当作生活习惯,而不是功利地学习应试知识;

二是通过请家教、上培训学校提高子女的综合素质和全面发展的能力;

三是通过旅游和实地体验,让子女接触社会和大自然,了解社会和自然知识;

四是带领子女参加各种社交活动和底层社会生活体验,培养他们跟各式人等打交道的能力;

五是他们可以将子女送到当地最好的学校就读,最后的公立学校虽然弱化了文化教育,但是综合素质方面(搞活动、道德素质、生活能力等方面)搞得有声有色;

六是他们可以通过制定教育政策,在学生录取中增加素质教育的比重(如幼儿园要面试才艺、奥赛加分、985高校自主招生等),等等。

总之,上层家庭的培养方式就是要把整个世界变成其子女生活的一部分。上层家庭对子女的培养,既有知识灌输的一面,也有思维训练的一面,既有强制教育的一面,也有快乐教育的一面,将素质教育与知识灌输两种教育方式的优势结合得较好。这样培养下来,其子女不仅文化知识丰富、综合素质高,应试能力也很强。

中产家庭既有子女升学的压力,又有向上层家庭培养子女看齐的压力。

前文已述,中产家庭在社会结构中并不稳固,他们没有能力为子女提供直接流动至上层的机会,通过应试教育进行代际流动是他们唯一的选择。因此他们非常重视子女的文化知识和应试能力的培育,但是当基础教育改革弱化学校教育后,他们就得通过家庭教育和市场化教育进行弥补。

同时,他们在素质教育上也向上层家庭看齐,希望将自己的子女培养成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才;更何况拥有某项特长能够在高考中加分,也是他们所期待的。因此中产家庭十分重视素质教育。

另外,当前中国城市中产家庭在计生政策下多数只有一个小孩,他们在子女教育方面便崇尚质量高于数量的理念(多生几个不如把一个培养好),希望毕其功于一役,因而能够倾注一切去培养小孩。

基于这些理由,中产家庭在小孩教育上的竞争就十分激烈,他们都希望通过家庭教育和购买市场化教育资源来提升子女教育的水平,以期他们在高考竞争以及后面的社会竞争中脱颖而出。竞争越激烈,他们的压力就越大。也因此,家庭教育和市场化教育对于中产家庭来说就相当重要和关键。

中产家庭一般是双职工家庭,缺少机动的时间,而家庭教育和市场化教育都需要占用父母中一方的时间,因此中产家庭要想给子女提供优质的家庭教育和市场化教育,就得有一方在事业上做出牺牲,这会给他们带来巨大的心理压力。同时,在市场上购买的教育资源越是优质,花费就越高,中产家庭在这方面也有经济压力。

总之,中产家庭之间的竞争既集中在子女的升学上,又聚焦于子女的素质教育上,两个方面的压力交织在一起,就使得他们成为当前中国社会竞争压力最大的一个群体。中产家庭的子女也是负担最重的群体,他们既要在应试成绩上力争上游,又要在综合素质上不落人后,他们在学校的负担减轻了,但在校外的负担却增重了。

底层家庭的小孩有升学的压力。应试升学是底层家庭代际流动的唯一途径,他们寄希望于学校教育培养小孩。但是基础教育的减负改革对于他们来说是噩梦,直接断送了他们努力的机会。

一方面,弱化学校教育,使得小学初中无法学到足够参与应试竞争的知识和能力。

在校时间缩短、课程减少、难以程度降低等使得他们在学校学到的知识很少。学校不考试、不排名,学生本身没有学习的推动力和积极性。不对教师进行县乡和学校等级别的业绩排名,教师的积极性也降低。这种状况在越差的学校越突出,农村学校基本上整体沦陷。

农村只要有点能力、能在县城买房子的家庭,都尽量将子女送到城镇学校就读。如果买不到学区房,就选择在民办学校就读。民办学校依然实践过去公立学校的体制机制,能够满足这批底层家庭对教育的需求。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农村家庭都有能力将子女送到城镇学校就读,大部分农村学生只能滞留乡村学校。

另一方面,底层家庭无力提供家庭教育,亦没有能力在市场上购买教育资源。

前文已述,底层家长文化程度不高,劳动力配置比较刚性,家庭收入有限,因而既没有文化、也没时间、还没经济能力给子女提供像样的家庭教育和市场化教育。乡村的校外培训机构稀少,有少数文娱类的培训机构,文化课培训机构几乎没有。

浙江上虞某镇是个中心镇,该镇只有一个毛笔书法培训机构,我们调研村的文书想给儿子培训文化课也只有网络英语培训。这样,底层家庭的小孩在家时父母没有时间管他们的学习,爷爷奶奶管不了他们,他们也没有机会参加市场化教育培训,他们的校外时间基本上是自由放任的,不可能自觉学习。

他们在学校也没有学习的动力。底层家庭的小孩文化课水平不高,综合素质也差,即便有些负责任、想认真上课的老师在一群差生面前时间一长也会丧失积极性。

小学初中的文化基础没打好,不仅考不上好高中,进了高中学习也很吃力,高考也考不出好成绩。我本人就读过的县一中是全市数一数二的重点中学,最近十年走向落寞,清华北大绝迹,现在连华科武大都难以考上了。我之前的班主任对此描述说,“你给我一棵白菜怎么让我做出一碗荤菜出来”,意思是小学初中的基础教育没打好,高中就没有竞争力。

当前基础教育以“减负”为导向的改革,确实很好地实现了上层家庭的教育目标,但却给中产家庭的父母和小孩带来了巨大的竞争压力。

尽管压力大,中产家庭尚能够在竞争中实现突破,他们子女的综合素质相对较高,多数能够考上较好的大学,并且一部分可以实现阶层跃升。底层家庭的子女仅仅依靠学校教育根本无法应对升学考试,当家庭又无法支付昂贵的市场化教育成本时,他们在应试中就难以与中产和上层家庭的子女竞争。

在基础教育主要是“拼爹拼妈”的情况下,底层家庭的子女无论其个体怎么努力亦无济于事,干脆也就不努力了。这能否表明,基础教育改革让底层家庭子女失去了努力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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