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与社会︱流动的青年：在占卜术中寻找城市归属感

作者：邢婷婷/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经济社会学系讲师

来源：澎湃新闻

社会流动成为理解40年来中国社会变迁的关键词，随着经济的腾飞，大规模的社会流动成为当今区别于以往的一大特征。千千万万的个体或主动或被动卷入了社会流动的滚滚洪流，从故乡到他乡，制度的藩篱、文化的隔膜、认同的区隔，都会成为流动中的人们融入新环境的壁垒。

对于具有良好的教育背景、离开家乡后能够在特大型城市安营扎寨的青年群体，他们在很大程度是同时面临着制度接纳和归属感建立的双重挑战，而“故乡”与“他乡”迥然相异的行为规则可能会将个体带入到“回不去的家乡、留不下的北上广”这样尴尬的境地。

这些青年人会运用何种策略应对融入过程中的困境？2013年我的研究兴趣转向了都市青年人的精神生活，逐渐开始关注当代青年的多元信仰问题。在田野调查中，我们发现在以科学技术占据优势话语的今天，占星、塔罗、八字等占卜术却在当代青年当中悄然流行起来，成为他们面对迷局时的新选择。

塔罗牌预测师。视觉中国图

流动的个体

小媛在硕士毕业的时候，在回老家和留上海之间徘徊了很久。回老家，可以借助家庭的力量，得到一份体制内的工作，舒服、轻松、有社会地位。但是老家的熟人社会没有距离、没有隐私，一旦回去，再寻求主动改变的机会就很难了，沿着看得见的轨迹、过着一眼望得穿的生活。于是，她求助了塔罗占卜术，希望得到回去还是留下的启示。

在上海工作了三年，她还是回到了老家，当然，让她回去的并不是占卜术，而是上海不停攀升的房价和各种高昂的生活成本。

回老家工作后不久，单位福利性集资建房，但是小媛在抽签中失利，错失机会。她父亲自责没有能力帮她找关系，埋怨女儿平时没有积极打通人脉、关键时刻没人帮忙。母亲则更多地是感叹女儿运气不好，“早知道早点回来工作，家里亲戚还能早点用上。”当她向家人解释，抽中的很多人都“没有后门”的时候，家里人的反应是“怎么可能？那是你不知道”，“念书念傻了”。这时她觉得在上海虽然辛苦，但有公平感和规则感；在老家什么都要靠关系，甚至都没人相信不靠关系也能办事。她感到困惑而孤独，似乎没有办法给自己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

于是她再次想到了占卜术，希望能够给自己没有得到福利性分房找到新的解释。这次她选择了占星术，占星师告诉她，田宅宫未动，在房产方面不容易得益、要淡定。她的感觉是“一下子轻松好多”。

小荷的故事则曲折一些。她硕士毕业的时候，要留在上海工作的成本已经很高了，所以她当时并没有太多考虑，就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某中部大省紧挨着省会的地级市，成为一名中学教师。与此同时，她的父母已经帮她在省会买好了房子，并四处打听有没有合适的男青年介绍给她，希望她通过婚姻进入省会，周围的人对她的“关怀”也都是抓紧结婚生孩子。用小荷自己的话说，这让她感到窒息。加之繁重的教学任务和接连不断的家校矛盾，她对工作也充满了倦意。

带着对未来的迷茫，她在互联网上预约了一位占星师，她并没有什么明确的问题，只是希望有人帮她指点迷津。占星结果显示她的迁移宫很好，路是“向外走”的，这既意味着离开家乡，也意味着会从事自由度相对较大的工作。这个让她近乎沉睡的心思活络了起来，好像心里的小火苗被点燃了。经过一年多的准备和努力，她重新回到了上海。

上海的求职之路并不顺利，小荷半年之内换了三次工作，都是内勤、行政、文秘等岗位，薪水低、可替代性强。解决户口已无门路，薪资收入除了支付房租日常开销紧紧巴巴。“故乡放不下灵魂、北上广容不下肉身”成了她那时的写照。背井离乡的她思想包袱越来越重，对自己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她再次想到了占卜。

这次的结果仍然显示她离开家乡的选择是正确的，除了结果以外，占星师的一番话给了她很大的开解。占星师告诉她：“其实你心里很清楚，这就是自己想走的路，但暂时的困难让你产生了自我怀疑，你来找我，其实是想让我告诉你，坚持下去！”

我们不求用这两个例子达到窥一斑而知全豹的效果，但是她们确实在部分程度上反映出当下流动着的青年群体的境遇和困境。身处流动状态的新移民群体往往倍感压力却无所适从。这时，他们试图从“命运”的角度理解自己的处境：“我就是这种命？”、“是不是命该如此？”主流观念体系之外的多元信仰成为他们直面困境的“第三种声音”。

河南开封的年轻人求卦。视觉中国图

流动个体的归属困境

在今天，有许许多多的年轻人在20岁之前离开家乡、外出求学，长期处于不同的生活地点转换之中，高度的流动性给他们的归属感的建立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困难。在新的环境中，不同地区发展水平的差异、不同区域地方性文化的差异，都会让他们的认知、观念发生潜移默化的改变。几年学习生活下来，他们在归属感上可能不再完全认同家乡，但是家乡的痕迹又使得他们不能完全融入新的环境。

他们面临两种选择。第一种，离开家乡：“脱嵌”于同质化的熟人社会。四十年来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人安土重迁的思想，“走出去”是有出息的表现。但这意味着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于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

首先，在中小型城市，就业机会与就业范围对个体的局限。不少专业（如文化创意、会展服务、数字动漫等）就业的机会只分布在大型城市；热门专业也只有在这些城市才存在着明确的职业路径和发展的可能性，其他地方（尤其在内陆省份）最好的工作仍然在体制内。同时，在中小型城市，人际关系网络依然是社会运行的首要规则，缺乏经济资本和权力资本的工薪子弟处于劣势。

其次，熟人社会的特定人际关系网络和交往模式使个体的生活方式趋于同质化。中小型城市本来能够提供给个体的选择就少，判断个体选择的标准还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如果生活方式与普遍的选择有差别，会被认为“失败”或者“离经叛道”。熟人社会的包容性和对个体的尊重相对较少。

另一种选择是悬浮在北上广：“脱嵌”于特大型城市的制度结构。近年来特大型城市准入门槛日渐抬高，对广大青年而言，从“落脚”到“立足”是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即便获得了工作，也可能仍然是生活和工作在这个城市的“外人”。

首先，特大城市近十年来高歌猛进的房价像一道无形的门槛拦在了工薪子弟面前。房产与多项社会保障制度密切联系在一起。除此之外，“被房东赶着过日子”更加剧了流动青年的疏离感和漂泊感，居无定所使得他们与自己当前工作和生活之间的城市竖起了一道无形的壁垒。

其次，落户难是流动的青年群体在特大型城市遭遇的另一个屏障，而落户的话语权则完全掌握在城市管理者的手中。对于具有一定教育背景和稳定工作的青年人来说，尽管目前对于外来人口的居住证制度解决了的日常生活诸多问题，但是一些长远的、更深层次的社会政策和社会保障仍然没有对非户籍人口开放。

这种悬置的状态让青年人面临“存在性焦虑”，个体急需新的方式来解释当下的困境、为自己的行为提供支持和依据。他们希望得到的是对日常生活经验的文化解释，而不是告诫自己应该如何生活；他们试图找到一种方式，帮助自己从眼前的“迷局”当中跳脱出来，能够站在“命运”的角度获得一种全局观，包括各种占卜术在内的多元信仰犹如“解读命运的工具”进入了他们的视野。

通过多元信仰“讨个说法”

“故乡”和“他乡”不仅是地点的变迁，还意味着两套差异显著的社会运行规则。故乡是一个熟人社会，各种资源分布集中，留给个人的空间狭小，观念上趋同性强；“他乡”社会资源分布较为分散，留给个人的空间较大，个体对生活方式选择的自主性较强。两种运行规则导致人们对于什么是“好”的生活的评判标准出现了差别。在故乡，“好生活”的特质是稳定、轻松、按部就班、可以通过关系得到好处；在他乡，“好生活”是公平竞争、坚持自我、敢于挑战，稳定可能以牺牲个体的兴趣和意愿为代价，偏好稳定的人可能无趣、呆板、胆小而缺乏冒险精神。

面对社会生活的剧烈变迁，以及个体生活经历所带来的张力，主流话语体系对个体的遭遇解释乏力，于是他们吸纳了不同文化传统中的多种意义和符号要素，以非制度化的个人修行为基础、自由选择合适的信仰模式，获取主流价值体系无法提供的文化资本，来应对个体的意义体系面临的困境；这也是新一代在文化交融、个人主义倾向日趋显著的社会环境中，重建文化信仰体系的一种努力。

美国社会学家艾伯特·科恩指出，亚文化是人们在试图解决自己在社会中遭遇的各类麻烦和问题时建构的，用来防御和解决“地位的挫败”。这为我们理解包括占卜术在内的多元信仰在青年人群体中的兴起带来了很大启发。

年轻的都市新移民向占卜术寻求帮助，并不是寄希望于帮他们解决现实的问题——落户申请是否能够批复、房子是否买得起、换工作是否顺利、异地的爱情是否应该坚持下去——这一些因结构而造成的困境个体所无法左右，但又切实影响到了他们的日常生活，使他们处于一种困窘、尴尬的心理状态之中，因此他们希望诉诸命理、“讨个说法”。

青年人在多元信仰当中寻找的并不是“什么是对的”、“怎么做才是正确的”，他们希望得到的是告诉他们“为什么是这样”，因而，何谓“正统”反而显得不那么重要。他们根据自身所面对的境遇选择最符合需求的信仰实践方式，用来应对这个令人焦虑的时代，正如屈顺天（James Watson）所言，“做法正确（orthopraxy）”胜于“思想正确（orthodoxy）” 。

满足个人精神追求的新途径

身处流动之中的新移民在认同感和归属感上时常处于“悬置”的状态，所以，满足个人的精神追求成为他们在新的信仰形式当中寻求的首要内容。我们在田野中发现，青年人去占卜时提出的问题都与个体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具有高度的个体性特征：“我应该留下还是回去？”、“在追求梦想与安稳度日之间，该如何权衡？”、“迎面而来的挑战，孤身奋战的我能不能搞得定？”、“我每天辛勤的付出到底有没有意义、能不能带来我想要的东西？”、“究竟什么是我想要的？”

试想，一个同质性很高、流动速度很慢的社会，不会成为这些问题产生的土壤，这正是快速的流动和变迁带给个体的困扰。在这种情况下，个体正是通过多元信仰汲取力量，使得自己能够在倍感孤独的情况下不断调试与外部环境的关系，并与之和平相处。

其次，他们并不寻求通过信仰将自己嵌入到新的社会网络之中，也没有据此构建一个新的“社群”的需要。笔者在田野观察中还看到有不少人独自抄写佛经。抄经是非常个人化的行为，其目的并不是要加入某个佛教组织，反而更加强调“自我的修行”，希望通过抄写经文来“自省”、“静心”，从纷繁杂芜的日常事务中暂时得以抽离。

所以，社会流动造成的结果是多维度的：它既带来了多元的选择，也造就了多元的评价标准，更是制造了多元的困境，而这样一系列高度个体化的信仰方式的出现和兴起，正是人们破解流动所带来的困境的新途径。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