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又没存到钱，穷忙族真的不考虑换个工作吗？

就像学生高考前常会被问，是选清华还是北大，年轻人踏入社会之前，也常常会设想着在“很忙很有钱”和“很穷很悠闲”之间辩证哲学地做出选择。

而现实往往是残酷的：比劳模忙，比“月光”更穷。

“穷忙族”，可能是每天匆忙奔走却只能勉强糊口的快递、外卖小哥；

是每天困在一方天地间搬砖的城市建筑工；

是每周7天24小时在线只为等到一个客户下单的销售；

是兢兢业业一整年但回过头来却发现升职加薪仍然遥遥无期的都市白领……

对于这群遍布都市的“穷忙族”而言，即将到来的年关并不能让他们感到高兴，反而似乎更显惆怅——银行卡上单薄的余额数字、窟窿难填的信用卡和花呗借呗、连年假都不能抛开工作好好休息的忙碌一年。

人们不禁开始思考，自己究竟坚持什么又在期待什么？

眼下的生活是热爱还是责任？

是否应该及时止损跨界成为一名人人艳羡的斜杠青年，还是应该坚守术业专攻成为一个领域的“老司机”？

这些难解的迷茫与焦虑，让都市年轻人在忙碌的奔波之余，看不到未来的色彩。“穷忙”正愈发成为值得关注的社会现象。

《最强辩手》第一期节目就专门探讨了这一尖锐话题。节目中，12名专业辩手和说话达人分站围绕“付出很多却收获平平，‘穷忙族’到底是选择坚守还是跨界？”辩题展开对垒，直击“穷忙族”内心痛点。

“穷忙族”艰辛又充满磨难的“日常”

2017年5月，一位名叫何文妹的44岁女性，以一年内送餐12214单、超过22412公里，成为送外卖最多的“单王”。

但是，在“单王”名号的背后，是何文妹一年365天被锁在手机里的生活。

何文妹和丈夫何金卫还同时经营着一家水果店，但生意并不理想，何文妹不得不每天从早上7点到晚上12点不停歇地接单补贴家用。

越到恶劣天气，能够刷到更多单的何文妹越是兴奋。

在炎热夏天，为了防止懈怠，何文妹不会让自己在有空调的地方待太久，“一舒服就不想再出去做了”。

从浙江搬来上海15年，何文妹一家四口就住在水果店上的阁楼里。

随着生意的流失，丈夫何金卫有时也送起了外卖，留下女儿在家看着店面、辅导弟弟作业。

在女儿眼中，以前还能一年一次举家出游，现在连逛超市都没有全家出动过。

对于眼下的生活，大人的理由只有一个——要挣钱，而对于未来，何文妹一家没能再往深处想过。

这是武汉单亲妈妈、年过四十的出租车女司机李少云从女儿依依5个月大时就开始带着她一起开夜班出租。

这一开，就是近4年。

从下午五点到凌晨五点，出租车副驾驶座成了孩子流动的摇篮，每天披星戴月的生活，依依和“月亮姐姐”成了亲密的伙伴。

即便困意袭来，懂事的依依也不会耍脾气要求回家睡觉，只会在副驾驶上安静地休息，直到天空泛白，东方天边的启明星闪闪发亮，熟睡的依依才在母亲的怀抱中回到温暖的床上。

当被问及为什么不将依依托给他人照料，李少云的回答简单至浅却又感人至深：“我不愿错过孩子成长的每分每秒”。

去年春节前大雪封路，被滞留在火车站的旅客，只能带着全部家当在售票大厅里席地而卧。

图上这位抱着孩子的大姐说，附近的宾馆要400块钱一晚上，完全不能讲价。忙碌了一整年想要带上孩子与家人团聚的她，不得不委屈孩子在大厅里熬过一夜。

当平实的镜头对准了社会各个角落的普通人，展现的是人们习以为常但艰辛又充满磨难的生活。

人们用时间、身体和生命，来换取仅够糊口度日的微薄收入。除了生活在底层的人，在都市中，看似光鲜亮丽的白领，也同样碌碌“穷忙”。

“我在北京打拼多年，到了谈婚的年龄，仍住在每月2000元租金的出租屋里。”传媒行业的王女士每月的收入一半交给房东和水、电、煤、交通，一半用来应酬和交际，是各不折不扣的“穷忙族”，就连想当“房奴”和“车奴”都没资格。

26岁的酒店前台刘琴雅入职4年多了，却感觉自己越来越忙，随着酒店业务的发展，她身上负担的活儿越来越多，时刻有额外的琐碎工作被加进来。一旦她分内的事情处理完，领班又会给她安排其它任务，无穷无尽。

23岁的保险销售陆捷是刚刚从大学毕业踏入职场的新人，为了尽快提升业绩，陆捷不断向资深前辈请教一些不外传的经验，而每次请前辈吃饭就要花掉几乎四分之一的工资。在以业绩收入为主的保险行业，雄心勃勃的陆捷只能更加倍地努力工作，往往每天义务加班到夜里。

作为空姐的小丁月收入可观却依然“穷忙”。为了多些奖金，丁小姐每月的航程几乎排满，有时身体稍有不适也不敢请假，即便如此也无法存下钱来。“因为职业特殊性，每月化妆品方面的消费支出是必不可少的。我以前都还不怎么讲究，但同机舱的其他同事用的都是国际一线品牌，我自然也不能落后于她们。”高档化妆品、衣服、首饰，这些不得不维持的表面光鲜，早已让她入不敷出。

斜杠青年还是专业“老司机”?

刚刚过去的又一个跨年夜里，多少忙碌在格子间里的都市白领们想要在朋友圈写下一年的回顾与寄语，却发现自己明明很拼命，但依然很穷，最终只能自嘲地写下“忙得跟影帝似的，赚得跟群演一样少”。

穷与忙，在两个看似反向相关的字眼之间，人们陀螺般地打转。

“穷忙族”最早出现于上世纪90年代的美国，指拼命工作仍然无法摆脱最低水准生活的人们。日本经济学家门仓贵史在《穷忙族》一书中对“穷忙族”下定义：每天繁忙地工作却依然不能过上富裕生活的人。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与城市化进程的加深，这一原本在欧美发达国家就数量庞大的群体，如今已成为中国城市中迅速崛起的一支力量。

他们缺睡眠、缺自由、缺个人生活，却从不缺KPI和信用卡还款的压力。

有人说，“穷忙族”的产生，是社会资源分配不公的产物，是制度性的落后。也有人说，“穷忙族”只是个人用战术上的勤奋掩盖了战略上的懒惰。

于是我们看到，一些人试图寻求改变。他们利用周末时间充实自己，讲座、沙龙、读书会连轴转，赋能、算法、去中心化时刻挂在嘴上。今天游走于互联网的风口，明天又投入区块链的洪流。

这些“穷忙族”们渴望着通过自己的努力拼搏，终有一天也能在多个身份中随意切换。

从记者、男公关、律师到医学院学生无缝切换的马磊，就是“跨界”一派的忠实拥趸。在崇尚“放胆文章拼命酒”的马磊看来，年轻就是跨界的最大资本，只有丰富的经历才能无愧人生。

另一位现身说法的是从哈尔滨到新加坡、从台北到成都，作为辩手、教练、评委足迹遍布华语圈的东南西北的辩场老手杨笑杨。八年前，在辩论届已颇有名气的杨笑杨毅然跨出了辩论的“界”，而今，他却又再度跨回界内。带着丰富的经历，杨笑杨深知，努力未必和成功称正比，但和成长成正比，“跨界是对人生的不断经营。”

不仅已经跨界成功的人深知跨界的意义，初出茅庐的“辩圈费玉清”黄枭同样不希望自己的人生因为“界”的存在而留下遗憾。“最最遗憾的，不是‘我不行’，而是我‘本来可以’。”

然而，另一部分人则流连着不敢跨出实质性的一步。他们相信格拉德威尔的“一万小时定律”，不愿让已经付出的几千小时付之东流。

“当你想要迈出跨界那一步的时候，想一想在你身后的人，和你现在已经拥有的东西。”在有十年秘书经验的“老秘书”李磊看来，放弃本职领域已有的知识经验选择“跨界”，不仅是对自己过往经历的浪费，更将面临“隔行如隔山”的窘境，“当你跨界到一个新世界，凭什么和那个世界里有护城河的人竞争？”

美国西雅图中文电台主播吕思墨则是“一万小时定律”的坚定执行者。每天，她都在静谧的小树林里花费三个小时的时间，逐字逐句地准备短短30分钟节目的演讲稿，她相信，“专攻能让你真正热爱一件事情，而一事精致便能动人。”

更客观地来讲，“跨界”说起来虽易，但并非人人可以成功，尤其对于“穷忙族”们。“跨界成功的人，是因为在坚守本职工作的时候，就已经很成功了。人家这种跨界，叫‘猛龙过江’；我们‘穷忙族’跨界，叫‘泥菩萨过河’。”

的确，在选择是否支持“跨界”之前，我们都无法忽视一个重要前提——作出选择的人，是一个眼下生活尚无所成就的“穷忙族”。

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穷忙族”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迅速增长。

在日本，长期以来的“穷忙”趋势，使得“清贫青年、流沙中年、下流（底层）老人”成为了多数人必然的命运归宿。也正因此，日本逐渐形成了无欲望社会，宅文化盛行，这些消极文化的背后，正是努力无所回报的社会结构困境。

在西方国家，“穷忙族”同样人口庞大。

《纽约时报》前资深记者大卫·史普勒在其著作《工作的穷人:在美国所看不到的》中提出，美国有500万人过着“辛勤工作却朝不保夕”的“穷忙”生活。在德国,这一群体人数超过100万，就连社会福利非常高的瑞士，也有近30万“穷忙族”。

而在中国，产业调整、金融风险、知识经济崛起，社会的爆发式发展逐渐吞噬了年轻人通过出卖劳动力的“忙”所能带来的经济收益。人们辛苦挣得的钱，抵不过物价房价的上涨，也难以维持一家五六口人的开销，更时刻承受着被年轻人赶超、被新技术替代的压力。

去年一项围绕中国经济生活大调查的数据显示，休闲时间最少的是“80后”，上有老下有小、成为社会中坚力量的他们，也同时成为了“穷忙族”的主力军。而即将奔三的首批“90后”们，也已一脚踏入了“穷忙”生活。

深陷于日复一日Ctrl-C + Ctrl-V般的生活中，睁开眼就想着一整天被塞满的工作，还有跌跌不休的股市、高攀不起的房价、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的孩子教育，他们的每一个“跨界”选择，都承载着更高的时间和经济成本。

随着越来越多生活在城市的年轻人无法摆脱“穷忙”的轮回，中国社会的必然归宿将通往何处？每一个人的人生出路又将在哪里？

“跨界”能否成为解决问题的灵丹妙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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