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泽克与龙虾教授的“世纪辩论”，没达成人们的热烈预期

文章来源：好奇心日报

作者：蔡一能

或许没有哪场辩论像多伦多当地时间4 月19 日举行的这场更富戏剧性了。首先，辩论的场地不是大学，甚至不是电视台，而是索尼表演艺术中心；其次，尽管一上来就被告知不得起哄，观众们立刻用掌声、笑声和尖叫打破了这条规则，而两位“选手”似乎对此习以为常。

这场辩论的主题是“幸福：资本主义vs 马克思主义”，正反双方分别是捍卫自由市场、以“龙虾教授”著称的乔丹·彼得森（Jordan Peterson），以及全球左翼运动的旗手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Žižek）。他们分别有30 分钟的时间作一个综述，再各用10 分钟回应彼此的观点，最后回答观众提问。

主持人将彼得森和齐泽克称为思想界的两位“巨人”（towering figure）——至少从观众的热情来看，确实如此。门票早早销售一空，二手市场上甚至卖到了1500 美元，超过了加拿大人热爱的冰球联赛季后赛门票，这一事实令彼得森有些吃惊。看看观众们接受安检的照片，你会怀疑这究竟是两位学者之间的“世纪辩论”，还是一场大型粉丝见面会。

齐泽克和彼得森的确是思想界左右两翼的明星。齐泽克可能是斯洛文尼亚这个东欧小国最出名的人，他是卢布尔雅那大学社会与哲学高级研究员，看家本领是将拉康的心理分析理论用于左翼的文化批判。他对“占领华尔街”有话要说，对《爱乐之城》也有话要说，每当发生重大的意识形态事件，你总是可以期待在《独立报》（The Independent）这样的左翼媒体上读到他充满火药味的评论。

不知主办方出于何种安排，齐泽克的座位旁摆着一排依云牌矿泉水，彼得森那边则是一排圣培露。和身穿Polo 衫、曾被抓拍到当街啃热狗的齐泽克不同，彼得森还是标志性的西装三件套，不时用Surface 记下将要回应的内容，和手捧稿纸、手舞足蹈的齐泽克对比鲜明。

两位学术明星的辩论成了观众的创意来源。

彼得森的本职是心理学家，相信社会等级、性别分工植根于人类的生物学特征。他鼓励男孩树立自信的“成长课”在YouTube、播客平台上颇为火爆，但真正让他“一战成名”的是2018 年1 月英国Channel 4 News 电视台女主持凯西·纽曼（Cathy Newman）的专访。当时，彼得森举着“科学”大旗，捍卫了对性别收入差距等问题的看法，而纽曼作为女权主义的代言人似乎准备不足。一些网民视这场交锋为“政治正确”的失败，《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则用“父权制的监护人”形容彼得森。

然而，当彼得森从防御者变为主动进攻的一方，那种令人印象深刻的谨慎措辞就消失不见了。周五的综述环节，彼得森选择了《共产党宣言》作为攻击的对象。据他所说，《宣言》中存在10 个致命的错误。考虑到整个陈词只有30 分钟，留给每个“错误”的论述时间可想而知。

作为政治思想的局外人，彼得森对《宣言》的批判大多是老调重弹。比如，他认为马克思对阶级斗争的理解浮于表面，而没有意识到阶级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形式的生物学“真相”；他认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二元对立是成问题的，现实中很难区分谁是剥削者、谁是被剥削者，无产阶级专政未必比资本家的统治更为正当。

彼得森的陈词落脚于一个在他看来有些“奇怪”的地方：既然马克思承认资本主义所解放的生产力，为什么不能继续采用这样一种最有效率的分配资源的方式呢？他举例说，非洲儿童的存活率较过去有了显著提升，说明资本主义并不会让穷人变得更穷（一些观众对此报以笑声）。

在接下来的回应环节，彼得森承认资本主义、自由市场也有自己的问题，但他借用了丘吉尔的话：资本主义至少是最不坏的制度。

相比之下，齐泽克作出了更大的让步。他说自己并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只是用这个词来制造一种挑衅效果。他也不太信任大众自我解放的能力，而是需要“强迫人们自由”，由此回到了启蒙思想家卢梭，后者比马克思早出生一个世纪。

齐泽克的综述展示了他一贯的博学。他谈到了中国的崛起，谈到了美国所谓激进议题的局限性，甚至谈到了俄国19 世纪文豪陀思妥耶夫斯基。但这些复杂的论述最终却指向了一个相当平庸的观点。齐泽克似乎只是比彼得森更强调资本主义需要约束的那一面，或者用彼得森的话说，并没有给出一个替代性的方案。当被问及和马克思主义究竟有多强的关联时，齐泽克有些含糊其辞。

“人们原本期待一场火花四射的‘世纪辩论’，结果却是一场亲切友好的意见交流。”著名左翼刊物《雅各宾》（Jacobin）不无讽刺地评论道。对于人、对于未来世界，齐泽克和彼得森的看法似乎共性大于差异。没有任何一方试图展示一种“深刻的片面”。

齐泽克和彼得森确有颇多共同之处。他们都不受主流学术界的欢迎，而是通过媒体成为这个时代最具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们的读者通常不是学院的同事，而是渴望有所行动、有所改变的公众。一旦他们换上学者的遣词造句，反而会令公众感到无所适从——2013 年，齐泽克首次访华，吸引了众多追星者，但在一场关于拉康的演讲结束时，听众只剩下寥寥20 余人。

对齐泽克和彼得森的粉丝来说，两人出现在这个场合远比他们具体说了什么更重要。这和花上千元买一张SNH48 的演出门票没有本质区别。公共知识分子和他们生产的意见，同样可以是消费的对象，可以用来填补人们对现实的不满，以及——无聊。

事实上，思想界曾经有过一场全程录影的“世纪辩论”，时间是1971 年，辩论双方是法国思想家福柯（Michel Foucault）和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Noam Chomsky）。那场辩论有一个同样宏大、但相当清晰的线索：“人性”是否存在？

时隔近半个世纪，欧洲人换成了齐泽克，北美人换成了彼得森，知识换成了意见，“是”与“否”的问题换成了两个标签之间的对决。

《卫报》作者Stephen Marche 失望地看到，这场“世纪辩论”恰恰反映了当前世纪的问题：我们总是由敌人所定义。彼得森之所以走红，是因为他对“政治正确”的反驳；齐泽克反对的则是学院派的左翼。而他们反对的对象，他们反对的对象所反对的对象，同样受益于“树立一个敌人”。一旦抽走他们否定的东西，剩下的并没有什么建设性的内容。

也许你还记得，这场辩论的主题词是“幸福”（happiness）。它在2 个多小时的辩论中几乎消失。

（注：本文所有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均不代表凤凰网国际智库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