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兵： 提起祖国，海外越南人的感情很复杂

作者：王明兵

1975年的越南战争导致的“越南难民”的海外流出，可谓是20世纪后半期在美苏冷战对抗体制下世界上最大的“难民潮”。据2005-2007年的统计，约有超过147万的越南人生活在美国，占整个海外越南人的半数。其中，绝大多数都属于1975和1980年以“难民”身份避难到美国而定居下来，其主要集中在加利福利亚和德克萨斯州，聚居最集中的是加州橙县，高达74%。

习惯上，称为“在美越南人”的这些越南人，人数众多，情形复杂。尽管在族群上将其归为亚裔或越南裔，但其在地域出身、宗教信仰、政治立场、到美国或融入美国社会等方面，均有显著差异。不过，基于来源“越南”这一民族国家属性及其与“祖国”越南不可割裂的语言文化、生活习俗、饮食偏好、政治立场等，故在对其的认知和研究方面，常常将“在美越南人”视作一个共同体或整体予以定性并对其加以研究。

关于“在美越南人”的研究，在移民、难民与族群领域多有研究成果问世。在其诸多的相关研究中，古物博子所著的《美国的越南人：与祖国的纽带与越南政府的政策转变》（古屋博子：《アメリカのベトナム：祖国との絆とベトナム政府の政策転換》，明石書店，2009年，第1-368页。）视角甚为新颖。该著从“在美越南人”与“祖国-越南”之“关系性”入手，考察“在美越南人”在适应美国社会、逐渐“美国化”的过程中“祖国-越南”这一要素发生了什么样的作用、带给他们怎样的影响？不妨将其结论先行抛出：与“祖国-越南”这一“关系性”促进了“在美越南人”适应美国社会、融入美国社会的“美国化”进程的同时，“在越美国人”“美国化”的过程反过来也促使了“在越美国人”与“祖国-越南”之“关系”的强化。

进一步地把作者隐含的结论更加直白地提炼一下，那就是：出国后才更“爱国”——如果“恨”也是另一形式的“爱”的话。

《美国的越南人：与祖国的纽带与越南政府的政策转变》（古屋博子：《アメリカのベトナム：祖国との絆とベトナム政府の政策転換》书影

作者的研究方法，除了利用美国和越南的官方统计数字和外交公报等文献资料外，对在美越南人聚居最集中的加利福利亚橙县的社会调查和对在美颇具影响力及普通越南人的访谈增强了本项研究的实证特色。作者社会调查的作业点选择在加利福利亚橙县，该区域是全美最大也是越南人最为集中的聚居区，具有“小西贡”之称。从作者的电话调查和访谈可以发现，该地的98%的越南人仍持有越南语，而且该区商贸公司、超市、餐厅等多由越南人经营，悬挂越南（南越）国旗。因越南人人口众多、聚居集中、信息流通便利，商业和生活等各方面也符合越南人的生活和文化习俗，所以该地也成为海外越南人反对现越南共产党政权的一大政治中心（第35页）。

在美越南人之“小西贡”的出现

大规模的越南人的海外出现，始于法国殖民之后。最早只是零星、分散性地赴法国、欧洲和日本等地务工、留学。颇具规模的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法国在越征兵和征招劳役，1916年是5万人，1930-1940年是3万人。待战争结束后，部分残留士兵和劳役人员就在法国或欧洲等地定居下来。除此之外，在1920年代也出现移民至泰国、老挝、柬埔寨等地的移民潮，1936年柬埔寨在住的越侨就有近20万、老挝约27000人。

由于越南国内受到法国殖民当局的严格管制，越南的民族民主革命的领导人物和活动据点也基本置于海外，中国的香港、广州、泰国曼谷等地曾成为越南民族民主革命的活动根据地，越南的民族民主革命也是由海外越南人发起继而通过越侨不断传播和串联至越南国内的。因此，海外越南人的政治性和影响力也一直受到越南政府的高度重视，1959年2月23日北越政府专门成立了中央越侨委员会，集中处理和对待海外越南人事务，当时主要是号召海外“爱国越侨”反法抗美，建立“民族大团结”的抗战路线，争取民族民族革命的胜利（第51页）。此时，海外越南人“越侨”被视为民族民族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高度重视。

1975年随着越南战争的即将结束，南越政权的覆灭也指日可待。1975年4月美国开始全面从越南撤出，包括越南大使馆和所有与美相关者。美国国防部估算的越南难民人数在5万以内，但最后达到了129000人。其中，90%为4月30日前后数周间乘坐美国军舰撤出的。被定性为“越南难民”的这些人绝大多数最后都进入了美国。而且随美国撤出的“越南难民”基本上都是南越政权的公职人员、军人、富裕阶层，近半数对英语都有一定的掌握，90%都持有天主教（45%）和佛教（45%）信仰（第62页）。美国为此专门设立了难民营和多个救助中心，安置这些“越南难民”。

1979年前后是“越南难民潮”产生的第二波。主要原因有三：越南“社会主义改造”激发了不少中上层富裕阶层的不满、越南的入侵柬埔寨和中越战争。这批“越南难民潮”的出逃主要以船为交通工具私自秘密出逃，因此也被称为“越南船民”，出逃主体是曾从中国华南移民越南后定居下来的华人系越南人。1979年从海陆流出的数字就达20522人（第69页）。这一过程从1978年开始一直持续到1990年左右。1979年80%的是华人，到了1980年以后90%的是越南人。1985年以前主要是从越南南部，到了1985年之后主要是从越南北部。出逃的理由各种各样，早期主要是“政治迫害”，后期主要以经济原因为主（第79页）。对这批“越南船民”的“越南难民潮”的接收和安装，仍以美国为主，其中占60%的705987人到了美国，剩下的被安置到了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德国、英国、香港、新西兰等各个国家（第81页）。

美国加州橙县的福禄寿是小西贡的第一个越侨商场

因这次被称为“第三次印度支那战争”——越南入侵柬埔寨和中越战争导致的“越南难民潮”遭到了包括东南亚在内的世界所有国家的批评，但在越南政府对此发布的内外文件和报纸宣传中，将此归因于“中国和美国的责任”（第82页）。从作者对此次“越南船民”之难民当事人的亲身采访可知，成功出逃者大概只有50%，半数被越南海上警卫船和巡逻艇抓回。即便幸运地未曾被越南海上警卫船和巡逻艇察觉，但是也经常遭到海盗的抢劫和暴行，甚至有的不止一次、而是多次遭遇海盗抢劫，在海上漂泊的过程中遭受到的淡水缺乏、饥饿、暴风、海浪等，不忍回想（第87页）。

从1975年美国接受越南难民开始，就制定了难民救助政策并建立了各种援助中心。美国政府原计划是将越南难民分散安置在美国全国，西部33%、东部40%、东南部7%、东北部20%。但最终越南人却集中聚居在了加利福利亚和德克萨斯州，尤以加利福利亚的橙县最为集中，故此地便被称为越南“小西贡”。

之所以越南人选择居住在橙县，主要该地气候与越南南部相似，且当地经济发展有劳动力需求，适合越南人生活和就业，随着越南人的集中便形成了“小西贡”之称的越南人社会。其形成主要是由1975年和1979年的两次规模巨大的越南难民潮相伴而来，前一次以南部越南人为主，后一次以华人系越南人和北部越南人为主。其中，华人系越南人在商业经营方面表现突出，大型的房地产公司、超市、进出口贸易等行业均由华人系越南人掌控。随着各种商业行为和越南人社会的形成，为了更好地在美国生存、发展、相互帮助和共同进退，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在美越南人工会及工商会议等各种机构建立起来。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撤至美国的那些南越政权体系中的高官、军政人员和不承认现越南政权的、被视为“反革命”或“反北越分子”等群体组成的各种政治组织，比如越南军民中央委员会、越南解放统一国家战线、自由越南人战线、自由越南人组织、复兴战线、越南复国海外志愿团、越南革命联合会等政治组织受到美国政府的认可和支持，仍在美国越南人社会发挥着重要影响和作用。

其中，越南解放统一国家战线，不仅规模最大，影响也最大，还是所有海外越南人最高的政治组织和活动机构，其在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和日本等地皆建有支部（第105页）；最重要的政治人物当属原南越政权的总统阮文绍和副总统阮高祺，此二人经常出现在各种媒体和重要的活动场合，被视为海外越南人的政治和精神领袖。

自1980年以来，针对现越南政府的规模甚大的批评和抗议集会活动每年都举行数次，其抗议和集会活动受到海内外的广泛关注，不仅对美国政府的移民政策和对越南外交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对越南政府的内外政策和社会舆论也产生了重要影响，特别是对越南政府来说，对在美越南人可能带来的“和平演变”及其可能所致的统治危机，有一种惊恐感。

在美越南人与“祖国—越南”的联系

随着“越南难民”在美国生活和社会的逐渐适应即“美国化”过程的加深，反而出现了在美越南人与越南国内联系逐渐紧密和强化的趋向。1987年美国政府出于人道主义考量允许在美越南人向越南国内亲族寄送个人使用的生活用品，当然在1975-1987年间也并非没有在美越南人向越南国内寄送个人生活用品和款项以解亲族生活之困。他们往越南国内寄送的物品有食物、衣服、化妆品、小家电、药品等，多重多样，当然最多的还是钱。由于相当长的时间内因两国政治关系问题，使得直邮不太现实，故在美越南人便利用代理业务借助第三方中转送至越南国内。比如当时最为普遍的是通过在美的法国医药公司预订，其药品则从法国便可直接邮寄到越南，或者在美超市代理店预订、便可从香港将物品直接送至越南国内。在美越南人通过第三方代理向越南国内邮送物品和钱款的方式甚为普遍，以致于出现了很多从事该项向越南代送物品和钱款的代理公司，各种代办业务广告也一时甚嚣尘上（第119页）。

在美越南人向越南国内邮送的物品和钱款，对越南产生了重要影响。自1975年之后，中国停止了对越援助，而越南建设也因政策失误使得经济改革遭遇失败；1978年的越南入侵柬埔寨和1979年的中越战争，不仅加重了国内的经济困境，而且遭到了国际社会的封锁；自1980年始，苏联也减少甚至渐趋中断了对越援助，越南国内出现了物资困乏、货币贬值，统治危机面临严重考验。在美越南人和整个海外越南人向越南国内邮送的物品与钱款，一方面对越南物资短缺有所补缺，另一方面大量的钱款尤其是美元，为越南物价飞涨、货币贬值以及外汇储备提供了不少帮助。1979年约50万美元、1981年2800万美元、1982年4800万美元、1983年9700万美元、……1988年7100万美元，10年间约有5亿美元的小型包裹物品从美国流入越南（第125页）。这还仅属于合法渠道进入越南的。这还仅属于合法渠道进入越南的，而通过非法渠道、从黑市流入越南的有此数倍之多。作者在对一些在美越南人或居住在胡志明市的越南人的访谈中得知，由于越南生活物资短缺，一些人在收到从海外邮寄的商品后，会选择在黑市上贩卖，以换取现金再购买其他用品，在黑市上最具有价值的商品是药品，价格翻倍甚至数倍（第129页）。

面对国家物资短缺、物价飞涨、经济混乱不堪甚至统治危机日益严重的状态，越南政府于1980年1月31日在国会通过了“关于对从海外向越南国内寄送外汇货币的奖励决议”，对从海外给越南国内寄送外汇现金予以合法化并加以鼓励。越南政府的该项政策旨在增加外汇储备以降低和改善国内的经济风险。1980年30万美元，1982年达到4800万美元，增长迅猛。不过1983年提出了要对海外寄送物品和现金进行限制，一时有所减少。但是这一政策由于涉及到越南中央政府和地方胡志明市以及民众等各方利益之争，在政策的施行上一拖再拖，而其实施效果也大打折扣。海外越南人向越南国内邮送物品和外汇对越南国内的影响力，使得越南政府对海外越南人的看法和政策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从1979年到1989年的10年间，海外越南人向越南国内邮送物品和外汇达5亿美元。海外越南人的重要性也成为越南政府不得不认真对待的一大课题。其实，早在1978年在美国纽约的联合国总部就已经有越南代表机构。由于美国和越南并没有建交，因此越南驻美联合国办事处也就成为美国和西方各国与越南接触的唯一窗口。美国和越南均受冷战意识形态之影响，两国彼此之间都持有一种敌视态度。对于在美越南人，越南也简单地将其分为爱国越侨和反动或反革命分子这两类，予以对待。在黎笋急逝、长征执掌国政后，1986年越南施行“革新开放”，随之逐渐开始改变以往的那种保守的、过分强调政治意识形态的国内外政策，对海外越南人的越侨政策也提高到一个新的认识水平，主要是一改往昔警惕海外越南人并将其视为“反动反革命分子”的立场，提出了“海外越南人乃是越南民族的一部分”的新认知和新论述。

这一政策将海外越南人也视为“越南民族之一部分”，从而将“越南人”这一指代不再仅仅限于越南国内，而是要突破国家政治统属，以族群来统合“所有越南人”，在“革新开放”政策的引领下，越南要打破自我封锁，开始走向世界、融入全球。1987年越南进一步调整了向越南国内邮寄物品和外汇的有关规定；1987年打开国门，允许外国人进入越南旅游观光；1988年开始实施《外国投资法》，允许海外资金进入越南，进行投资。1990年又对其进一步调整；同时，还取消了越南人赴海外的政治限制，出国合法化，1980年出国人数是664人、1981年是1705人、1989年后超过3万人，而从1980年到2000年的20年间， 赴美人数亦达到482576人（第154页）。

在美越南人对于越南政府实施的“革新开放”、允许外国人入越旅游参观和越南人出国等开放性政策，最初是持怀疑态度的。一些在美越南人曾在报刊杂志刊文怀疑和批判越南政府实施“革新开放”和国际化战略的“阴谋”和“不怀好意”，但随着越南“革新开放”政策的逐步推进和有效实施，不少的国外人士也进入越南参观访问，媒体对此的报道也开始正面化。在美越南人也进一步扩大了向越南国内的外汇邮寄，1989年和1990年上半年合计共有51454000美元，根据一些专门办理越侨往越南汇款业务的公司的估算，非法外汇款额更为巨大，加起来预计在3亿到4亿美元之间，这一数值达到了当时越南胡志明市工业产值的1/4（第166页）。1994年美国解除了对越南的经济制裁，1995年美越关系开始正常化。在美越南人向越南的外汇邮寄达到了新的高度，1998年经由银行所办理在美越侨的外汇业务就达9亿5000万美元。胡志明市的25万家庭在海外都有亲族，越侨的外汇可能会更大（第168页）。

随着越南“革新开放”和国际化政策的不断推进，越南也迎来了海外越南人的归国潮。1987年到1988年从美国归国的越侨约6000人、1990年达到16003人、1991年23960人、1992年355114人、……1994年达到109738人，10年间增长了18倍。约有半数在美越侨一时归国，而归国的目的主要是探亲旅游，商业投资并不算多（第168页）。作者在对一时归国的越侨访谈中发现，在美越侨归国潮的出现，一方面是越南“革新开放”和美越关系正常化政策使然，另一方面则是“乡愁”。归国的90%都是探亲、思念家乡的亲人及一草一木。不过，就归国越侨所反映出来的情形来看，他们最大的感慨则是越南的贫穷和落后，以“难民”身份流落美国一二十年，但越南的情况仍如往昔，亲人朋友也仍过着极为穷困的生活（第183页）。

在美越南人和越南关系的密切发展，不仅止于物品、金钱的流动，最为重要的则是在美越之间人员的往来，带来的信息传播及由此而产生的人的心理与思想方面的变化。尽管他们也意识到现越南政府的“海外越南人也是越南民族一部分”这一政治话语和宣传的“统战”色彩，但他们知道在美越南人的势力和政治决心不足以颠覆现今的越南政权以复辟昔日的南越政权。（第187页）。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一政治态度的转变，可谓是一个由敌视对立态度向“帮助”越南政府政治体制转变的温和和充满期待的立场转变。一时归国的越侨因“贫穷”感悟，也促使他们越过政治国族仇恨，从家族亲情之伦常出发，要为越南国内之同胞做点贡献以解内心之不忍。

被视为海外越南人的反北越象征和精神领袖的前南越政权副总统阮高旗对现越南政府的态度变化就是很好一例。1990年以后，阮高祺在与现越南政府驻外代表接触后，特别是在受邀返回越南之后，一改打倒和推翻现政权的立场，要求现越南政权实行选举、实现民主化（第187页）。作为海外规模最大最具有影响力的“越南解放统一国家战线”组织以打倒越现政权为目标的政治纲领，转变为承认现越南政权而“民主化”的政治要求（第188页）。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一政治态度的转变，可谓是一个由敌视对立态度向“帮助”越南政府政治体制转变的温和和充满期待的立场转变。

越南前副总统阮高祺及其时任妻子滕雪梅在美国

对于在美越南政治人物及组织的政治立场由打倒、颠覆越南政权的“武力”行为向温和的、宽容的“民主化”诉求转变，越南政府虽然看到了在美越南政治组织的这种温和化转变，但基于苏东巨变和世界社会主义国家阵营的大面积溃败及其解体的政治教训与历史经验，仍对他们实施的以“和平演变”来颠覆现越南政权的政治图谋持有相当的警戒和警惧。就其实质而言，越南政府对于海外越南人“反共”认知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在其看来，从“武力”转变为“和平演变”只不过是斗争的策略的改变而已。

因此，基于这一认知，越南政府一方面出于经济考量继续出台相关对海外越侨的积极政策，希望他们回国投资经济建设，致力于国家的发展；但另一方面，又把海外越南人分为“爱国越侨”和“反共”分子，对于那些批判越南政府、以“民主化”图谋“和平演变”而颠覆现行越南政权的政治人物仍采取敌视态度并且禁止他们回国。

尽管在美越南人改变了对越南的态度，但其提出的“民主化”主张事实上也不可能一时实现，而越南政府将越侨的“民主化”诉求视其为“和平演变”，故对其心存警戒。从根本上来说，两者的政治立场的对立状态仍然存在。但是，海外越南人群体对现越南政府的态度发生变化及其造成的内部分离也是明显的，而越南政府自“革新开放”之后以更加开放和积极的态度深化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促进越南全面发展的成效也是有目共睹的。

为了更进一步地促进越侨对越南经济建设的投资、软化甚至分化海外越南人的政治对立情形，越南政府在中央越侨委员会的支持下在各国的海外越南人中间成立了“在外越南人协会”（第200页）。参加“在外越南人协会”的海外越南人被视为“爱国越侨”，但由于越南政府的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和各个领域全方位的贪腐问题让“爱国华侨”多有不满并且引发了不少批判。由于越南政府对“和平演变”的警惧之虞，故对越侨充满政治警惕亦为正常。

而且，不少越侨为了攫取更大经济利益，常利用国内各种关系和经济投资，作出一些出格甚至更多的不法行为。从作者的调查和相关数据统计可知，越侨对越南国内经济的投资数额非常大，1988年是3453650美元、1990年是33110000美元、1993年是26205192美元，投资最多的是居住在新加坡的越侨、其次是加拿大、日本、法国、菲律宾、德国、澳大利亚、美国等，从1988到1995年在美越侨投资6255361美元占其越侨总投资额127622179美元的4.9%（第206页）。

对于越侨的大规模投资所拉动的经济发展，越南政府一直持肯定和鼓励态度。1994年美国解除对越南的经济制裁之后，时任越南副总理的陈德梁率团访问美国，在越侨集中的加利福尼亚召开见面会，希望促进越侨对越南的经济投资。尽管该见面会遭到了1500人的越侨团体的抗议，但也显示出了越南对越侨益加开放的缓和和争取之姿（第208页）。

越南政府也进一步调整投资政策，分别在1995年、1997年、2000年、2005年针对不同情况和不同行业或增或减，进行调整。同时，也对海外越侨向越南汇款的侨汇业务进行调整和严格管理，1991年到20001年，年均侨汇以48.5%的速度在增长（第213页）。对于越侨的归国也取消了诸多限制性手续，2007年甚至废除了越侨归国的签证，以观光旅游和探亲访友归国的越侨人数猛增，尤其是春季过年之际，需要增加航班才能解决归国潮（第225页）。据作者的调查统计，逾半数的在美越侨曾一时或多次归国，但也有没有归国的越侨——其主要是经济原因（第226页）。

现在美国小西贡依然有南越遗民聚会，使用三线国旗

随着美国和越南两国关系的正常化，海外越南人作为一支重要力量，通过物品、侨汇、旅游、投资等方式对越南国内的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基于此，越南政府也多次调整对海外越南人的越侨政策，希望借助海外越侨与越南国内的亲族关系以及国家、民族情感来更好地促进越南的经济发展和国际化进程。不过，就在美越南人和越南的关系来看，尽管双方都对美国取消对越南的经济制裁、越美关系正常化以及促进越南国内经济发展持肯定态度并且积极推动，但在政治层面两者对立和冲突甚为严重。越南政府对于在美的“越南解放统一国家战线”组织和“反共人士”一直警惕其“和平演变”图谋及其对越南政府的批评和对立立场，而这些被越南政府视为“反共”的组织和人士尽管改变了“打倒越南政府”的“武力主义”立场，并调整为对越政府的“民主化”促进和转变策略，但其在越南政府看来，仍属于“不爱国”的“反共”态度和行为。

由于在美的越南人基本都是因现越南政府的政治和宗教“迫害”成为难民而离乡背井逃离至美国的，所以也很难从自身遭遇和个人情感上放弃对现越南政权的不满甚至是敌视态度。而且最为重要的是，退至美国的原南越政权的军政人员成立的各种政治组织及其所把控的媒体报纸，不仅对海外越南人产生了政治影响，而且一些具有政治才能的越侨融入美国社会、以越裔美国人身份通过政治选举进入美国政界对美国政府的对越政策施以重要影响力。比如2000年越裔陈泰文竞选地方市议员成功、2002年越裔Andy Quach进入地方议会，不止加利福利亚州，在其他越裔集中的州县亦有越裔当选成功进入政界的（第247页）。

而且，一些美国人在参选时也会充分考虑在美越南人的政治倾向，毕竟上百万的越裔族群也为不可小觑的政治势力。在这些期望越南朝“民主化”转变的政治人物和政治团体的引领下，美国对越裔在美悬挂国旗之问题上仍以原南越政权的国旗为“合法国旗”。作者通过调查发现，在美越裔投票率达到60%，而且绝大多数都期待越南向选举制民主政体转变并且支持和促使海外越南人政治团体和美国政府对越外交促使越南向“民主化”转变的政治态度和外交举措。尽管绝大多数的在美越侨并不打算回到越南，但他们仍希望“祖国—越南”的经济发展和“民主化”转变。

尽管越南政府在“革新开放”后改变了对海外越南人的态度并对其回国采取了很多积极的措施，并且也接受了很多海外越南人的批评和建议，改善政府的内政和外交，使其更加注重自由和民主，但是越南政府的这些所谓“自由、民主”政策和措施，在海外越南人团体看来，其实根本不是“自由、民主”。事实上，双方对立的焦点集中在越南现执政党和越南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只要越南由越南现政权专政那就不是“民主”政体；海外越南人政治组织要求的“越南民主”乃是西方式或更进一步说是美国式的全民普选的多党制的民主政治体制。这一政治诉求，无疑就是要越南共产党放弃其执政党地位和社会主义体制。

不过，越南政府在对海外越南人态度和政策上也一直在调整，并试图以新的理论和政治话语来化解海外越南人组织和群体的政治敌意。早期提出的“海外越南人也是越南民族的重要一部分”的民族统战理论，不失为一项重要的民族统战理论和政策，并且对越侨特殊政策的实施，也取得了积极的效果。2008年越南调整国籍法，更改了单一国籍的规定，事实上是承认了双重国籍（第282页）。同时，还进一步调整越侨回国的一系列居住、商业以及参政政策，并且提出了新的“民族大团结”：无论是越南国内各民族，还是海外越南人，都要共同团结起来，致力于越南的经济建设和综合国力之发展。这一“民族大团结”理论，也不仅止于越南国内各民族，还旨在海外越南人对越南国家发展的全面支持。如果把这一“民族大团结”从其反面作一解读的话，或许也可以发现越南政权不仅在国际上面临着海外越南人、尤其是在美越南人群体的批评和“民主化”对抗，而且在国内也存在着严重的国家分裂和民族危机。

就目前的情势来说，海外越南人特别是在美越南人群体，以其强大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对越南的内政和外交构成了某种挑战。这种挑战，在经济层面，越侨在越南的投资和经济实力在相当程度上引领和推动着越南的经济发展，这也就意味着经济命脉又可能被他们所把控；在政治层面，主要是在国际政治领域，在美越侨的“民主化”政治诉求和在越南国内的政治影响力，对越南国家政权巩固、民族统一以及美越关系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力。当前，影响越南共产党的执政危机和民族问题的诸多事件，都或多或少与海外越南人有着紧密的联系。

如何与海外越南人群体相处，对越南政府来说，仍是一道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