敲锅声穿越历史再次响起:拉美当下的动荡与分裂从何而来?

2019年12月08日 09:07:03
来源:澎湃新闻网

作者:澎湃新闻特约撰稿 王珑兴 复旦大学外文学院西班牙文系 

来源:澎湃新闻

12月1日,叮叮咚咚的敲锅声再次在拉丁美洲响起。

北起墨西哥南至阿根廷的广袤大陆上,十几个国家的示威者们通过网络组织起来,发起了“拉丁美洲敲锅游行(Cacerolazo latinoamericano)”。

敲锅游行(Cacerolazo),首次在拉美大陆出现是在1971年12月1日。

那一天,反对时任智利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的右翼妇女团体走上街头,她们敲打着从家里带来的烧菜锅呼喊口号,吸引了全社会的关注。持续的动荡撕裂了智利社会,总统的侄女、著名作家伊莎贝尔·阿连德在其作品《幽灵之家》中对这种左右分裂描写道:“短短几小时智利就分裂成了水火不容的两派,而且这种分裂开始蔓延到家家户户。”

1971年和2019年智利的敲锅游行

在今年的“敲锅游行”中,墨西哥妇女集会反对政府对于性别暴力的无作为;智利游行者要求总统下台;哥伦比亚示威者称:“我们正在觉醒,起来反对政府对我们的所作所为。”

在当前拉美各国局势动荡的背景下,这次敲锅游行无疑是其社会分裂对立的最新表征。

对于这场游行,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反应大相径庭。在推特和脸书等各大社交网站上,这次活动声势浩大,受到热烈讨论。但翻开各国传统媒体,无论是墨西哥《尤卡坦日报》、阿根廷《Infobae》,还是西班牙埃菲社对游行的报道都十分简略,很多地方一笔带过。

这一方面也许是由于新媒体日渐增强的影响力吸引了更多关注;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因为游行参与者多来自社会底层,不占有传统媒体资源。但无论如何,相隔48年的叮咚敲锅声如同穿越历史的嘈杂回音,让我们有机会从一个更长的视角来看待拉丁美洲。

“拉丁美洲敲锅游行”海报,海报顶端写着:12月1日“拉美敲锅游行”。右侧写着:为了抗议的权利,为了对生命的尊重,拉丁美洲抗争吧。左侧写着拉美各国发起“敲锅游行”的时间。

敲锅游行的“发扬光大”

1971年的首次敲锅游行,主要诱因是智利经济恶化下的物资短缺。

阿连德作为拉美第一位左派民选总统,在其任内推行了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改革。但由于国有化、“福利税”和土地改革等措施推进失当,导致通货膨胀率飙升,许多原本支持他的中产阶级站到了他的对立面。首次敲锅游行的妇女们原本只是想用敲打空锅响亮的声音表达“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满腹怨愤,没想到却广受关注,被许多势力看中,右派的国家党和基督教民主党更是不遗余力地拉拢她们。以至于到了1972年,智利民谣乐队Quilapayún就在新歌里唱道:“右派们有一大一小两口锅,小锅是新买的,大锅专门用来敲敲打打。”

到了上世纪80年代,阿根廷妇女从她们的智利前辈身上受到启发。在1982年8月20日聚集在五月广场,带着孩子一起敲打烧菜锅,挥动空塑料袋,用以吸引注意,申诉自己经济上的困难。直到此时,敲锅游行的人群还主要是女性,诉求也集中在经济方面。

与之不同,1983年在皮诺切特军事独裁下的智利发生的敲锅游行参与者,变成了瑟克尔(Rodolfo Sequel)领导的铜矿工人。他们之所以采取这一方式,是因为以往的工人运动往往以流血收场,为了减轻当局的敌意,他们拿出烧菜锅敲打着上街以增加生活气息。

从1986年到1989年间,阿根廷又发生了多次敲锅游行。

20世纪90年代,敲锅游行扩展到拉美多个国家。

1992年2月查韦斯政变失败后,委内瑞拉出现了敲锅游行,人们敲锅、鸣笛、放烟花来表达对政府的不满和对查韦斯等人的支持。

1992年4月哥伦比亚Buenaventura爆发敲锅游行,港口工人和市民都参与其中,抗议港口私有化、增值税的提高和就业困难。

1996年阿根廷左派团体“国家团结阵线”(Frente País Solidario)组织了敲锅游行,还号召集体断电5分钟。其后1997、1998、1999年该国又不断爆发游行。

2000年以后,敲锅游行进一步蔓延到发达国家。

西班牙2003年反伊拉克战争、2004年马德里恐怖袭击后、2011年反思经济危机、2014和2017年加泰罗尼亚独立运动中,都可以看到手持铁锅敲打的游行人群。

2008年冰岛经济危机时,示威者敲着锅要求政府下台。

2012年加拿大颁布宪法第78条限制示威权利时,更是引来了大众的敲锅游行。

在发源地拉美各国,敲锅游行更是越来越频繁。

敲锅游行的“发扬光大”,一方面展现了全球日趋不稳定,特别是拉丁美洲各国国内矛盾日益尖锐的事实;另一方面,也体现了自身的符号价值:响亮清脆的敲打声是令人警觉、引人注目的,触手可及的煮饭锅又是普通日常、带有生活气息的,两者结合散发出一种隐喻——请关注我的日常生活,日子已经过不下去了!

考罗迪主义对当下拉美的塑造

当日子过不下去的时候,拉美国家民众与政府的关系往往会很紧张,这种二元对立使军方的重要性倍增。

美国学者Aníbal Pérez Liñán认为拉美国家的军方实际上成为了政治体制的最终仲裁者。在关键时候军方可以有三个选择:他们可以支持政府,主动弹压抗议者;他们可以维持正常治安,等待事态自己平息;他们也可以拒绝支持政府,任其垮台。

秘鲁总统比斯卡拉(Martin Vizcarra)解散议会的底气,除了来自信任他的支持者外,还来自军方。

厄瓜多尔总统莫雷诺(Lenín Moreno)是靠调动军队才平息了因油价上涨带来的乱局。

11月,智利总统皮涅拉(Sebastián Piñera)也是依靠军队宵禁镇压了暴力示威。

与之相反,1997年厄瓜多尔和2003年玻利维亚的政变,实际上背后都是军方在决定乾坤。不久前,玻利维亚前总统莫拉莱斯的连夜出走,更是与军方的反戈息息相关。

但玻利维亚军方要求莫拉莱斯辞职的声明并不是乱局的终结,而恰恰可能是一个开始。莫拉莱斯所属的政党社会主义运动党(MAS)依然是该国第一大党,权力的真空让极端保守派钻了空子。选民基础广泛的MAS被排挤和打压,很有可能未来会产生出破坏性的力量。

这种“越帮越忙”的情况在拉丁美洲历史上比比皆是,军方只不过是从过去的独裁者转变成仲裁者罢了。从上世纪50年代的委内瑞拉,60年代的巴西、秘鲁、厄瓜多尔,70年代的阿根廷、玻利维亚,直到2000年的厄瓜多尔、2009年的洪都拉斯,莫不如是。

阿根廷考迪罗胡安·曼努埃尔·德·罗萨斯的肖像

再往前追溯,19世纪上半叶独立战争后,南美各国出现了一大批独断专行拥有私人武装力量的政治军事领袖,被称为考迪罗。虽然考迪罗主义20世纪后逐渐式微,但其近百年的历史,塑造了拉美地区人民独特的文化心理。从20世纪众多的军事独裁者,到民选的阿根廷总统庇隆和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都是充满个人魅力、有军事背景的政治强人。

1971年12月1日,敲锅游行首次出现在智利的首都圣地亚哥城。清脆的敲锅声经过48年的回荡,穿越喧嚣与嘈杂,在2019年12月1日传来了它的回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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