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别区域与海外利益风险研究的问题和对策

海外利益是中国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海外利益的内涵随着中国日益崛起成为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而不断外延和扩展。创业不易，守成更难，“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不仅考验我们拓展海外利益的能力，而且更要求我们能够维护得之不易的海外利益。随着中国公民侨民、企业、资本乃至文化走向世界的各个角落，随着中国与各地区组织和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安全等领域广泛的合作，中国的海外利益已经遍及全球。在这一背景下，把对中国海外利益的研究细化到各个区域和国别的层次，是“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对中国利益“走出去”最迫切、最实用的智力保障，也是学术界打造高端专业智库的当务之急。

国别区域智库建设中的问题

纵观国内学术界对于海外利益风险和维护的研究现状，虽然已经在概念、重要性、安全风险、保护机制等做了大量整体研究，但是在具体的国别区域智库建设方面仍然稍显薄弱，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国内关注海外利益的国际问题研究专家人数太少：个别研究机构如上海外国语大学海外利益研究中心虽然组织了一批学者投入海外利益问题研究，但近些年来成果并不多，而且持续跟进较少，因此在全国尚未形成规模效应。此外，国内学者目前的研究对象过于集中在西亚、非洲地区，其它区域和国别研究机构对海外利益的关注仍然不够，还难以做到由点及面，乃至形成覆盖全球的系统性智库网络。

二、由于学术界的研究现状重视抽象化、空洞化的政策建议：这些对策研究大多喜欢从全球宏观战略的角度献计献策，缺乏脚踏实地对于一国一地进行长时间的跟踪和关注。殊不知，真正有深度的全球战略性对策研究，正是建立在大量个案分析和量化研究积累的基础之上的。如果缺乏大量不同国别区域的专业智库，或者即使建立起系统性的智库，而这些智库不愿意深耕于各自研究区域的海外利益问题，只是流于形式、浅尝辄止的抽象总结，那么这些研究成果往往不被在海外从事国家利益维护的一线工作者所认同。

三、国别区域问题研究不能脱离田野调查和调查实践，海外利益问题研究同样需要实实在在的对象国历史、政治、经济和文化知识积累：由于我们严重缺乏非通用语或小语种人才储备，语言和文化隔阂使我们难以对所研究的国家或地区有一个全面深入的认识。根据过往的国际学术交流经验，笔者发现国外的区域学术研究机构往往高度重视语言学习和专业研究的融合，而国内学术机构则不太重视语言人才的培养，这就造成外语习得者不搞学术、学术研究者不懂语言的尴尬。事实上，我国“海外利益攸关区”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使用非通用语，而我国学术界缺乏非通用语专家的现状，给有深度的海外利益研究带来极大的困难。除了语言之外，国别区域研究还需要培养在当地生活过较长时间的学者，了解当地的具体情况，并在当地政府机关、学术机构以及民间都有过交集有自己的朋友，唯有打造“接地气”的专家才能真正为海外利益保护献计献策。

国别区域与海外利益风险研究问题的对策

一、从长远规划考虑，着力打造一批具有专业水平和国际视野的国别区域专家队伍，建设一批高水平的国别区域智库机构。我国目前已经分别针对美国、拉丁美洲、非洲、阿拉伯地区、东南亚、东北亚、东欧、西欧、中亚等地区建立大量研究机构，继续在这些研究机构的基础上培养关注我国海外利益问题的专门人才，把这些研究机构打造成服务国家战略的新型高端智库。各智库立足于自己所擅长的国别区域，在培育扎实深厚的学术基础上，结合中国在对象国海外利益的实际情况，进行长期跟踪调查。需要注意的一点是，智库有必要完善研究结构，结合“地缘政治利益”、“海外公民保护机制”、“对外投资风险”、“投资贸易壁垒”、“能源安全”、“军事安全”、“非传统安全”、“文化软实力”等多领域多角度，对一国一地的海外利益问题进行透彻的研究。

二、在海外利益问题研究过程中，注重理论结合实际。首先，强调实地调研和田野经验对学术研究的指导。各个智库可以增加对象国的团队短期调研，或者派遣学者在对象国长期访学生活，掌握最新的一手资料，从而避免闭门造车的弊端；其次，增加与对象国的我国海外利益相关机构的互动交流。经过多年的“走出去”战略推行，我国许多组织和机构在海外利益拓展和维护的工作中已经积累大量实际经验和教训，学术界加强与一线工作者的交流学习是提升研究价值的重要途径。以我国境外投资为例，截止2014年底我国境外投资企业近2.5万家，投资总额超过3万亿美元，巨量投资总数难免出现投资失败、利益损失的案例。学术界可以考虑与企业界联合建立海外投资风险提示数据库，对于已有的失败案例进行透彻的评估分析。

海外投资的成败取决于政治、经济、文化和自然环境等多重因素的影响，通过量化数据的形式可以展现该区域我国海外利益流失的真实原因，为后续我国海外利益在该地的发展和保护提供一手资料。再以海外公民侨民生命安全保护为例，学术界必须脱离冰冷简单的伤亡统计报道，而是走访一线的受害者、驻外企业、华侨利益保护团体和使领馆工作人员，倾听他们的故事和经历，把学术研究与人文关怀相结合，才能提供真正有价值的对策建议。最后，智库机构需要与对象国的政府、党派团体以及对方的研究机构和智库加强交流，通过“引进来、走出去”的方式促进双方了解，从而促进双方共同利益、管控潜在摩擦风险。

三、重视学术界外语人才的储备工作，培养一批通外语、懂学术的青年人才。经过几十年改革开放，我国与世界各国经贸和人员往来不断发展，为了适应经济发展需要我们也培养了大批外语人才。但是，目前国内外语人才教育往往过于强调经济利益，忽视国家外交交流等政治利益，造成多而不精、窄而不全的问题。英、日、法等大语种供过于求，而一些非通用语无人问津，当国家“一带一路”战略提出后，立刻发现我们面临找不到精通当地语言研究者的窘境。当务之急，各个智库机构需要根据自身情况加强非通用语人才的培养工作。

例如，国内东南亚研究机构要鼓励青年学者习得泰语、他加禄语、马来语等当地主流语言，欧洲研究机构则需要适当补强较为薄弱的东欧国家语言人才培养。可喜的是，国内已有高校开始做这方面的工作，比如北京外国语大学就计划在“十三五”期间建设48种非通用语专业，加强库尔德语、普什图语、祖鲁语、格鲁吉亚语、泰米尔语、希伯来语等非通用语的人才储备，而且明确语言专业建设是为将来的科研和学术事业服务。这些小语种都是国际冲突频繁或者“一带一路”重点地区的语言，类似语种的复合型新学术人才培养是维护中国在这些地区海外利益的重要智库资源。

四、通过设立研究项目计划或者国别专家研究计划打造熟悉区域国别的专家。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设立的发展中国家研究博士项目就是目前比较好的尝试，项目到目前已经招收三届学生，共20人，每年的招生人数为6-10人左右。要学习的课程包括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政治学。被录取人员除了掌握英语之外，还要掌握所在国的语言，该项目的培养时间为5年时间，具有本科学位的研究生第一年和第二年在清华大学进行课程学习，具有硕士学位的研究生第一年在清华大学进行课程学习。然后到发达国家和对象国进行学习和研究。其中发展中国家学习时间不少于两年，发达国家学习时间不少于半年。在此期间需要充分了解所在国的具体环境，并在当地培养自己的人脉关系。因此，通过这一项目打造的研究学者将对研究当地国有较为深入和全面的认识，在“一带一路”持续推进的大背景下，这一培养人才的模式值得推广，也是为中国打造区域国别专家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