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6年5月13日，由凤凰国际智库与柯杰全球法律联盟主办的“‘一带一路’与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并购论坛”在上海举办，新希望集团副董事长，厚生投资创始合伙人王航出席本次活动。他认为，做海外并购的时候应该更多地考虑跨市场创利而不是套利。】
嘉宾：王航，新希望集团副董事长，厚生投资创始合伙人
现在欧洲很多著名的家族，都希望朋友圈里面有一个中国人；欧洲很多大的企业，都希望他们的股东里面有一个中国人，因为中国人已经是一个全球化的符号了，中国经济已经是一个全球化经济的代表。
今天,我有三个观点和大家做一个分享。第一个观点就是中国企业到海外投资发展，可能不只是因为有了一些积累，我们自己更应该格外重视的是自身的企业家精神和人力资源。10年前澳大利亚有英联邦运动会，他们有一个最大的银行邀请他们的客户到那里看体育比赛，他们为客人准备了很好的招待，请他们喝红酒，打高尔夫球，请他们骑马，我是陪我们集团的董事长一起参加这个活动。我们提出能不能安排我们看一看澳大利亚的养殖场，看看牲畜是怎么饲养的？澳大利亚地广人稀，看一个养殖场要跑很长时间，那个时候我们表现出来和其他国家客人不同的地方，这个体现了中国的企业家精神。今天在澳大利亚发起了中澳农业合作百年计划，投资了肉牛加工，最高端的奶牛牧场，还有澳大利亚悉尼地标性的50层的建筑。我们房地产公司的总裁是82年生的年轻人，他第一次出国就到了澳大利亚。他事前做了非常仔细的准备，他认真研究了悉尼所有的背景资料，去到那个地方很快发现了商机，和当地的合作伙伴合作，建一个50层的大楼。去年9月份项目开始，今年3月份开盘，已经快卖完了。中国企业家精神不仅在老板身上有，还有在新兴一带的职业经理人身上也有，所以我们的企业家精神，我们的人力资源是带动我们往外走的一个重要的推手，也是带动我们往外走的第一力量。我们不是简单地把钱转化为资产来完成海外并购。我们最重要的是利用企业家精神，利用宝贵的人力资源活化海外资产，提升海外资产的价值。我们看项目的时候注重这个项目能够做什么贡献，这就是企业家精神。我们这种企业家精神发展的环境更特别，更有挑战性，更需要去思考平衡更多的东西，也使得在这个环境里面成长的，或者是算是第一代，或者是第一代半的企业家有更强的学习能力和领悟能力。
第二个观点是我们今天做海外并购的时候，应该更多考虑跨市场创利，而不是套利。现在在北京有两个地方讨论投资比较密集，一个是金融街，一个是国贸。金融街的银行机构由于流动性过剩，只有找一些交易型的投资机会，来把他们的钱放出去。很多的投资家考虑的就是跨市场套利。而在国贸这边可能还有很多的和产业结合度更高更强的一些投资圈。在市场上，投资家实际上是一个很重要的市场经济的参与者，我们参与市场资源的配置，思考投资价值的提升。其实我们也是按照市场规律把这个资金做一个最好的配置，所以我想可能在我们这个圈子里面做投资的人，不管是企业还是专业投资圈，理念还是很重要的。我们讲的供求关系只是资本市场的供求关系，还是我们要关注产业市场的供求关系？可能我们对不同的供求关系的关心或者是追逐，会使我们投资的选择不一样。现在很多的投资，包括到海外并购，会被当成一种产品，基金化，回来通过做杠杆卖出去，这个是重要的。金融工程是漂亮的，但是我们作为一个产业资本做投资，如果不能改善和提升产业就说不上成功。
我们公司今天做海外投资会考虑几个方面，第一个能够跟得起，第二个能够用得上，第三个我们能够帮得了。第一个“跟得起”是指要考虑公司在财务安全的情况下能够做什么样的投资；第二个“用的上”是指这个投资和产业是否能够有相当地结合，能够帮助公司提升。第三个“帮的了”是指投资同时是否也能够帮助对象国发展。比如说前一段时间我们公司下属的股份公司收购了美国ABC这样的二线公司，这个公司是把全球的一些原料，如玉米进行推广。这个收购不会让财务报表产生压力，同时他能够用得上，能够提供一些帐期给我们，使得采购成本下降，能够更灵活的采购，使得规模采购有更强的效果。另外在同行当中发展竞争也使我们具备了优势和支撑的条件。还能够帮助这个公司。因为全球的公司都是期货和现货沟通，对我来讲是很大的现货买家，在期货上的放大又是一个支撑，也能够支撑这个业务的快速扩张。我们在澳大利亚收购了当地最大的肉类加工企业之一，该企业是出口到中国产品最多的澳大利亚企业。对于这个企业来讲，我要让他的市场更均衡更稳健。我们在芝加哥收购了当地的食品加工企业，在山东也收购了一个。芝加哥收购的企业，在包装技术、加工技术，又对中国企业的帮助和提升有参考意义，同时中国市场带来的需求又能够支撑美国企业获得在全世界上游原料采购的优势条件，所以这样的一个整合，实际对中国企业、澳大利亚企业和美国的企业都是一个好事情。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步，是因为我们有了一个全球投资、全球并购的眼光。对于产业资本来讲，通过跨市场造利、创利带来的成就感要远远大于套利。
分享的第三个感受，就是我们中国现在可能需要像日本的综合商社这样的商业组织。通过这么多年的快速发展，我们的产能出现了一定的过剩，甚至在农业部门都出现了过剩的现象。我们需要把产能转移，去创造新的、更大的市场。第二个方面，我们的消费者的消费需求在升级，连带着产业的升级，就需要我们进行供给侧的改革。我们需要在国外收购技术、品牌。这种需求不是一家企业的需求，可能是上万家、十万家企业的需求。这样的需求可能不只是大企业的需求，可能是很多中小企业的需求。在我们公司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和很多日本的综合商社有很深的交流。在日本企业的国际化过程中，日本的综合商社发挥很大的作用。他每一个商社代表了一个体系，带动了一个供应链，代表了众多完整的商业组织。商社通过对很多的中型企业的参与性投资、关系性投资获得企业的商业模式的深度理解，可以帮助企业做贸易。当然贸易的回报是很低的，所以商社还帮助企业做再投资，推动企业到海外利用业务专长做发展。如果企业没有渠道，商社就会提供帮助。在过程里面，我的投资就变成商社的主要回报的来源。这样的商社在中国有很大的价值。我们公司有可能存在这样的价值，从一个小企业到一个工厂，到全国性的企业，到500强的跨国企业，到一个跨国多元化经营的企业，有很多的体会和感受。我们有品牌，并且培养了很多的人力资源。在这个过程里面有很多市场的投资回报诱惑我们。
为此，我们做了很多的准备，总结起来共有四个方面的努力：
第一、我们的国际合作要学习大企业治理结构风险管控这方面的技术。以此来保持自己的评级，获得在市场波动竞争里面的地位。有了地位就有了国际上的影响力，这些合作对于我们品牌的延伸价值是巨大的。
第二、国际的采购能力很重要。我们是全球最大的玉米采购商，我们的进口意味着对全球玉米价格产生影响。在采购过程里面，我们在各个地方建立信息的采购点，同时培养自身的贸易能力，渠道的管控能力，为未来我们的关系型合作伙伴提供服务奠定了基础。
第三、国际扩展业务要提高效率。我们全世界50个工场每个工场只有5个中国人。未来还要继续本地化，50个工厂应该派300人足够了，但是我们今天派出了800人。但是这为我们继续扩张储备了人才。我们还要国际拓展，这些人力资源，包括我们公司的和我们的合作伙伴的，都能够从不同的角度支撑我们的业务发展。
第四、国际并购和国际投资。我们在发展中国家找市场，我们在发达国家去找品牌、技术，到资源性国家找资源。同时做另外一个准备，就是联系合作伙伴。这有两个联系方法，一个是我投资合作伙伴，一个是我让合作伙伴参与到我的基金中来，我们建立相应的组织。我们投资很多行业里面的优秀的中型企业，我们也让中国一些优秀的上市公司，或者优秀的大型企业投资我们，增强我们的投资能力。同时两端就是我们的合作伙伴，变成潜在的商社的模型，帮助我们的投资企业到海外做再投资。
我在一家基金管理公司也有一个身份。我们的投资有三个产业方向：中国食品供应链、中国农业科技、医疗健康。我们专注在这三个领域是因为今天中国讲消费升级，在这三个方面中国需要提升，需要补课的太多。通过投资海外，把海外的优质食材、调味、食品加工带到中国，这个机会和努力的空间还大得很。中国的持续发展的潜在红利还在，过去我们说中国是最大的市场，这是我们最大的优势。但是后来发现中国的核心竞争力是做全世界配套，中国是工业配套、产业配套最强的国家。到了今天我们发现中国有第三个优势——研发能力。现在研发任何一个产品，在研发中心5公里半径内，能把需要的工程师都可以找齐的话在海外需要2年、3年，但在中国这边只需要半年、一年。这个也会变成下阶段的竞争力，会变成快速成长的支撑。中国的机会条件很多，我们需要做和能做的事情还有很多。从产业资本出发走到今天，我们想更多的不是有钱才走到今天，是靠人的力量走到今天。所以，今天人的力量是第一位的。我们更多是创利，而不是简单的套利。除了服务于我们自身，还服务于我们的合作伙伴。通过服务合作伙伴，我们自身得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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