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十年一翻转
中美关系难逃这个宿命吗

然而，整整10年后的今天人们却看到：南海示强、亚投行较量、揪住网络安全说事……半年来中美争议不断。美国方面再度掀起一轮关于对华政策的辩论。例如，沈大伟的“崩溃论”，一向乐观的兰普顿的“临界点”警告，无不引发巨大反响。

中美关系怎么了？接下来的几年走势如何？如果说，中美关系每10年一翻转，那么最近这个十年，刚刚过了一半。

1995－96年李登辉访美及台海导弹危机，促发了冷战后美国国内对于中美关系的第一次认真严肃的讨论。在此之前，由于受到1989年政治风波以及苏联解体的影响，中美关系陷入到连年不断的最惠国待遇回合、人权斗争当中。

因此，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与美国总统克林顿实现了历史性的互访。1997年10月29日，两国元首在华盛顿发表《中美联合声明》提出：“共同致力于建立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这种伙伴关系的基本特征是：发展友好，不搞对抗。

克林顿政府与中国达成的这个“建设性战略伙伴”定位显然缺乏国内政治的共识。中美关系在1999年接连遭遇到李文和事件、科索沃战争以及炸馆事件的冲击。2000年8月，小布什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获得总统候选人提名时，公开宣称中国是“美国在亚洲的关键挑战”，“中国是美国的战略竞争者，而不是战略伙伴。”在其执政之初，中美关系又遭遇南海撞机事件，小布什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在回答“如果台湾遭到攻击，美国是否有责任保卫台湾”时，说出了“尽其所能帮助台湾自卫”的言论。

2001年美国国防部发表的《四年防务评估》提出将美国安全战略重心从欧洲转向了亚太，报告特别提到“东亚滨海区”的概念：“在亚洲保持稳定的平衡是一项复杂的任务。这一地区存在着出现一个有丰富资源的军事对手的可能性。”学者在解读这份报告时直截了当地指出，这就是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战略”。

当地时间9月22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美国西雅图，开始访美。当天晚间，习近平出席当地政府和美国友好团体联合举办的欢迎晚宴，并于老朋友基辛格会面。

2001年9月11日，本·拉登“基地”组织撞向美国纽约世贸中心以及五角大楼的飞机改变了美国的战略走向，反恐成为小布什政府的战略重心。10月18日，布什如约出席了在上海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峰会，这是“9·11”事件以及反恐战争的大幕拉开后，美国总统的第一次出访，这显示了对多边国际合作的重视，以及改善中美关系的决心。

2002年2月，布什再次访问中国，抵达北京的日期选在2月21日，这个日子恰逢尼克松访华30周年，在游览八达岭长城时，布什在当年尼克松止步的地方象征性地再向前迈进了一步，意在表示继续推动中美关系进步。

在反恐战争的大背景下，中美在反恐反扩散领域展开了一系列的合作。特别是在朝鲜半岛核问题上，布什政府对中国的合作寄予了很大的期望，而中国也积极倡导了朝核六方会谈机制。在经贸领域，随着中国在2001年12月11日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中美双边的贸易和投资也出现了爆炸性的增长，中国迅速成为“世界工厂”，中美的双边经贸相依依赖也大大加深。在此期间，中美在台湾问题上也取得了相对的共识。

2005年，美国媒体掀起了一阵“中国热”。美国战略思想界再度掀起了一场新的对华政策辩论，美国各大思想库纷纷召开以中国为主题的讨论会、辩论会。《大西洋月刊》6月号推出了关于中国的系列文章，封面是一位眼光怒射的中国海军士兵的形象，主打文章是《我们应如何与中国作战：另一场冷战》。《外交事务》9-10月号发表了中国学者郑必坚撰写的《中国向大国地位的“和平崛起”》，以及王缉思教授的《中国寻求中美关系的稳定》。这一年，中国官方也正式推出了“和平崛起”（后来修正为“和平发展”）以及“和谐世界”的理念，意在回应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的反应。

一派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的军备实力在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不断上升，因此在战略上对美国构成了威胁，美国不得不进行防范乃至遏制，谓之“屠龙派”；另一派认为中国的发展不断地融入世界秩序，中美在战略上有很多共同利益，因此美国应该加强与中国的接触与互动，谓之“拥抱熊猫派”；第三派的观点居中，认为中国的崛起既是机遇也是挑战，美国应该“两面下注”，谓之“骑墙派”。

2005年9月，美国常务副国务卿罗伯特·佐利克提出要“鼓励中国成为国际体系中一名负责的利益攸关方（Responsible Stakeholder）”。佐利克认为,在过去的30年，美国两党历届总统都致力于把接触中国，把中国拉入现存的国际秩序。这项政策已经取得了成效，中国已经融入国际社会，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员享受着全球化带来的好处。现在，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美国新的对华政策应该促使中国负担起维护国际体系稳定和繁荣的责任。这一概念立即在中美战略思想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2006年4月，胡锦涛主席对美国进行了正式访问。布什在白宫南草坪欢迎胡锦涛主席的讲话中指出：“作为国际体系的利益攸关方，我们两个国家共享众多的战略利益。”布什在“利益攸关方”的英文单词后面加了一个“s”，这个复数的概念表明它并不是专门用来要求中国的，美国与中国一样，都是“国际体系中的利益相关者”，都应该为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发挥作用、承担责任。在随后举行的午宴上，胡主席回应道：“中美两国不仅要成为利益攸关方，而且要成为建设性的合作者。”

奥巴马总统是在两场大危机的背景下开始执政的，一场是伊拉克战争危机，美军在迅速推翻了萨达姆政权后陷入了漫长了骚乱战争，付出了数千士兵阵亡的代价，不仅找不到出口，反而迷惘为什么要打这场战争；另一场是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在享受了长达10年的金融狂欢之后，终于被一个叫“次级房贷”的金融游戏戳破了泡沫。2009年2月，新任国务卿的希拉里踏上了上任后的第一次亚洲之旅，她在出访前引用中国成语表示中美应当“同舟共济”。4月，胡锦涛和奥巴马在伦敦举行的二十国集团（G20）峰会上实现了首次会面，胡锦涛主席以“携手合作同舟共济”为题发表大会讲话，这一标题暗示了对美方的回应。

在“同舟共济”的口号下，中美将战略经济对话（SED）升级为战略与经济对话（S&ED），双边对话的层级和机制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在G20、APCE等多边场合，中美在携手共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国际金融危机等问题上达成了一系列谅解。

在这种气氛的影响下，学界产生了很多的联想，哈佛经济学家尼尔·弗格森创造了一个“中美国”（Chimerica）的新单词、弗雷德·伯格斯坦、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则提出了“两国集团”（G2）的构想，不仅强调了美中之间经济政策具有很强的互补性，甚至提出了中美共治世界的说法。

对此，温家宝总理在赴布拉格参加中欧峰会时公开回应：“我们不赞成中美共治”。

危机与合作将2009年的中美关系打造成了一个充满期待的“蜜月期”，然后在表面的热络之下，双边关系的另一面在酝酿发酵。菲律宾、越南等国与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争端趋于激化，美国着手布局“重返亚洲”的战略，还发生了两国军舰在南海对峙的“无暇号”事件。

美国开始感受到中国的经济成功在战略尤其是军事方面的影响，因此常务副国务卿斯坦伯格发表了题为《中国到来：通往全球强国的长征》的演讲，提出了“战略再保证”(Strategic Reassurance)的概念，表示欢迎中国成为繁荣和成功的强国，而中国保证自身的崛起不会以牺牲美国和其它国家的安全和福利为代价。这个概念表达了以斯坦伯格为代表的对华乐观派的想法，意在以承认中国的崛起大国地位交换中国对当前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遵守。

所谓“希望越大，失望也就越大”，2009年是中美“失去机遇的一年”。奥巴马在这一年11月对中国的访问被认为是一场失败的“磕头外交”。

修昔底德雕塑像。

《中国日报》关于哥本哈根大会的图片报道中奥巴马低头摊开双手、温家宝正坐俯视的照片坐实了奥巴马“对华软弱”的攻击。

在接下来两年里，除了对台军售、达赖、人民币汇率等传统问题之外，还有接踵而来的谷歌事件、天安号事件、钓鱼岛撞船事件、延坪岛事件的冲击，双边在安全战略方面的互信受到严重损坏，在东海、南海问题上的双方博弈也愈演愈烈，中美“战略互疑”成为一个越来越真实的问题。

2012年2月13日，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展开了对美国正式访问。在访问期间，习近平提出了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想，这是一个“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新型关系：“中国不是苏联”、“中美不应走向冷战”，中美要建立一种“在竞争与合作中实现最佳平衡”的大国关系。其内涵被概括为三句话：一、不冲突、不对抗，要客观理性看待彼此战略意图，坚持做伙伴、不做对手，通过对话合作、而非对抗冲突的方式，妥善处理矛盾和分歧；二、相互尊重，要尊重各自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求同存异、包容互鉴、共同进步。三、合作共赢，要摒弃零和思维，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兼顾对方利益，在寻求自身发展时促进共同发展，不断深化利益交融格局。

“新型大国关系”被理论界解读为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如何避免走向战争和冲突的“修昔底德陷阱”问题，提出这个概念的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教授最新发表的研究报告指出：在过去500年的16起大国崛起案例中，12例都陷入了血腥的战争。要躲避战争，必须要有巨大的、痛苦的姿态调整以及挑战者与被挑战者个各方行为的调整。在这样一个大命题的笼罩下，中美关系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会自觉不自觉地上升到这样一个理论高度加以讨论。这恐怕是当下关于中美关系又一轮大辩论的心理背景。实际上，今天的中美关系能否绕过这个“陷阱”恐怕不是理论能够回答的问题，需要的双边的更加理性与审慎的实践与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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