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玉军:

东亚安全——中美日俄角色的历史性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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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作者:冯玉军 凤凰国际智库学术委员

近来,韩国引进部署美国“萨德”反导系统的决定使本不平静的东亚安全局势再起波澜。绝大多数人认为,东亚安全形势在恶化,热点在升温。如何破解当下的东亚安全困境,是一道短期难有答案的难题。也许从大历史的角度来审视一下东亚安全,从历史的经验教训里得出一些有益的启示,会让我们多少厘清一些纷乱的现实,避免重犯昔日的错误。

1600年以来,东亚国际关系体系经历过数轮重大转变:最初,是以中国为核心的“朝贡体系”,而随着西方殖民者的到来,东亚安全体系又演变为西方主导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体系。在此过程中,日本在经历明治维新之后异军突起,国力迅速增强、野心极度膨胀,企图建立以其为核心的“大东亚共融圈”,从而引发了延续50年的中日战争和戕害诸多亚太国家的太平洋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东亚很快就陷入了冷战背景下的两极对立格局,但是随着中苏关系恶化,这一格局很快就变得相对松散了。冷战结束以后,东亚经历了一段多级并存、而且酝酿开启东亚一体化进程的时期,但这一进程很快就被美国所打断。目前,东亚出现了重新两极化的苗头,美日韩同盟体系的强化和中俄两国的日益走近。

在这数百年的格局转换中,中美日俄四国扮演了不同的历史角色。对此进行总结和回顾,对我们理解各方今天的行为,也是有着相当助益的。

历史上,中国作为东亚朝贡体系的核心,并没有以大规模的军事力量和军事行动来维系当代人所理解的所谓“霸权”,而是以文明的力量来影响周边国家,“来者不拒,去者不追”。同时,中国也没有在历史上对周边国家的内政进行过深度干涉。但是鸦片战争以后,不仅东亚的朝贡体系分崩离析,中国自身也沦为半殖民地,成为列强蚕食鲸吞的对象。近年来,中国的综合国力取得了迅速增长,不仅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也不断增强。不可否认,随着国力的增长,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也在上升。而很多国家从自己的历史经验出发来看待中国,认为中国“国强必霸”,正在采取“两面下注”的手法来应对中国的崛起。

可以说,中国毫无疑问已成为东亚安全体系最大的自变量,中国的未来走向和战略选择将从根本上影响周边的环境,同时也将影响自身的发展和安全。换言之,中国未来的发展前景既取决于周边环境的变化,更取决于自身的战略选择。

东亚安全的第二个重要变量是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随着国力的迅速增长,日本从经济上和文化上的一度“脱亚入欧”转向试图在政治和军事上主导甚至独霸东亚。在从19世纪末到二战结束的半个世纪的里边,日本通过甲午战争打败了中国,割占了台湾、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将朝鲜半岛纳入了自己的殖民地;之后又在日俄战争中,打败了俄国,在东北亚取得了更大的优势,在中国东北也获得了更大的利益;既而,日本的野心进一步膨胀,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偷袭珍珠港,把战火烧遍了东亚大陆和太平洋。

当然,在经历了二战后的和平改造之后,难以想象今天的日本会重新走上军国主义的道路。但不能忽视的是,日本具有历史意义的战略焦虑感及其引发的一系列行动,极可能成为东亚安全体系中一个不确定性的因素。

第三个重要的行为体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纵览近代以来美国的东亚战略,其核心是门户开放和防止出现东亚霸权国家。在这种战略的指导下,美国的政策选择更多是作为“离岸平衡手”来保持东亚的力量平衡、保持美国作为东亚最终裁判者的地位。如美国企业研究所亚洲研究部主任卜大年所说,“华盛顿二战后的亚洲战略和政策一直是两党共同努力的结果。自二战结束以来,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已经在处理亚洲问题的一些重要原则上达成了一致。第一个目标是防止一个敌对霸主控制亚洲。第二个目标是保持对该地区最大程度的政治、军事和经济介入。第三个目标是建立和形成一种开放的政治和经济秩序。”

但是自21世纪开始,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以及以中日韩为核心的东亚一体化进程的启动,美国日益担心被排除在东亚事务之外,因而加速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并通过挑动中日矛盾、南海争端等一系列行动来阻碍、破坏东亚一体化进程。

今天,很多人认为美国正在衰落,其在东亚的影响力也在下降。但如果我们抛却主观臆断,就可以发现美国在金融危机之后正在凭借着新能源、新工业和新军事革命,实现综合国力的整体提升。而且正如奥巴马所说的那样,美国正以硬实力、软实力和巧实力重塑自己在东亚的全面影响。在美国在东亚拥有巨大利益和广泛影响的情况下,试图将美国排除在外而搞亚洲版的“门罗主义”是不现实的。但是对于美国来讲,怎么样发挥建设性的作用、真正扮演世界领袖和地区领袖的角色,以促进东亚的和平安全和发展,与中国形成良性互动的建设性伙伴关系,而不是借助“可控混乱”来挑动地区纷争以维护在东亚的霸权,是必须承担的义务。

近代以来,俄罗斯在东亚的存在和影响经历过几轮波浪式的起伏。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之后,俄罗斯在外长戈尔恰科夫“韬光养晦”思想的指导下掉头东进,借助中国陷入太平天国起义内乱之机,迫使中国签署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从中国割占了上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真可谓“失之东隅,得之桑榆”。之后,俄罗斯和日本在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展开了日益激烈的角逐,并在日俄战争中被日本击败。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俄罗斯借助李鸿章以夷制夷的想法诱使中国签署了《中俄密约》,通过修筑中东铁路等一系列措施迅速增强了在中国东北的存在并在华攫取了大量利益。此后,在日本在东亚的势力直线上升的背景下,俄罗斯东亚战略的核心目标就是引导强势的日本“南下”而非“北上”,最终在1941年成功和日本签署《苏日中立条约》,把日本的扩张能量引向中国、东南亚和太平洋。二战结束之后,尽管苏联没有在打击日本军国主义的过程中发挥关键性的作用,但是却利用雅尔塔协定和出兵中国东北,在东亚、在中国取得了巨大利益,特别是让外蒙古实现了法理上的独立,进而在东亚形成了和美国对立的冷战两极格局。可以看到,尽管历史上俄罗斯在东亚缺乏足够的实力和连贯的战略,但却非常善于调动各方矛盾,以此获得最大利益。

当前,俄罗斯开始了新一轮的“向东转”进程,中俄之间的安全合作也在进一步深化,但是俄罗斯究竟会对解决地区安全问题发挥怎样的作用,还需要拭目以待。

通过以上回顾,我们可以较清晰地了解各大国在东亚安全中扮演的历史性角色,也可以总结出东亚安全的几个非常重要的特点。

首先,近代以来东亚从来没有形成过一国独大的地区安全体系,谁想独霸东亚,就会引发大规模的冲突和战争。

其次,近代以来东亚从来没有形成过整齐划一的地区安全体系,没有任何一种机制能够单独解决复杂的地区安全问题。

第三,近代以来东亚地区安全的稳定性既取决于中、日这样的地区大国之间的关系,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俄这样的国家对东亚事务的卷入程度和政策取向。

在安全议题日益复杂、安全结构日趋多元、安全机制基本缺失的今天,维护中国的安全、维护地区的稳定并非易事。对于中国而言,处理好周边国家的关系,同处理好域外大国、包括美国的关系同样重要。当然,这里需要清晰、明确的战略设计和高超的外交艺术。但是有一点可以明确,那就是在东亚安全体系中,形成彼此对立的两极结构是不符合中国利益的。

对于中国外交而言,重要的不是很多国人讨论的所谓“软和硬”、“鹰或鸽”的问题,而是如何发挥外交智慧的问题。晚清时代“以夷制夷”的老套路,早已不再适合今天中国的战略需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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