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立诚：中日关系好坏主导在中国不在日本

凤凰博报：日本以往所谓的道歉，仅仅是对于以前的侵略行为进行反省，对于给我们带来的伤害进行反省，没有明确的道歉说对不起，所以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中国人不能接受的地方。

荣剑： 我觉得日本可以做到更大更诚恳的道歉，更大的范围的反省，诚恳的表达他们对战争的反省，对中国所造成的伤害的悔罪。日本天皇在70年代，已经决定明确承诺不参拜靖国神社，就是鉴于中国人民的情绪。我们细细的考虑日本的这种宗教文化，特别靖国神社，这种神社的文化跟政治并不密切。在日本的观念里头，就是说你只要死了以后，亡灵都是平等，并不会因为你是以前有罪不能进神社里。但是我们其他国家人在看这个问题的时候，不是站在日本人的宗教观上来看待的。我跟日本人也说，应该顾及考虑其他国家的感受。天皇实际上作出了一个正确的决断，他不参拜靖国神社。而日本人大多数公民认为参拜靖国神社是应该的，我们是去参拜死去的先人没有其他意思。从日本天皇的态度来讲，他是可以做到这一点。我是不认可日本的这些做法，我也明确表达对他们这种批评，在这个方面，日本还可以做得更好一些，这不会损害日本的国家利益和国民自尊心。他态度更磊落，像德国做到这种程度，相反会获得很多中国人的尊重，跟其他亚洲国家更大的尊重。现在变成了一个非常难打开的结，一个是靖国神社，一个历史问题，一个钓鱼岛的问题，原来这些问题都是存在的，但现在这个结越系越深没法打开。他觉得表达道歉这两个字，涉及到政治信用问题，或者下届能否执政的时候，这个问题越来越复杂了。

马立诚： 任何一个民族在思考自己过去痛苦历程的时候，都很难过的。比如我们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以及是否应该建立文革博物馆的问题，因为是不好的事情，所以很痛苦，对于日本来说它同样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日本政府对战争历史问题的是有承担、有交代、有反思的。这还不是我个人意见，温家宝总理2007年访问日本的时候，指出日本政府领导人，对战争责任的承担、反省多次进行，中国人民对此给予正面的平价，这应该说是代表中国的。所以对于战后，特别是中日两国恢复邦交以后，日本政府领导人对战争的反思，中国政府是给予了很正面平价的。现在，两国的结越结越深，我认为是东亚民族主义上升的结果，把原来的问题加重了。钓鱼岛问题、靖国神社问题、历史认识问题，在邓小平时期都存在的，邓小平他们站的比较高，是从全球的角度，从中国未来发展的角度来看待中日两国关系，不被历史问题绊住脚。在80年代时候，当时他们也参拜过靖国神社，后来胡耀邦还给日本写了封信，劝他以后不要参拜了。

第一，不要在自己的家门口树立一个强敌，这是任何聪明人不会采取的政策。第二，未来中国发展崛起的过程当中，应该尽量减少摩擦，减少战争的发生。第三，我觉得中国如果能够更宽容大度一些，是能够把日本拉到自己这边来的。现在世界上，有一个老大有一个老二有一个老三，美国老大，我们中国老二，日本老三，跳开现在现实结构，如果老二和老三合起来的话，老大也不妙的。如果老大和老二合起来的话，老三就不好办了，如果老大和老三合起来，老二也不好办了，这是最大一个最大棋局，我们中国考虑问题的时候，首先要从这个最大的棋局出发同时来。

中国如果采取政策对，存在着能够把日本拉回到自己身边，或者说能够使中日两国建立起比较和谐关系的可能。我觉得现在中日两国关系主导面在中国，不在日本。中日两国关系好坏，很大的面要看中国。想把它做好，就有可能做好，想把它做坏就有可能做坏。80年代和现在中日关系为何有这么大的反差，这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为什么说中国是中日两国关系的主导面，我们谁都很明白，现在中国国际地位、中国体量、中国经济规模、中国的前景，日本明显是老龄化了、少子化了，社会发展到这个阶段以后相对停滞了。所以日本它比较缺乏活力缺乏，中国现在还在往上走，块头又这么大。

荣剑：中日关系不好责任在安倍是种误判

马立诚： 日本外相岸田文雄在回答国会议员质询的时候，国会议员问中日达成的四点共识有什么国际法依据。岸田文雄说，不是根据国际法制定的，而是根据中日两国实际情况制定的，没有国际法的依据。中国媒体整个报道，那天我吓一跳，怎么两国刚刚达成四点共识，岸田文雄否定性的话就出来了？原来下边还有一句话，“虽然没有国际法的依据，但是中日两国必须遵守。”为什么后一句话中国媒体不做报道，有点妖魔化日本，使得中日关系在紧张的情况下再紧张。实际上是两国媒体人没有充分意识到自己身上的责任，就是拿起话乱说的。安倍也讲过好多次，中国的发展对于日本是好事。2014年日本首相说，中国的发展对日本是好事，日本和中国应该搞好关系，这样一些话中国媒体是不报道，这样就使得中国的民众，对日本的情况认识产生了一些误解和偏差，当然安倍做得不对，或日本政府做得有问题，我们当然应该指出来，但由于媒体互相较劲和媒体的片面性报道，使得我们互相对于彼此的了解方面产生了一些偏差。

荣剑： 我相信日本的外交政策，对中国的外交政策实际上是日本最大的方面。中国没有外交问题只有内政问题，日本只有外交问题没有内政问题。日本跟中国的外交是最富有挑战性领域，他跟欧洲关系也好，跟美国关系没得说。讲到亚洲国家对日本的评价，德国前总理斯密特说，日本在亚洲没有朋友，中国在亚洲也没有朋友。我把斯密特的话引到了我的文章里，日本外务省一些朋友看了以后，他表示异议，说不是这样的。他说他们现在通过一些民意调查，调查日本在亚洲各个国家的评价，这几年日本获得的评价不是第一就是第二。但他承认在十几年二十年前，日本在亚洲国家的评价不好，甚至中国比他们还好一些。日本人对于中国这种关系，作为他外交最大一个挑战也好，最大的一个领域，他所做的工作来讲，是非常大的。我想法来讲他是不可能是想把中日关系往死胡同上走。 我想他是想跟中国是友好的，中日之间这种友好关系，不仅是有利于日本，也有利于中国，当然也有利于亚洲和平。

马立诚： 实际上安倍对中国是两种态度，一个就是他希望跟中国发展友好关系，而且他多次表达，我们中国媒体不够重视、或不报。另外一面他也有防备中国的一面，为什么会有这么面呢。

荣剑： 主持人提出的问题反映了很多人的认知，包括我们官方认识安倍在台上中日关系结打不开，把中日所导致的问题都归咎于安倍首相一个人身上，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判。

马立诚： 这是很严重的误判。不仅是安倍，在安倍以前的野田佳彦也不行，民主党上台也不行，怎么样都不行，这种趋向正在发生。中国对日本的批判、愤怒、仇恨的火焰与民族主义交织在一起，对日本的压力已经构成，安倍下来中日关系就一定可以搞得好吗？未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