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风险和机遇恰似一对孪生子，总是相生相伴。
纵使“一带一路”倡议成为一股大浪潮，席卷着潜在的许多国家，创造出诸多优良契机、在国际上赢得一片大好呼声，但在浪潮面前，我们依然需要冷静地思考这其中并行的症结与风险。
伴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推进，中国、美国、欧洲的实业在变化中发展，更在发展中变化。在11月3日的凤凰网“与世界对话”国际论坛上，信中利资本集团创始人兼董事长汪潮涌对中美之间的贸易经济关系进行了评估，并对未来经济合作发展充满信心。面对“一带一路”倡议这个全球共同受益的伟大畅想，汪潮涌表示除了强调经济合作外，还应调动私人资本，即民间资本的参与积极性。除此之外，中国还应注重软实力方面的合作，让中国文化尽早“走出去”。
以下是汪潮涌先生主旨演讲及圆桌讨论环节内容精编：
信中利资本集团创始人兼董事长汪潮涌先生
中国企业崛起让外企失去“优越感”
首先，我想根据夏尊恩的先生主旨发言，就中美关系谈三点自己的粗浅见解。
第一，根据美国商会做的调查，有82%的美国企业认为它们在中国不像以前那么受欢迎了，因而存在心理落差。早期在改革开放时期进入中国的美国公司，其受欢迎程度或者是“优越感”，都大为改观，我觉得这是很自然的。这不光是政策环境原因，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中国文化自信等各方面也在提升。
第二点夏先生谈到西方的一些劳工阶层，二十年来欧美工人的工资几乎没有增长，可是中国的工资报酬却大幅度增长，因此抱怨中国夺走了他们加薪的机会。
第三点夏先生认为中国的产业政策通常会产生一种过剩产能的效果，例如钢铁领域。在很多的领域，可能政府一扶持、一鼓励，比如说太阳能，电动汽车或者是其它的领域，马上就会导致产能过剩，进而形成一种倾销，对全球的制造业的产能产生巨大的压力。钢铁中国过剩25%，比美国和日本加在一起还多。
我认为他所讲的三个例子，均有道理，但借此我也表达一些自身看法。
针对第一点，在华运营的美国公司认为在中国没有以前那么受欢迎了。因为中国当地企业的崛起，很多的进口产品完全可以在国内制造来进行替代。
第二点是关于人力资源工资的提高，我认为人工成本增长要分开来看。欧美20年来，人工成本大幅增长其实是在是在创新领域，产业工人不能完全说明问题。硅谷的工资增长就比中国涨得要多，再看看美国和欧洲的创意产业，就能发现，工资的上涨幅度还是比较大的。
第三个关于产能过剩的问题。我觉得这只限于一些特定的产业，如基本材料、钢铁厂。但是如果涉及到高科技产品，如大飞机、芯片甚至是苹果手机等，中国进口的数量非常大的，价值也非常高。所以我们可以借此评估一下中美之间的经济关系，我并不觉得会有什么大的问题。
“一带一路”是基于全球经济复兴的共同体
“一带一路”是中国的倡议，但更重要的是基于全球经济复兴的共同体。
整个“一带一路”倡议过程中，欧美的大企业将会和中国企业一样，为“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作出贡献，同时成为其中的受益者。例如，中国的基建企业在中亚建了机场，在非洲建了港口、建了公路，而天上的飞机可能是美国的波音或者欧洲的空客，路上的汽车可能是美国的通用或日本的丰田。
由此， “一带一路”倡议，是全球共同受益的伟大畅想。这是我们中国、中国领导层这些年来为世界经济作出的最大的一个贡献。
当然关于“一带一路”，我们要特别强调，除了经济的合作以外，更多的还要强调其它“软实力”的合作，比如说文化合作，文化“走出去”。沿着“一带一路” ，我们可以挖掘丝绸之路上的文明、历史、艺术、音乐和思想层面的因素，让“一带一路”成为更大的一个人文交流、文化交流、思想交流的一个平台。
“一带一路”的成功与否与中国经济密切相关
圆桌论坛环节，汪潮涌先生回答了“一带一路”与中国实体经济关系的问题。他认为“一带一路”的成功与否与中国的国内实体经济是否能够强大、可持续是密切相关的。
十九大报告里面提到市场经济是新时代、整个国家经济的核心。在新时代要赋予实体经济以新的内涵，新的定义。实体经济不等于钢筋水泥，不仅仅是制造业，不仅仅是基础设施。
实体经济的新内涵包括四方面内容，即高质量，高效率，高度创新和高度国际化。如果中国的实体经济能做到这四个“高”，那么未来对于“一带一路”伟大畅想的支持力度就会大大的提升。
“一带一路”对于全球来讲是一个非常大胆的设想，但要实现它必须要吸引私人资本，即民间资本的参与。政府可以做前期铺路设桥等基础设施的建设，最后还要靠中国千千万万的民营企业、民营资本，来共同打造一个全球经济增长的新的共同体。
“一带一路”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政治上的，军事上的，和宗教上的。所以在未来，“一带一路”还充满着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