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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6月1日，被中国基金业业内视为“转型契约书”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修订版)》正式实施，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私募基金从此进军公募领域，“群雄逐鹿”的市场格局将逐渐形成，中国财富管理行业也因此进入一个全新的“战国时代”。
在财富管理行业扎根中国的曲折发展历程中，基金无疑扮演了先行者的角色，对于普及、提高人们的理财意识起到了良好的启蒙及催化剂作用。纵观中国基金业成立十六年来，基金获得了长足发展并成为中国资本市场最重要的机构投资者，同时也带来了理财观念的革命。
基金公司也在积极迈开国际化资产配置及国际化业务拓展的脚步。2016年A股波动频繁，股基业绩平平，而面向海外的QDII基金成“最赚钱”、“最受欢迎”的基金品种。银河证券基金研究中心数据显示，2016年QDII基金平均收益率为6.54%，远高于其他各类基金。华夏基金等较早布局海外的基金公司，在这一年海外“淘金”收获颇丰，旗下多只QDII基金为持有人赚取了可观的回报。沪港通、深港通等方案的落地，也带给基金公司更大作为的空间。
然而，在基金业向财富管理机构转型的快速发展过程中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一方面，理财产品过度注重收益率，刚性兑付成为潜规则，“受人之托，代人理财”的诚信文化缺失，不实、虚假宣传或损害投资者利益的行为也时有发生；另一方面，分业监管架构混乱，监管标准不统一，金融套利行为难以杜绝（范勇宏，《从基金业16年看中国财富管理前景》）。
基金公司人才动荡、明星基金暴跌、净值下滑、规模缩水等问题也时时影响着消费者的信心。面对更加残酷的竞争，基金公司唯有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客户为中心的创新理念，改变产品销售平台的定位，为目标客户提供更加贴近需求的创新财富管理服务，才能保持基金常葆活力。
证券作为资产管理行业中的巨头，体量亦十分庞大。从2015年证监会公布的数据来看，主要几家大型券商的资产管理规模都达到了千亿级别，排名第一的中信证券更是达到了1.07万亿。截至2016年9月，证券行业的总资管规模已突破16万亿元。
然而，券商的资管业务很大比例为通道业务，即向银行提供通道，帮助银行资产调整资产负债表，为银行做资产从表内到表外的流动性搬运的业务，并没有带来更多的实际效益。剔除掉通道业务后的主动管理规模仅占总规模的四成。且大规模的通道业务也为监管带来了困难，金融机构间的不规范操作也是不可持续的。
同时，近两年经济“平台期”带来的股市低迷对券商的市场交易也带来了不小冲击，大部分券商营业额均有亏损表现。种种压力之下，各大券商均已开始追求经纪业务和资管业务的转型。
目前，券商机构的财富管理业务仍处于初期阶段。一方面，各家券商对财富管理的分类及定义并不统一。以国信证券为例，其财富管理业务主要包括了证券经纪业务、期货经纪业务、推广和销售证券服务及金融产品业务、专业化研究和咨询服务业务等；而广发证券则将融资融券与回购交易，都纳入了财富管理分支的营业收入。
另一方面，券商本身的客户群中高净值人群占比较少。如果以500万作为简单区分（虽然前文定义高净值人群界限为600万元以上），A股市场的高净值客户大约占比2.81%，考虑到沪深两市双开账户，这个比率也许还会更低（刘链，《券商财富管理转型陷阱》）。
最关键的是，国内大部分券商都走的是以折扣佣金的低价策略吸引大量客户群体的道路，业务覆盖的高净值客户群体并不在多数，因此面对高度同质化的竞争，券商之间的“内斗”还将激化。券商转型之路面临的挑战不少，而选对方向，则是在目前考验重重的财富管理行业里，一步决定性的先机。
中国互联网金融的定义目前仍十分宽泛，广义而言包括了所有涉及互联网的交易、信贷等活动。但也正是由于其发展之迅速、信息之透明、交易之便捷，自诞生之日起就以燎原之势覆盖了几乎全部的金融行业，也包括了财富管理行业。
概括而言，互联网财富管理的参与者主要分三类。第一类指本身在互联网界有强大话语权的公司，包括BAT、京东等，由于其客户群体的覆盖面广、粘度高，因此涉足金融行业时也有相当大的先天优势；第二类指银行、券商等传统金融机构，它们的优势在于行业经验丰富，对理财产品有深刻理解，能较好把握受众心态；第三类即以科技技术为核心的新兴互联网金融公司，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分析市场上的产品和服务并评价，为客户提供最直接准确客观的财富配置方案，近几年也得到了不少高净值人群及家族的青睐。
目前互联网财富管理业务包括两大方向。一是以销售平台理财产品为主，即零售财富管理，其主要面对普通个人与家庭理财，准入门槛不高，例如支付宝等支付理财平台；二是面对高净值客户的第三方财富管理平台，如好买网，金斧子等。
相对于传统财富管理行业而言，立足于互联网的财富管理服务优势十分明显。它能提供更准确透明的信息，对各类产品的估值及年化收益水平都可以通过互联网进行长期与即时的观测。而近几年兴起的智能投资顾问热潮，由于其理财方式完全基于算法与机器人，不仅能更加切实精准地围绕客户的理财需求和风险偏好为客户配置资产，又极大降低了人工成本，因此也受到了不少高净值人群与中产家庭的青睐。国内众多互联网大鳄亦纷纷选择将智能顾投加入自己的发展战略。
据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统计，2016年，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的销售规模达到了3.46万亿；互联网金融的资产管理规模达到了2.8万亿。然而反观其年增长率，在2013-2014年达到顶峰后，已逐渐放慢脚步。这就意味着中国人口红利带来的互联网金融用户爆炸式增长热已慢慢消退，中国7.31亿网民基数所带来的新用户与注册福利也逐渐减少，互联网财富管理行业亟需技术与服务转型。
为了更好地总结行业经验，直观展现行业发展现状，凤凰国际智库根据注册资本、管理资产规模、客户数量、户均资产规模、产品种类、服务范围以及网点分布等多种指标，梳理了目前保险、证券、基金、信托、私人银行及第三方财富管理机构的业内发展情况，并列出了各领域业内十强榜单，希望能为投资者提供建议与指导。
财富管理市场需求的不断增长，对这个行业也带来了不少考验。尤其是随着一行三会间的合作不断加深，业务间的边界将会越来越模糊，同质化竞争也会越来越严重。因此如何在泛资管时代找寻自己的独特定位，深耕细作，是财富管理机构和部门亟需考量的问题。“我国财富管理行业可以说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理财产品无论是期限安排、目标客户选择，还是产品结构设计都存在很大的相似性，因此，现有财富管理的产品及服务与不同投资者个性化、差异化的需要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党委书记何德旭在接受《金融时报》采访的时候也提到。
而在当下，提高创新能力、树立独特定位的一大重点对象是培养互联网思维能力。诺亚集团的CEO汪静波女士在2017年的财智湾区论坛上也强调：“上一代前辈辛苦积累下来的财富，应当投资于人类变迁。当前，网络、智能终端、大数据、云计算已经为我们带来了全新的商业形态，因此2017年财富管理行业的投资方向应当是科技加消费，而不仅仅局限于传统行业。”
同时，加速布局海外资产也是财富管理行业的发展目标之一。尤其是当下，普通中产阶层的国际化理财需求还尚未被完全开发，市场前景将会非常广阔。经济学家厉以宁在2016中国网财富管理论坛演讲时就提出：“国际化和一体化是大的趋势。国际财富管理影响中国经济，中国的财富管理也影响国际经济，这种相互影响会引起投资者手头财富的流失。”因而资产配置“走出去”是大势所趋，但最终，“开放”也需要监管机构与企业双方共同的推进。
目前财富管理行业的最大问题即监管问题。由于一般财富管理平台提供的产品与服务与信托、私募、地产、股票等均有挂钩，因此“谁来监管？如何监管？”便成了首要难题。2016年7月，《证券期货经营机构落实资产管理业务“八条底线”禁止行为细则》出台，对私募资管业务的投资范围、杠杆上限、员工激励等设立了明确约束。然而更大的问题在于，随着覆盖全金融行业的第三方服务机构逐渐林立，三大监管机构如何能做到全面与平衡？
中国金融界的监管一直依赖于一行三会的分业监管模式，在行业经营尚且泾渭分明的分业时期，起到了良好的监管作用。然而，随着混业经营的大势所趋，不少处于监管盲区的各类交叉渠道与互持产品纷纷诞生，带来了一环扣一环的系统性风险。而谈到财富管理这一领域，在跨界金融产品涌现的整体混业经营时代，更是成为金融监管工作的重中之重。因为第三方财富管理公司和互联网金融公司属于服务型机构，跨越了一行三会的监管范围，处于“三不靠”的灰色区域。以互联网金融公司为例，跟随着新科技研发的创新节奏，行业与监管形成了“创新——监管——再创新——再监管”的混乱循环，同时，频出的麦道夫式骗局也让整个行业的名誉与信用受到了损害。因此，在种种困境与质疑之下，整个金融界正普遍呼唤综合的超级监管体系。
整体而言，财富管理行业需要在可能到来的新监管体系下建立一定的行业规范与自律体系，在鼓励创新与保证“经营底线”的情况下，在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与消费者利益的前提下，探索新的发展方式。行业规范可以通过试点加开放特殊牌照等途径，探索用数据库指标检测与风控模型等方式，先搭建行业发展初始的健康标准，来对产业进行动态监控，从而培养创新与制度并存的良好发展环境。有专家预估，在快要到来的第五次金融工作会议中，即将提出对现有监管体系进行改革的方案。改变财富管理行业的大变革，也许正在酝酿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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