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中的全球视野和中国潜能


来源:凤凰国际智库

10月19日下午,2016凤凰国际论坛进入到金融议程。一场由凤凰网、凤凰卫视以及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联合主办的“全球视野与中国潜能” 海外投资分论坛拉开帷幕。

本场分论坛邀请了商务部研究院霍建国、建投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张欣韵、建投华科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首席投资官单学三位嘉宾作主旨演讲,在圆桌讨论的环节还邀请了海银金融集团控股高级副总裁韩芳和达信中国区CEO李铭两位嘉宾参与讨论。论坛由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陈小帅担任主持。

主持人陈小帅

以下为海外投资论坛实录:

主持人陈小帅: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到海外投资论坛—全球视野与中国潜能。我是主持人陈小帅,是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凤凰网国际智库的高级研究员。非常荣幸能够在此跟大家分享与探讨。

近十年来,中国的海外投资飞速攀升,中国海外投资和中国企业的国际化浪潮势不可当,在2014年中国的对外投资总规模达到了1400亿美元。这是中国首次成为了一个资本进输出国,对世界和中国经济都有非常大的影响。我们同时面临着很多巨大的机会和挑战。所以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内容特别丰富,也特别地重要。

在开始讨论之前,首先要感谢凤凰与联合主办方中国建投给我们搭建了这么好的平台。我们今天非常有幸请到很多在海外投资方面非常有权威性、非常有发言权的嘉宾,来跟我们分享与探讨他们自己的经验。请允许我介绍给大家。

进行主旨的发言的有:

商务部研究院霍建国先生。

建投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张欣韵先生。

建投华科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首席投资官单学先生。

除此之外,我们还邀请了两位嘉宾参与圆桌讨论的环节,他们是海银金融集团控股高级副总裁韩芳女士,达信中国区CEO李铭先生。

首先有请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常务副总裁顾建国先生致辞。

主办方之一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常务副总裁顾建国

各位来宾、各位朋友,下午好!首先我代表JIC投资沙龙的主办方,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向各位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在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持续升温,即中国商务部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9月,中国企业共实施海外并购项目521个,实际交易金额674.4亿美元,已超过了2015年全年总额,同时投资领域持续深化,逐步积极以产业转型、创新驱动、消费升级,一带一路等投资主题。在此过程中中国资本成为重塑,全球经济格局的核心动能之一,海外投资也逐步成为引进全球资源规划资产配置,探索经济增长新引擎的核心渠道。

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建厂是在国家顶层战略引导下,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重构的战略进程中兴起的,近年来从助力中国企业走出去,到一带一路战略的快速推进,亚投行的顺利落地,政府推动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政策力度持续增加,同时在全球经济深度调整,世界经济持续下行的背景下,境外优质资产的估值变动为中国企业投资布局提供了黄金窗口。

政府与市场的双重推动下,中国资本频频出海,深刻影响着全球经济产业的发展趋势。但同时跨境投资中的复杂分享因素,也在考验着每一个跨境并购的中国企业,机遇与风险并存的背景下,如何以全球前瞻性的视野挖掘中国的潜能,成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过程中的关键命题。中国建投作为一家国有综合性的投资集团,助推中国产业体制发展,追求长期稳定投资回报的投资理念,集交于利用全球资源,推动技术进步,把握变革动力,促进产业发展的投资主题。海外投资是世界经济新一轮深刻调整中,中国企业深刻连接全球优质资源,推动国家经济发展的战略性布局。

目前,中国建投已在全球多个主要经济区域,在高端制造大消费等核心产业完成了多项的跨境并购,未来中国建投将通过收购海外市场,拥有龙头地位,掌握先进技术的优秀公司,引进全球领先的关键技术,从而推动中国相关产业和民族企业,和民族企业的技术进步和升级发展。

各位朋友、各位来宾,希望通过此次沙龙,与各位共同探讨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中的全球视野与中国潜能为中国资本的海外布局,新型的全球路径,为中国企业在全球市场中的长远发展提供智力支持。最后再次感谢各位来宾参加此次JIC投资沙龙活动,祝本次活动圆满成功取得预期效果,祝各位工作顺利,谢谢!

主持人陈小帅:非常感谢顾先生。顾先生提到,中国在海外投资方面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会,接下来有请六位嘉宾根据自己的宝贵经验分享对此问题的看法。首先有请霍建国先生来进行主旨发言。

商务部研究院霍建国

霍建国:各位嘉宾,大家下午好。中国全球视野无论是政府和企业目前都在迅速提高,中国的潜能还有待于发展。今天围绕投资主题,我想讲几点。首先是“一带一路”,“一带一路”的潜能很大。当然,关键要处理好共商、共建、共享的过程。这个过程当中如何调动沿线国家积极性,尽量实现金融支持或者之吸收全球各个金融机构的参与,都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海外投资的确在高速发展,增速达50、70%。但是,海外投资当前遇到的主要问题是风险问题以及驾驭跨国企业的能力和水平仍有待提高。很多企业都找机会往外冲,但是我听一些投资公司跟我说,他手头的投资项目就有上千个,鱼目混珠各种项目都有,我们企业如何从这些项目当中选择出来适合自己投资的领域或者一个企业,是非常观感的,这是需要眼光、需要全球视野的。我担心的是企业能否过这关,同时这关必须要过。

海外的兼并收购项目每次都会看到第三个身影,第三个身影是参与竞争的,往往会把标底物提高。前不久大家都注意到了复兴收购喜达屋的案例,后来复兴放弃了。很多都有议价的问题,海外投资这个议价我们头脑要保持清醒,这个议价是否合理,是否有陷阱,这是需要我们企业认真把握的。在海外投资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慎之又慎,很多企业对国际市场的把握,对美联储的动向,对世界经济的变化,其实还没有完全深入了解、深入把握的程度。大的集团通过一些投行、投资公司帮助他做一些项目,我们现在很多投资一半以上都是海外融资,包括高盛、GP、摩根他们都在积极参与这些项目,融资是方便了,利率变低,但是要考虑到将来的利率变化,要考虑到将来的市场变化,这背后的风险我觉得我们更要小心。

企业的第一关更应该普遍地学会把握市场,了解投资项目,过了这一关就是风险防范,风险防范应该有专家指导。有政府风险,有经济风险,有法律风险,有环境风险,最后文化也是有风险的。现在全球治理的矛盾、大国之间的矛盾不是趋于融合,而是趋于对立,这个过程当中,中国处于迅速崛起的过程,这段时间我们也容易被人家捕捉到我们有不合规范,或者说个别地方有问题。经济的风险最突出的,经济的风险是整个资金投入资金受到的威胁。一个企业领导人不可能全面掌握这一切,所以专家团队的配合以及企业内部一些内设专家的培养和成长是关键。好的企业都有自己的顾问团队,有好多风险把握的个案,都是需要经过反复分析,没有听说过不做前期分析就敢大胆拍板。

我提醒企业,深入把握国际市场的行情,以及这个市场变化非常诡异,美国华尔街操作能力是很强,盯着华尔街,盯着金融市场,包括汇率风险,包括大宗商品市场风险,包括传导出来一些投资的风险,都能够捕捉到,看得更清楚一点。美国与欧洲的几个银行之间,不管是债务问题,还是税收问题,都很诡异,大家可以好好剖析,幕后到底是什么样的结构,谁和谁在斗,谁占上风,谁吃了亏,谁占便宜?都是一个利益争夺。企业也要注意内部风险,内部风险最大的是用人风险。用了一个海外部的经理结果是自作主张干了很多事,导致风险产生。现代的企业的内部整合、人力资源配制是第一步,然后资本配制、资本整合,收购之后再进入了整合阶段。整合难度又很大,我们要提高整合水平。作为一个企业,学习的东西太多,面临的风险太多,并不轻松。但是我国的国力和人均水平,理论上讲,已经到了走出去的阶段,再加上整个投资环境各方面的变化都促使中国要积极走出去,这是大势所趋。

最后我再谈一点关于全球治理,中国的潜力其中一项就是参与全球治理。中国的海外利益在上升,海外投资在上升,中国势必在国际投资规则上发表自己的主张,并间接影响这些投资规则。在中国为东道主的情况下,这次G20会议通过了全球投资的指导原则。大家达成了一个默契,但是这些原则还没有真正形成一个国际规则,而且在全球治理领域还有很多空白点:像投资没有全球统一协议,而贸易在WTO之下是有规则的,所以说投资领域是没有规则的。OECD在探索,WTO也在探索,正因为大家都想做,但是谁都牵不了头,所以谁都做不了。现在在G20再研究,确立全球的投资规则,还有避免投资上的风险性的一些政策,这非常重要,也是G20非常重要的收获。

从全球治理角度来讲,像网络环境和投资环境的治理,包括金融市场的治理,到目前为止都是空白点。全世界的资本市场起起落落,高频交易以及大公司操作黄金石油的变化,看着都可怕。谁来治理,谁来规范,从交易所的角度来讲多多益善,量大就好,因为他收手续费。但是实际上幕后需要有章法。加杠杆加多少,做期货炒多少倍,怎么限制它?如果没有规则,只能是高智商者在里面玩。

中国在G20以及在此之前一再表示中国将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发挥中国在全球治理长期跟踪研究取得的一些成果优势。但是我们也知道全球治理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我们在很多场合也承认,中国不否认联合国的治理,他们是历史上做过积极贡献的。但是现在有一些领域需要做一些调整和完善,在这一点上来说难度非常大,因为需要大国之间来协商。中国代表了发达中国家的利益,怎么样完成和大国之间的协商,达成对全球治理一些基本的共识,是非常难的。所以中国先在一些空白点上发声,发挥我们的作用,发挥影响力。

我们清楚知道参与全球治理不是打掉一切,不是推倒重来。习近平一再表示我们不想建自己的后花园,想建世界的百花园。我们强调:中国参与就是共商共建,大家一起协商,共同完善,是属于添砖加瓦的行为,这一点大家应该清楚。另外,它是一个过程,它不代表中国现在就主导世界了。外国有的时候说中国想主导了,但实际上这个东西要有一个过程。全球治理绝不是说某一个时间点由谁来主导,而是需要将每一件事解决好,从而积累基础和影响力。很多事情处理的好,全球各个国家对你认可、信任,这才能构成你的影响力和主导力。

所以中国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来学习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如何发挥我们在治理上的一些理念,互利共赢怎么具体落地,怎么样在难点上发挥我们作用。中国智慧需要逐步摸索参与到全球治理当中,因为我们不参与不行。那么多企业走出去,海外利益也在不断地发展,这个时候需要我们来参与全球制定规则。特别有一些领域是很迫切的,我们需要积极参与。

我相信我们中国潜能将逐步地发挥出来。企业的潜能也是巨大的,企业自身也会不断地把握风险,不断地提高自己的竞争能力。我们在三中全会里面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有四大目标,其中最后一个目标就是要培育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新优势,现在是一个践行的过程。我希望我们企业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提高自己,不断地适应国际市场的形势变化,不断地提高驾驭这种复杂国际投资环境的能力和水平,这是最关键的。就讲这么多,谢谢大家。

主持人陈小帅:非常感谢霍先生的精彩发言。霍先生从一个非常专业而独特的角度来给了我们很多启发,霍先生讲到如何把握风险以及要有好的眼光,找到和分析投资的标底和战略,需要有协同性。这些方面非常值得我们去深入思考。下面有请夏尊恩。

Covington&Burlington合伙人, 前任美国驻华贸易代表, 前任美国商会主席夏尊恩(Timothy Stratford)

夏尊恩:各位贵宾大家下午好。我坚定地相信,中国对美投资可以极大造福中国投资者,也极大有利于他们投资的美国社群,反过来美国对华投资也是互利的。我从1982年以来就在中国工作,我曾经做过律师,做过企业的高管,也做过美国的政府代表,我也亲眼见到了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发展,我认识到中国对美投资同样也能够促进美国的增长和发展。我的律师事务所帮助过很多中国公司,例如中国海洋有限责任公司以及联想和万翔公司获得美国政府的批准,收购大型美国公司。但是同时,有很多人非常地担忧中国对美投资,这些可能会影响到两国投资带来的好处。我想谈谈目前都有哪些机遇和挑战。

首先谈谈机遇。目前中美经济关系经历了几个新阶段,有一个集团曾经做过一个研究,2002年-2007年之间,中国对美投资上升了157%,而美国对中投资上升了18%,中国占有的美国国债上升了480%,而美国对中国的投资上升了181%,2008年-2013年的时候,有了很多的变化。中国对美投资上升的30%,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只上升了75%,前五年是184%,中国所拥有的美国国债只上升了44%,而在前五年却是480%。美国队中国私人投资存量上升了14%,之前五年是180%多,因此这几个活动的增长率2008-2013年都是大幅度的下降,要远远低于前五年的增长。中国对美国FDI外国直接投资却是完全不同的情况。2002-2007年增长率是52%,2008-2013年增长率更是高达631%,通过这些数字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对美投资的快速上升是中美经济关系中一大新趋势。

中国对美新增投资每年已经超过了美国对中国的年均新增投资,而且中国对外投资增长不断加速,本周商务部就宣布中国的累计对外投资同比增长53.7%,当然今天我不会细谈现在为什么中国投资者在海外投资越来越多,但是我想请大家看看我们公司替这个美国商会做的一份报告。是关于研究中国企业对于美国基础设施投资的机会,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从美国商会上面下载这份报告。强调一下这个报告的结论,报告里面提到现在我们急切需要资本使美国基础设施更加现代化,对中国企业来说这是伟大的商机。我们觉得大概需要八万亿美元新的投资来用于于美国交通、能源、废除处理、饮用水处理,仅在2013-2030年之间,一年就需要4500亿美元,但是实际上并不只需要这么多,所以在我们的报告中,这些主要列出来的商机也鼓励中国潜在投资方看到主要的六个方面,确定他们的在美投资能够成功。

第一,理解美国国家安全的评估,也就是美国联邦政府做的评估;第二,了解美国的法律、规则;第三,增大投资度以及在法律方面规范;第四,了解其他海外投资会影响在美投资;第五,投资促进美国的发展,同时要加强和当地政府、当地社区的联系;第六,要发展出一个综合的战略来管理在美投资。

接下来谈一下挑战。大多数人都很关心越来越大的保护主义的压力,全球各国都有这样的趋势,包括美国。两个总统候选人都反对TPP跨太平洋协议,特朗普要增加所有中国对美国出口的关税。我认为下一届美国总统将要解决美国人民对于经济增长、就业、贸易等方面的担忧,美国将会不断地促进全球贸易的本地化以及全球贸易的发展。同时,中美经济关系当中有一些问题将会受到更多的关注。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根据美国商会在中国做的调查,77%的美国企业觉得现在他们在中国受欢迎程度大不如前。这让人惊讶,三年前美国商会根本没有问这样的问题,在中国是否受欢迎,是否受到良好的待遇。因为大家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为什么现在我们觉得中国不再欢迎美国的投资?这会怎样影响中国的在美投资?

现在中国政策对于美国以及其他在华投资的外商来说至关重要。中国大大依赖行业政策,支持民族企业、国家企业的发展。这些政策实施阻碍了内部的外商直接投资,也使得外商没有办法公平竞争。例如,现在商务部对于中国投资的分析提到了现在中国海外投资的第二大方面,就是交通软件以及信息通讯业。但是外商在中国遇到很大的挑战,他们没有办法在中国以同样条件投资于通讯业。

上周中国共产党召开了有关于网络安全的问题的会议。习主席提到,要促进信息发展增强国家安全网络建设,建立起一个安全可靠的信息网络。根据习主席的观点,中国将会加速数字化的发展以及信息化的发展来促进传统行业的发展,也包括实体经济的不断深入发展。所以这在促进数字经济以及作为扩大经济发展的方面成为一个新的引擎,但这样子的政策将会使得外企很难在这些方面拥有中国市场的未来。这也只是其中的一个行业例子,外商因为中国的政策和规范受到严重的限制。美国企业困惑,为什么我们不能在这些行业在中国投资,却让中国企业来我们国家来做投资。第一点我想提到的,就是中国成本非常高的。中国国家安全的定义非常重要,因为一个国家的安全很有可能盖过其他任何政策或者说有关海外直接投资所作出的承诺和政策。

中美之间的双重贸易协定第18条提到了,如果有一方认为要保证或者维持全球的和平与安全,或者说国家的和平与安全的话,将被放到第一位。所以不管条约当中提到了什么,如果你是因为国家安全的利益而采取任何行动的话,那就可以不用履行条例当中所提到的责任。这就是我们现在的语言态度,要获得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同意也非常容易。他对国家安全问题定义非常狭窄,中国在7月出台了对于国家安全非常广泛的定义,在第二条当中提到其为“对于国际以及国内国家管理以及对于国家安全的威胁”,同时也具体提到了国家主权,国家统一以及领土的完整,人民的利益可持续性,经济以及社会发展和其他主要的国家利益。新法条15-23条当中,提到了国家安全具体各个方面,包括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财务基础设施安全、能源安全、粮食安全、文化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民族安全、宗教安全、反恐安全、社会安全、生态安全、核安全以及极地、海洋安全,这是非常广泛定义。根据中国国内法以及中美正在谈的贸易协定,任何一个项目只要涉及有关方面都可以被否定,让我们很担心。所以要强大中美投资的话,我们还是有很多的工作要做,确保我们都可以更好地利用双方的商机。

我认为美国下一届的总统肯定需要采取措施来确保美国的人民对中美投资的认可,因为双边的贸易投资将会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这同时也使我们双边贸易协定谈判更加地重要和紧迫。我希望我们的谈判可以尽快地成功完成,同时我们也要确保最终的条例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主持人陈小帅:非常感谢夏尊恩先生给我们一个可以对比的西方角度。下面我们有请张欣韵先生,他会对海外投资发表他的看法。

建投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张欣韵

张欣韵:各位嘉宾、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中国建投集团旗下的建投投资,我叫张欣韵。今天我给大家演讲的这个主题是《新常态下国有资本的海外并购》。接下来的十分钟,我们会对我们的海外并购发表一些我的看法和理解以及投资理念和正在进行的初步探索。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过去15年当中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在21世纪中开始零星发生,到了2006、2007年是一个向上的拐点,海外投资迅速上升,而最近2-3年各行业的领先企业几乎都在研究海外的收购标准,原来介入比较少的中国投资界也看到了相应的机会。我们认为,海外收购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和企业发展的现实和必然选择。

宏观经济中国经济在2010年发生本质变化,人口红利在2010年达到最高峰,然后开始快速下滑,劳动力和资本的源头在中国均已消失,中国GDP增长在2010年开始回落至个位数,进入所谓新常态,与日本类似,中国在1990年人口红利和储蓄率下滑全要素也发生大幅度下降,一些表明中国全要素表明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已经陷入的将近十年的增长停滞期。因此,要逆转这一趋势,必须加快人力资本的提升以及技术和制度的壮心。海外并购是中国企业在企业微观层面学习全球先进经验,实现人力资本、技术和管理制度创新,跨越式发展有效的途径和手段。

随着中国产业发展进入新阶段,中国的海外并购也在发生变化,5-10年前中国的海外并购基本超过了50%,其中在石油矿产等自然资源领域。最近2、3年技术进步和消费升级已经成为了这个并购的主要目的,TMT、先进制造以及消费等产业海外并购交易已经占到了2015年的50%以上,以金额作为这个标准。从这个右图可以看到,2016年上半年TMT、工业制造、消费品、汽车交易等行业的并购案数量占到了三分之二,海外并购向这些行业的转移在加速进行。

中国各行业的龙头公司在快速发展多年后规模和资本实力也是今非昔比,同时国内增长潜力已接近饱和,中国龙头企业自然将眼光投向具有先进技术和品牌市场容量大,法制健全的发达国家中的同行业领先公司,十年前高高在上的这些“偶像”现在就在眼前。因此,普遍心动不已。发达国家许多龙头公司尽管拥有了先进的管理系统、技术和品牌优势,但由于本国、本地区经济下行,市场饱和,导致盈利水平不高,股值下降,同时由于增长的压力,同时又和资本又有持续需求,因此与中国企业之间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2015和年2011年相比,中国企业在北美欧洲交易金额翻番,而非洲这些传统资源导向型的地区并购交易同期下降了85%,这体现了中国企业在竞争力提升后,除了自然资源更渴望获得发达国家领先行业的公司其他综合资源。

中国银建参与了很多企业的并购,我们非常注重中国实业领域的投资,2014年开始积极研究和探索在实业另外海外并购投资,我们会分享一些我们投资理念以及初步探索。

我们希望抓住目前中国技术机构,产业结构,组织结构调整的契机,以技术进步和消费升级为主线进行投资布局,专注于先进制造、消费服务、医疗、环保、文化传媒等几个大的领域,进行系统性布局,同时整合全球的资源和市场。致力于帮助优秀的中国龙头企业发展,通过整合全球资源让优秀企业能够掌握国际竞争的主动性,成为拥有自主创新能力,拥有高技术门槛,拥有全球品牌的企业。作为国有资本,我们致力于成为一家有担当的投资机构,能够综合考虑业绩、效益以及对中国企业和行业的推动作用,利用资本战略眼光全球资源和专业能力帮助企业创造价值。在上市投资理念和战略下,过去两三年我们进行了海外并购的尝试,基本上有两种模式,一种是联合产业投资者进行海外并购的模式,帮助中国企业走出去,达到了互补共赢的模式。另一种是绝对控股,自己作为主导者在全球范围内整合产业资源。我们在2015年与光明食品也是中国最大食品之一联合收购了这个西班牙米盖尔,还联合三诺公司收购了PTS。光明食品以及三诺生物都是所在行业中国龙头公司,我们协助其海外收购,在董事会层面参与海外企业的管理,希望能够帮助合作伙伴早日实现其长期战略远景。

这个模式的出发点有两个,一个将我们财务交易和资源能力与本土企业的产业资源进行对接。另一个是希望通过参与管理、公司治理加速本土企业的国际化。作为一个具有战略高度,长期眼光并且市场导向国际财务投资者,我们在财务判断有相对理性和全面的考虑,看重投资行业战略价值,价格合理性,现金回报情况,侧重基本面的分析和考量,基本不考虑单纯的利用股值差异的市场对冲,改易对价值和价格的判断,再融资尽职调查方面具有比较良好的经验。出面支持中国企业家参与中国的投资财团,甚至通过我们与卖方直接沟通,可以增加中国企业在卖方以及卖方顾问的可信度,对于许多中国的行业领先投资者来说,尽管其在国内的市场份额领先,行业内的知名度也不小,但是从海外的战略投资者和海外的财务投资角度来说并不熟悉,中国行业投资者,特别是民营企业经过多年发展的,市值也不低,但是体量不大,财务报表从海外投资者这个角度来看也不算强劲。因此经常会出现,卖方不相信中国买家有这个意愿、诚意和收购能力的情况。而参与其中通常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以及信誉问题。我们还希望帮助中国企业利用其拥有国内的产业资源在扩大收入规模、控制成本以及提高国内的技术品牌方面在协同效应方面做一些工作。

对于普遍缺乏运营公司中国企业,许多中资企业一厢情愿认为保留管理层可以高枕无忧,可以保持公司运营的海外被收购标底运营稳定。这个文化差异、战略执行以及董事会和管理层的博弈使得收购后的公司治理充满挑战。良好境外公司治理的基石是合理结构董事会,包括独立董事以及管理层,工作体制,语言障碍以及中方公司和股东成倍增加。在一些涉及到个人利益的讨论中容易引起误会和争议,导致中方股东和本地管理层之间产生矛盾和摩擦,引入投资者建立相对平衡多元化的董事会结构,增加董事会与管理层之间博弈的空间,应该会给公司带来好处。这些好处相对隐性,但是不能够忽视。相对于行业来说,积累了一些公司治理和董事会运作经验,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企业在这些方面的补助。

高管的管理和激励,按照当地的官方以及中方股东的战略财务和管控的要求,投资者,作为更市场化的外力,也可以督促本土企业以更加国际化和市场化的方式管理海外公司。中国建银也展开了独立收购,2016年中国建银和建设投资收购了全球领先的法国SGD,一家拥有百年历史的法国企业,其在法国、德国以及印度拥有200多名员工,在全球消费升级的产业我们希望利用资本的影响,扩大这些企业在产业中的影响力和竞争力,我们也借助投资全球领先企业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反哺国内相关产业实现整个产业快速发展。

我们学习和探索是没有止尽,现在投资才刚开始,将来还会出现新的投资案例和投资形式,希望有机会能够与各位业界朋友进行学习和交流。谢谢!

主持人陈小帅:好的。非常感谢张欣韵先生。张先生的一席话,真的让我们受益匪浅。接下来单学先生会对海外投资发表看法。非常容幸请到了单先生,谢谢。

建投华科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首席投资官单学

单学:各位下午好。我下面汇报研究有关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关于海外并购现状的回顾。今年统计局刚刚颁布了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统计,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在国际大宗商品和金融市场加剧动荡的大环境下,中国经济也面临一定的压力,中国经济增速降到了6.9%,但同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却逆势增长了18.3%,创下了1456.7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占全球流量份额2002年0.4%,提升到2015年的9.9%。过去五年间,对比中国7.4%的年平均经济增长,中国对外投资年符合增长达到了18.2%。2014年起,中国开始由资本净流入专向了资本净流出,成为国际市场重要的生力军。

刚才我的同事张欣韵副总经理也介绍了海外并购行业的变化,回顾十年间,中国海外并购中最热的行业几乎都是一些矿产、石油、天然气、能源等等,几乎占了八成左右。但最近仅仅三年到五年,从披露的海外并购案例来看,由能源和矿产一家独大向医疗服务以及高端制造拓展,呈现了百花齐放的局面。2015年这几个行业的比例超过了65%,而五年前这个比例还只不到15%,中国企业投资目标已经转向先进技术和营销网络等高附加值的要素,着眼于将海外技术品牌和高端人才引入中国,并增强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消费品、科技服务的行业并购,我们认为将出现一个持续的增长。

中国的资本对外投资,民企超过了国有企业。在中国成为净资本流出国的过程中,2016年1-10月份民企超过了中国国有企业,在前20大交易中达到的三分之二的比重,像腾讯86亿美元的收购案,包括海尔56亿美元收购通用家电等等,国内民营资本在海外并购异常活跃,已经成为了市场的主角。

我们作为海外投资的实践者和具体的操作者,下面也将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在海外投资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挑战。我们也做了一些线点上的分析包括流程程序以及整体战略规划,以及中国企业面临着一些不熟悉的游戏规则,包括对产业、地区和国家的各种风险的分析和一些细节,我们经常会遇到关注反向分手费以及企业文化的融合、未来的协同效应。

结合各位领导以及顾建国总裁和霍建国院长和夏尊恩先生包括我们同事张总对这个问题和风向做的一些揭露和批示,同时作为实践者和操作者,我想在这里谈一谈我们自己的切身经验和教训,以及在实践操作层面做些分享。

关于并购前的项目筛选,根据我们的经验,目前项目来源主要有三类。第一,收购方与卖方本身比较熟悉,从而主动选择出适合在中国落地,并且具有后续持续发展潜力的业务板块;第二,经过国内投资银行、财务顾问熟人之间的推介;第三,项目卖方主动的兜售。一般来讲,如果项目来源是一,就是我们主动地去并购,相对较为困难,需要买方有较高的品牌和声誉倍数一定要有信誉,与卖方也有良好的合作和沟通,与被并购公司高管团队有默契。来自卖方的主要兜售比较常见,但是可靠性归逐步地递减。在竞标和交易的条件这些方面,中国海外并购持续地狂热,不惜压过竞争对手,不计成本地急于获得项目,给卖方更大谈判空间,制定了对于中国买家相对苛刻的条件。

我们在操作过程中先后遇到过,在竞标环节中要求提供报价区间,如果这个报价区间给的过早,极有可能让竞争对手提前获知,我们在竞标过程中则处于相对被动的地位。卖方要求买方提供整体并购方案,特别看重关于资金本身的安排,要求投资方都必须按照卖方的版本,提供具有法律约束力、苛刻的资金证明、承诺安排以及资产负债表等等证明文件,这样给一些准备不是特别充足的买方或者是联合的财团造成了一定的困扰,还有要求买方支付10%甚至20%的交易保证金,并且把这个资金提前付到买方制定的账户,同时要求支付反向分手费。

现在,这个反向分手费在海外并购中成为了一个常态,是要求竞标后未能取得相关的审批或者是批准不及时没有完成相关业务,向卖方交上亿元的分手费,目前这个谈判难度挺大。要求竞标协议中约定包括罚金连像美国CCOS等监管机构都通不过的,数额也是上千万和上亿不等,这些都是国内机构互相竞争、恶性竞争的结构。在签署一篮子的协议,包括主投资协议,资产专利、IP以及服务等转移协议过程中,对买方的团队和投资中介机构提出了极高的要求,这个过程中需要与卖方斗智斗勇,考验我们买方很强的谈判和执行能力。

竞标完成,准备交割后也有一些重要的关口。其中一个重要的就是融资安排,这是最为重要的关节点之一。融资安排成败最后决定了是否能够顺利的交割,如果是单一投资人还好,但是如果是涉及到财团或者联合体就会面临一定的挑战,因为每一家投资机构诉求都不一样,相关条件也不一样,未来期许也不一样,这个的确需要很好的提前安排。这个沟通成本比较高,尤其是海内外一连串架构有效的安排、合理的税收筹划以及相关的业务安排,需要很强的团队进行匹配。

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银行贷款。我们中国的海外并购几乎都会涉及到银行贷款,目前中国的银行也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然而传统的银行思路在强担保低杠杆放大,对标底企业全部的股权质押不允许分红以及保持高度的现金监管等等一系列的要求,给一些并购投资者带来的不少困扰,这就需要大量的专业投资机构进行提前安排和解决。

政府审批监管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美国的监管对中国买方尤其高科技领域,高精尖的企业,需要对买方的背景甚至逐层级控制人有详尽的审查,这的确是个不小的挑战。当然,因为涉及到一些大额并购与反垄断的审查,尤其是在跨国企业涉及全球各个国家的情况下,反垄断审查需要投资方协调全球各个国家的律师团队协助完成,工作量和工作难度非同小可,同时费用也惊人。在中国内部审批还好,随着中国对外投资的加速,包括一些境外外汇审批的从严,这个审批和不确定性逐渐增大,需要买方财团建立一个强大的团队来负责执行。

最后在股权和资产交割过程中,海外并购的资产量一旦比较大,可能涉及到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庞大资产转移。尤其是收购资产,时逢股东更换,经常会有一些下属的工厂企业员工被缩水,提出包括罢工以及额外赔偿的要求,这些都需要买方和卖方配合进行处理。中高层原有的团队顺利转移也需要对项目情况、业绩根据管理层的诉求制定一些股权激励计划,这些也都要做提前的安排。

交割和运营的阶段,是我们最为关注的,也是挑战最为大的。绝大部分卖方都会在出售资产或项目的前一年进行一定的调控,尤其在销售和业绩方面,可能会做适当的透支,从而提升当年的盈利和股值水平。这却给接手买方制造了不同程度的挑战。交接过程当中一次性交付并购费用以及利息和贷款,并购第一年看到买到一个好东西,可是报表上很难看,这给联合财团带来了不小的压力。

管控项目和把控方面,因为我们买方最终成为项目的操盘人,所以尤其是控股型并购,需要对项目所有的细节有一定的把控,包括市场业务大中型的客户研发以及未来新业务和新兴市场,包括所有高层和中层,几乎几大要点都要达到一定的熟知程度。让高层管理人员和中层管理人员对这些信息达到一定的熟知,这对企业本身就有一定难度,尤其跨地域跨国经营,原班人马对新进入的股东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抵触,就业务掌握程度和客户的陌生度来讲,对中国的团队都要有一个熟悉和认知的过程。这也有时间性的要求,对团队来讲也需要较高的对接能力。

涉及到项目顺利退出,无论是产业投资人还是财务投资人都要有退出的要求;本身项目经营,后续整合业绩拉升以及资本市场不完全时间窗口的匹配,投资人要求,尤其是在财团每个投资人的要求各异和资本市场监管政策变动等情况下,在项目退出中包括项目退出方案设计、退出时间、回报要求等等,都需要买方的财团有一定的预判性,要进行合理的规划,同时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规划和调整各方的预期。这也是我们在过去一些经验的总结,讲的相对比较细致,供大家参考。

我们作为一个私募股权机构能够提供的信息是,全部财务投资者投资金额总额超过20%流向了海外并购,这个数字接近163亿美元,又是一个历史高点。随着海外大幕拉开,私募资本更加活跃,成为海外并购谈判桌常客。历史数据和历史表现来看,私募市场受整体市场经济影响放缓比较小,经济增长法律对投资人的刺激一方面加速抄底被低估的资产,另外一方面使高增长的市场和领域重新布局。

这种情况下将目光转向海外市场,寻找优质的资产,既扩大了规模又带动国内企业业务升级,符合产业投资人切实利益的需求,也是相应国家供给侧改革的一种方式。因为术业有专攻,做实业公司主要精力还是放在研发和制造、销售等领域,对并购的操作一定程度上缺乏相关的经验,尤其是在刚刚做出战略调整和转型方向的企业来讲更是如此。所以第三方的相关企业可以做一些辅助支持,而不是企业一方面被并购标底,同时又要应对第三方机构。有的时候第三方机构要求提出有点高,没有抓住企业核心的需求,有点隔靴搔痒的意思。在这一点上,私募资本是离产业资本相对比较近的机构,具是有一定的优势。

下面我也简单谈谈私募资本在海外并购交易中的一些特点。

基金相对战略任务更为中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被收购方的防御心理。以金融财务背景的并购基金作为海外投资主体时,和被并购企业以及出售企业母公司之间都存在行业以及并购规模减少。如果买方是国有企业又是上市公司,往往被关注金额多少以及审批机关非常多,尤其是海外审批机构包括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欧盟委员会等等,审查时间比较紧,基金审批方面具有一定优势。

如果上诉公司参与基金设立,认购一定的比例份额,往往只需通过相关交易所的预先披露和公告就可以了。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在国际上多次投资并购的案例,尤其是在美国和欧洲审批机构建立了比较好的口碑和信誉,建银是国有企业也是央企,但是无论是高科技还是制造领域的大型项目,都获得了欧美这些主流国家的审批机构的认可,包括反垄断,安全审查机构对中国建银投资非常认可,审批也相对顺利,这也是独特金融和产业结合背景带来的优势。

总之,我们产业在“走出去”过程中,一定需要金融资本的支持,需要借助资本的力量成长和扩张,而资本同样需要与产业系的深度绑定和协同,才能将资金的优势持续扩大。现在中国海外并购体量增长很快,但实际上以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规模来讲,现在这个增长还有巨大的空间,无论是中国的企业,还是中国的资本,在海外并购这个领域还只是个“学生”。尽管面临很多挑战,但阻止不了中国企业更大规模和放眼世界的决心与信心。谢谢各位!

主持人陈小帅:非常感谢单学先生精彩的发言。在刚才的主旨发言中四位嘉宾从不同的角度来跟我们讨论海外投资的现状和前景,在接下来我们还有很多更具体技术性的问题要讨论。先从李铭先生开始,从今天早上到现在,我们一直听到有关海外投资风险方面的评论。你的公司,作为世界上风险方面最有名的公司,如何去衡量在不同地方和国家的风险?

达信中国区CEO李铭

李铭:这个问题非常学术。按照我们企业日常的风险管理,对外投资说得最多的就是政治的风险和法律环境的风险。企业自身还说财务的风险,如汇率的风险、融资的风险。日常运作还有一些经营的风险、供应链的风险、供应商的风险以及不同国家遇到的自然灾害和意外风险。地震、台风、罢工,都构成企业管理闭环的运作方式。作为企业风险管理,对日常运作的风险本身就是一个辨识的过程,只有在运营过程中、项目执行过程中或者海外投资过程中可能会遇到的风险,能够一一辨识出来,我们才能谈如何对这些风险作处理。比如一些政治不稳定的国家,像苏丹,就不应该再碰。对于一些合同风险,可以把风险做一些相对转嫁,甚至通过买保险的方式也可以对风险进行覆盖,这是风险管理最常用的手段、工具和流程,同样也适用于海外投资。

主持人陈小帅:保险方面的产品可以作为一种对冲。

李铭:在并购过程中也有一些非常特别的保险产品,比如说有一个并购保证保险,对买方或者卖方对价的条款做一个相应的背书。在海外做交易的时候,一般双方很难达成共识。可能通过一些保险的介入,合适解决并购保险。举个例子,被收购的对象还有一个未了的公司,有一些专家认为这个公司价值五千万美元才能结案,有一些专家认为这个金额潜在风险开口近一个亿美元,买卖双方对这个问题争执不下时,就有保险机制。一旦最终的结案金额超过双方同意的金额,由保险公司对超额部分进行相应的赔偿,这样通过支付相对比较小的对价、保费,就能把风险得以充分地固定,这样就避免了交易双方的潜在风险。

主持人陈小帅:中国企业是否适应这些产品或者保险的方式。

李铭:今年在海外并购,不是私募基金并购过程当中,并购保证保险的应用呈上升趋势。如果有兴趣的话,各位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公司的微信公众号,中间有一篇文章谈到,在对外并购中如何运用并购保证保险来帮助中资企业顺利实现对海外的并购。

海银金融控股集团高级副总裁韩芳

主持人陈小帅:非常感谢韩芳女士,今天的讨论很多是在企业海外投资方面,我们上台以前讨论了你的企业海外投资,还有个人海外投资业务,比如说财务管理。个人海外投资的讨论不是那么多,主要还是企业的。您能跟我们分享这方面的经历吗?

韩芳:谢谢主持人的话题。我中秋节的时候去了华盛顿,参加了凯雷全球投资并购合伙人的会议,那一场会议上我们看到了凯雷全球的投资合作伙伴大概有七百多个机构投资人,凯雷集团也是作为全球的并购之王。在业绩汇报的时候报告了2015年的战绩,最高的时候做到了200%的收益,当然它的平均回报率是在20、30之间,甚至凯雷在中国也有它自己非常成熟的投资团队以及并购基金。

现在很多金融机构非常尊重中国这个庞大的市场,也非常认同中国的投资人。中国这几年成长起来的富一代和富二代体现了财务的累积,他们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他们愿意跟中国的一些金融机构联合合资经营基金管理公司,他们甚至也会帮助中国金融机构查看海外成熟金融资产的标底,比如成熟资产管理公司一些保险经济业务的牌照,他们愿意给中国的金融机构提供这样的业务。为什么我们关注中国投资人的喜好?因为我们海宁基本上每年都会请比较有名的智库,像姚景源以及龚方雄这样在业内比较重量级的研究学家,他们会定期指导整个中国宏观的趋势;甚至我们也联合了胡润百富出每年高净值财富报告。报告过程我们也会关注,因为有名的财富报会关注他们的投资需求以及家族资产传承需求。

我们认为海外有非常成熟的经验,包括英国家族已经有很好的模式,给中国上市中心董事局主席传授经验,比如如何为家族后几代延续财富和累积,这些会给中国带来高净值客户收益。

我们并不认为中国金融机构有非常好的金融服务水平,我们在香港的时候见到了瑞士银行,全球最强的四个银行业务的团队,我们发现他们很多的模式、理念和专业的精神比中国很多银行服务的水平高出很多。我们在香港的公司也引进了罗斯察尔德的家族团队和瑞银的营销团队,为了帮助我们中国的这些投资人更好的去到海外,享受这种服务模式。

我在中欧上课的时候,收购了瑞士苏黎士洛朗商学院,中国唯一的一个商学院的体系。我们跟副院长探讨,非常多的学院企业、中国企业家都有一种气魄,就是气吞山河。中国企业做大了一定要往海外跑,这些企业对自己资源整合的能力有很大信心,但是实际上我们发现真的走到海外的时候,有很多难题,包括海外团队,特别是管理的团队。

瑞士家族办公室有私人银行业务想出售,但不喜欢卖给当地的瑞士同业,因为他们觉得如果卖给同业,他的高管团队就会失业。因而他们的公司喜欢亚洲区的团队进入,这对于团队未来的生存和发展非常重要。

中国走向海外并购,跟前几位专家讲的一样,这是一种趋势,也是很多企业家将会关注的方向。因为海外有的资产实在是非常吸引人,价格也便宜。我一个朋友做的一个报告,说400万人民币在巴厘岛买六栋别墅,都带游泳池;在西班牙买六个村庄,这是真实数据。

现在可以明显看到海外投资,对中国企业也好,对个人投资者也好都有非常大的吸引力。我相信中国有很多机构已经非常有经验,而且我们的法律团队,像四大会计事务所以及知名律所都能帮助中国企业做好海外资产的协调,能够审视推选一些好的资产。但是同时要保证队伍的管理跟高层有很好的交流,能够保留原先的优秀团队,保证业务的延续性,这样我想其实在海外并购当中中国的企业还是有非常好的机会的。今天既然主持人给我了一个话题,个人投资人如何做好海外投资和企业在海外能够做什么好的并购业务。我的公司正好在做这方面的事情,就把这些经验分享给大家。

主持人陈小帅:谢谢!海外企业有什么具体的方式进入中国市场,或者海外企业他们接触中国投资者的时候是否很困难?

韩芳:上个月我接待了黑石集团的高管以及凯雷亚洲区负责人来公司参访,我们研究两家全球最强的、也是上市公司资产集团都有的一个特征。那就是他们很关注投资人关系,怎么样能够把他的基金信息更全面地与投资者交流。因为在做两类基金的时候,基本上周期是很长的。为什么长?其实很多的中国企业家喜欢关注特别高净值的客户,因为能够很好规避这个周期。现在人民币一直有预期下降利息,在这个周期有波动的过程中把安全系数锁定起来,等到这几年再释放,整个收益水平实际上还是比较理想的,能够平均做到15%-20%,我认为大部分投资人还是愿意接受这种投资回报。

凯雷做并购汇报也有一些很好退出机制,比如说联手一些上市公司。同时它包装资产的能力很强,并购之后做好业务包装,又卖出去,几家业务并购,在投资能力上技术含金量比较高。很便宜的东西一下卖的很高,价码一下又飙升,自己赚钱,又可以给投资人很好的回报。

这个过程当中两大金融机构愿意把他们好的基金给到中国的投资者,但是他们只以美元基金发行,现在才关注如何涉及人民币基金。这个周期种我们又发现,美元有预期的升值空间,这导致很多的投资人也愿意做一些美元基金的投资,这也是跟当下情况是比较吻合的。任何的金融资产都有周期性的过程,我们发现一二线的城市下降可能小,我们看好一二线城市整个房地产市场未来的良性发展趋势,我们也会关注我们投资人的资产要多元分散。

我们更推崇凯雷以及黑石他们定期有投资团队,他们的投资逻辑以及并购的能力,帮他们做一些资产,海外配制的决策,这是很好的趋势。我们做并购母基金,有一些并购母基金是联合上市公司加PE的策略,能够有很好的退出机制。本身上市公司未来需要做很多的资产重组,所以这个过程当中这些并购基金也应该会给投资人跟基金的运作团队有很好的收益空间。

[责任编辑:苏醒 PN0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