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别区域与海外利益风险研究综述

随着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建设“一带一路”战略以来，“走出去”日益成为中国对外战略的主旋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仅是世界商品的主要供应地，也是主要劳务输出国。而随着“亚投行”和“一带一路”的顺利推进，中国也即将成为世界主要资本输出国。截止2014年底，中国在境外投资企业近3万家，对外劳务派遣人员超过780万人，而对外直接投资为1231亿美元，直接投资存量超过8826亿美元。而在2015年的中国企业500强中，已经有280家企业提供了海外营业收入数据。根据数据显示2014年，280家企业共实现营业收入41.18万亿元，其中海外营业收入6.33万亿，海外营业收入占比为15.37%，较上年500强的6.16万亿增长了2.76%。

与此同时，2015年中国企业500强共有246加企业填报了海外职工人数。2014年，246家企业共有员工总数1974.0万人，其中海外员工总数为82.1万人，海外员工占比4.16%，海外员工人数较上年500强海外职工总数增长了10.2%。由此可见，目前我国企业的境外投资已经步入快速发展时期，中国已成为世界性海外投资大国，中国在海外的公民数量也日益增多。中国在海外日益庞大的公民侨民、海外投资、能源供应和商业市场决定了中国海外利益快速延伸，不得不直接面对世界各地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变量因素所带来的风险。

纵观历史，2005年中海油被迫放弃收购美国优尼科公司；2009年中铝收购澳大利亚公司失败；2011年我国企业遭遇西亚北非政治动荡给企业造成巨大损失；2013年中铝收购蒙古ETT煤矿遭遇政治风险；2014年由于中越南海争端引发越南国内的排华事件以及2015年中国在也门撤侨，中国铁建高管在马里遇袭事件都对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财产安全以及公民安全提出了新的挑战，“投资风险控制”顿时成为目前中国企业“走出去”考虑的一个关键词。

因此，中国已经难以再向过去几十年那样只关注国内政治经济的发展，而忽略世界其他地区局势的微妙变化。近年来，索马里护航、利比亚撤侨、也门撤侨和吉布提军事保障基地也标志中国政府越来越重视国家海外利益面临的风险。2015年中国军事战略白皮书首次提出“海外利益攸关区”的概念。

目前，学术界对于我国海外利益风险的研究已经积累了丰硕的成果，但是这些研究主要是对于我国海外利益风险的宏大叙事和整体安全机制研究，尚未扩展到各个国别区域的案例研究。进入21世纪，海外利益开始进入学界的视野。阎学通、陈志武、郑永年、王逸舟、戴超武、门洪华等知名学者开始把“海外利益”从“国家利益”这一大范畴中剥离出来。陈志武教授将中国海外利益定义为“海外人员生命安全、海外投资财产安全、资源供应和海外市场开拓”四个方面。与此相对应，中国海外利益所面临的风险来源则可以分为政治风险、投资风险和其它非传统安全风险。政治风险是指政治动荡、军事政变甚至内战给中国公民、投资、资源及市场安全带来的冲击。投资风险是经济领域的金融动荡、经济危机、合同欺诈及贸易纠纷所带来的问题。非传统安全风险则是除政治、经济因素以外其它风险的统称，包括自然灾害、恐怖主义、犯罪组织、传染性疾病、社会突发事件及其带来的排华运动。

针对海外利益概念的各个方面，一些专门研究海外利益问题的机构也开始出现，例如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利益研究中心以“海外公民保护机制”、“对外投资风险”、“投资贸易壁垒”、“能源安全”、“非传统安全”等领域为重点，已经构建出中国海外利益风险研究的基本理论框架。该中心的张曙光、苏长和、汪段泳等学者发表了一系列海外利益风险和保护的学理论著，为后续海外利益风险研究提供了理论指导。此外，中国海外利益研究中心还在2011年发表了《中国海外利益研究年度报告》。除了中国海外利益研究中心以外，还有深圳大学“中国海外国际利益研究中心”、华侨大学“中国海外发展研究中心”等机构都对此问题保持高度关注。

2009年以后，中国海外利益风险研究的成果开始大量涌现，各界学者从海外利益的概念、范畴、保护机制、风险形式、面临问题和政策建议等角度提出自己的看法。有一点要注意的是，随着研究各个区域的专家越来越关注海外利益风险问题，更具实效性的分区域和国别的田野分析也开始出现，直接为“一带一路”和“走出去”战略提供智力支持。下面就国别区域的海外利益风险研究进行简单梳理：

非洲及中东地区

中东是我国石油能源的主要来源地，而非洲是近年我国对外能源、矿产和基础设施投资的核心区域，而且近年来中东和非洲地区普遍面临政治和经济不稳定的问题，给我国在当地利益带来巨大风险挑战，相关研究也最为丰富。这些研究大多集中于中国在中东、非洲能源安全所面临的政治或非传统安全风险，以及基建工程、贸易和农业等行业经济利益的投资风险。

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重点关注非洲地区的中国海外利益保护，比如李亮、于丽娟的《中国在非洲海外利益维护问题初探》。西安石油大学刘辉的《走进非洲，中国利益遭遇的挑战——以苏丹为例》，主要关注达尔富尔问题对中国在苏丹能源投资安全风险所造成的影响。上海外国语大学和北京外国语大学利用其对非洲和中东地区田野调查的优势，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例如上海外国语大学过宣帆的硕士论文《中国在非投资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以中国有色在赞比亚的投资为例》，为中国资本进军非洲如何应对可能的风险提供政策建议。上海外国语大学钱学文在《阿拉伯世界研究》发表的《中国对伊拉克外交中的国家利益取向》、《中东剧变对中国海外利益的影响》总结了阿拉伯之春运动以来伊拉克问题、利比亚问题、苏丹问题给中国带来的经验教训。北京外国语大学则有刘辰的《中国在南北苏丹的海外利益保护》、王金岩《利比亚变局对中国海外经济利益的影响》等成果。此外，还有南开大学吴志成《从利比亚撤侨看中国海外国家利益的保护》、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牛新春《中国在中东的利益影响力》、上海社科院孙德刚《论新时期中国在中东的柔性军事存在》、复旦大学刘林智《北非地区动荡化与中国海外利益维护》等。

东南亚

东南亚地区与中国经济贸易合作不仅广泛而且成熟，在中国-东盟合作机制的推动下，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基建、矿产等行业投资增长迅速。另外一方面，东南亚国家有大量拥有雄厚经济实力的华侨华人社会，既是推动中国海外利益的主要载体，其本身也是中国海外利益的一部分。

目前关于东南亚地区的研究成果主要是从各个行业出发，以投资或公民安全风险的案例研究为主，尤其是对投资风险及法律争议的研究最为活跃。但是，尚无把东南亚地区的中国海外利益这个整体概念作为研究对象的成果，与中东、非洲地区的研究相比有很大反差。

从最新研究动态来看，缅甸国内族群冲突和近年的政治改革对中国投资带来的风险，是最热门的问题，比如《对外投资面临的政治风险及其对策研究——以中国对缅甸投资为例》、《高冲突地区投资风险再认识——中国投资缅甸案例调研》、《中国企业投资缅甸的经济和金融风险分析》等等。

此外，东南亚的中国公民及华侨华人的安全保护也是研究的热点，例如越南排华事件、湄公河惨案等、菲律宾人质事件等引起的法律问题也引起关注，比如《中国公民海外安全保护的法律问题——以菲律宾劫持人质事件为例》、《创造性介入与跨境安全治理——以湄公河惨案后续处理的国际合法律性为例》、《中国企业投资越南的国家风险与防范》等。上海社科院孙霞的《中国海外利益的政治风险与侨务公共外交》指出拓展侨务公共外交是维护中国海外利益的特殊渠道。暨南大学曹云华也认为华侨华人既是中国海外利益的承载者和拓展者，也是中国海外软实力的传播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