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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国际智库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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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一带一路”动因,单靠外宣口吻不能让人信服

——“一带一路”不应回避的十大问题

伟大的实践需要伟大的理论,为给“一带一路”倡议提供科学的指导,凤凰国际智库高级研究员赵可金对中央部委、各省市区、企业、媒体、大学、智库和非政府组织如何对接“一带一路”进行了系统研究,实地调研对接方案,并作出若干点评。凤凰国际智库将定期发布相关调研成果,供有关机构和社会各界参考。作为调研成果的“导论”部分,赵可金教授首先厘清《“一带一路”不应回避的十大问题》,并在凤凰国际智库连载:是什么——为什么——做什么——谁来做——怎么说——怎么做——钱从哪里来——利从哪里出——有何风险——如何管控。

作者:赵可金 凤凰国际智库高级研究员、清华大学当代院副教授,兼任教育部区域国别研究基地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高校国际政治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理事,2012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人才,2015年入选北京市四个一批人才。

为什么中国要提出“一带一路”的倡议?这也是很多国际朋友比较关心的问题,在国内讨论中,也有不少人追问,“一带一路”对中国发展意义何在?中国不搞“一带一路”行不行?其实,这些问题都牵涉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原因问题,在中国政府的官方解释中,也并没有完全回答这些问题,仅仅泛泛地强调“一带一路”建设是“中国扩大和深化对外开放的需要”,也是“加强和亚欧非及世界各国互利合作的需要”,认为“一带一路”有利于“促进沿线各国经济繁荣与区域经济合作”,有利于“加强不同文明交流互鉴”,有利于“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是一项“造福世界各国人民的伟大事业”。这些具有外宣口吻的解释是不能令挑剔的国际舆论和各国战略家所信服的,中国要想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必须在理论和战略上的原因,才能取信于沿线国家政府和人民。

毫无疑问,作为一项涵盖国际和国内两个大局的战略性倡议,“一带一路”之所以被提出,是有着深刻的国际根源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在多个场合强调,要善于观大势、谋大事,强调“中国要发展,必须顺应世界发展潮流。要树立世界眼光、把握时代脉搏,要把当今世界的风云变幻看准、看清、看透,从林林总总的表象中发现本质,尤其要认清长远趋势。”在2014年11月28日-29日举行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强调,“当今世界是一个变革的世界,是一个新机遇新挑战层出不穷的世界,是一个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深度调整的世界,是一个国际力量对比深刻变化并朝着有利于和平与发展方向变化的世界。”从对当今世界全局走向的这一战略判断出发,习近平强调指出,“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在发生深刻变化,我国同国际社会的互联互动也已变得空前紧密,我国对世界的依靠、对国际事务的参与在不断加深,世界对我国的依靠、对我国的影响也在不断加深。”因此,“我们观察和规划改革发展,必须统筹考虑和综合运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国际国内两类规则。”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作为“一带一路”的倡议者,习近平之所以提出“一带一路”的倡议,是经过统筹考虑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后的产物,国际和国内两个大局是回答中国为什么倡议“一带一路”的基本视角。

从国际大局来看,“一带一路”是适应中国与世界关系变化的产物,中国之所以倡导“一带一路”,最主要的国际原因是全球化进入结构转型期,要求中国对国际发展空间进行再平衡,逐渐从片面适应和依赖欧美日发达国家市场、资源和规则向统筹考虑发达国家、新兴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转变,“一带一路”就是此种国际发展战略再平衡的产物。

凤凰国际智库高级研究员、清华大学当代院副教授 赵可金

二、为什么?

进入21世纪以来,以欧美主导的全球化趋势进入了自我调整期,发达国家经济虚拟化和新兴经济体国家经济实体化趋势交织发展,整个世界经济面临着再平衡的压力。自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全球化拉动下,中国经济发展迅猛,尤其在纺织、钢铁、建材、有色等行业,中国产能增长很快,要求中国获得更多原料来源和销售市场,中国对海外能源资源和市场的依赖程度都在大幅度攀升。但是,以“九一一”事件和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为标志,西方发达经济体的市场需求受到抑制,各种反倾销、反补贴和形形色色的保护主义措施对中国与西方国家的经济关系形成了巨大压力,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发生了变化,西方国家市场不再像以往那么开放了。于是,中国日益增长的产能与西方国家紧缩的市场空间形成了一个尖锐矛盾,如何为中国优势产能寻找新市场、新空间和新出路,积极推进国际产能合作,成为新时期中国经济面临的一个紧迫问题。与此同时,长期改革开放的基本政策,也让中国发展在客观上形成了围着西方国家特别是围着美国转的思维定势,甚至出现了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尤其是在东南沿海地区,除了追随西方国家亦步亦趋,好像没有什么路子可走。西方国家是大大的美人,只要西方国家表扬一下,就会很神气,对于欧美国家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和经济秩序缺乏斗争的勇气,好像整个世界除了欧美之外再无其他,所谓的国际合作更多被理解为与欧美合作。

然而,在近年来欧美市场萎缩的同时,新兴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市场在中国对外经济关系总体格局中的地位在迅速上升。中国与东盟国家的贸易额连续五年实现20%的增长,中国与中亚国家的贸易额自2005年以来也有了直线式的跃升,能源资源合作成为重头戏。中国与非洲的贸易额也从每年只有300多亿美元发展到超过1600多亿美元。尽管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舆论对发展中国家的前景并不看好,地区不稳定、政治动荡、恐怖主义和教派冲突等困扰着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但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却呈现如火如荼的发展态势,甚至一些西方媒体指责中国存在“新殖民主义”、纵容腐败、忽视人权、破坏环境等问题,但广大发展中国家对与中国开展合作却十分积极,以中非合作论坛、中拉合作论坛、中阿合作论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对话等平台为基础,近年来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进展迅速,形势喜人。

因此,“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是中国政府领导人综合考虑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关系与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关系作出的一种中国与世界关系再平衡的产物,是在整个国际大局面临着全球化深度调整和世界经济再平衡的时代背景下,中国主动适应新形势新挑战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带一路”意味中国主动调整过度依赖欧美发达国家的发展战略,将以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为主要对象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作为中国下一步发展的新的增长点,进而在市场、资源和规则上作出一系列的调整。在整个西方经济面临复苏、转型和升级的沉重压力下,中国作出“一带一路”的调整是必要的,也是及时的,一旦这一调整到位,中国将会获得新的发展空间和发展机遇。

从国内大局来看,“一带一路”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中国之所以倡导“一带一路”,最根本的原因中国发展进入“新常态”,中国国内发展结构也出现了失衡,要求对国内对外开放空间进行再平衡,要求中国国内发展空间从片面倚重东南沿海省份向统筹考虑东南沿海地区、内陆地区和边疆地区转变,“一带一路”也是国内发展战略再平衡的产物。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走了一条通过改革开放主动融入主流国际社会的发展道路,中国的发展日益深刻地与整个世界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入世十几年来,中国经济获得了持续快速的发展,在2010年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都有了革故鼎新的提升。然而,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中国也遇到了大量新问题新挑战,从战略全局来看,中国日益呈现出发展格局不平衡、发展脉络不通畅和基础设施不配套不协调的问题,制约了中国和平发展的潜力和后劲。一方面,东部沿海地区、城市地区和一部分先富起来的群体获得了长期的发展,与国际社会的联系也日益紧密。另一方面,中西部地区、广大乡村腹地和弱势群体与发达地区和先富起来的群体之间的差距也在迅速拉大,支撑经济发展的能源、资源、人口、生态以及体制机制也面临着新的瓶颈。如果这些问题不能获得及时和妥善的解决,中国经济发展的内部张力将会逐步得到释放,地区发展不平衡、收入分配差距两极分化以及生态环境方面的压力,都会成为瓦解既有体制机制和引发社会政治不稳定的根源。

面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遇到的各种新问题和新挑战,中国领导人一直在寻求通过调整、改革和创新的办法进行解决。特别是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代表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意识到,三十多年来高速发展的非常态模式已经难以为继,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着增长速度进入换挡期,结构调整面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进入消化期的“三期叠加”压力。为此,中央领导人明确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重要思想,明确了“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强调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已经进入新常态,在发展速度上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在经济结构上不断优化升级,在发展动力上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转变,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为此,在经济政策上确立了宏观政策要稳住、微观政策要放活、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新政策方针,避免了经济稍有动机就动辄大手刺激的做法。因此,适应新常态,中国越来越强调在尊重规律中顺势而为,顺势规划“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它们都是新常态下发展战略的构想,以解决经济大起大落的问题,寻求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平稳发展。

“一带一路”就是统筹国内大局,对中国发展重心和发展结构进行主动调整的产物。这一调整意味着中国将谋求将发挥东部沿海地区发展优势的同时,将发展重点转移到统筹考虑东中西、城市和乡村以及内陆边疆的发展上来,将片面强调东南沿海的对外开放转移到全方位对外开放上来。诚如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在主持召开建设“一带一路”工作座谈会和第一次工作会议反复强调的那样,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是党中央、国务院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出的重大决策,对开创我国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促进地区及世界和平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因此,“一带一路”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开创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以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它是一种新的发展战略,更是一种着眼于中国与地区乃至整个世界共同发展的重大构想。显然,如果不提出“一带一路”的倡议,中国内部发展格局将会继续沿着失衡的方向发展,长此以往将会诱发越来越多的因结构失衡形成的社会政治不稳定和生态环境恶化的压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带一路”就是一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是一条中国国内发展结构转型升级之路。

(此研究成果将以连载形式发布,敬请持续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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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国际智库出品 监制/邹明 编辑/王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