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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在扶贫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也在不断调整扶贫政策和扶贫方式，加大扶贫资源投入、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参与扶贫。在新时期，虽然中国贫困人口的总量在不断减少，但中国政府并未降低扶贫的投入力度，反而制定了精准扶贫方略，提出到2020年消除全部贫困人口的宏伟目标。目前中国政府正在积极努力朝着这个目标迈进，但是，中国的扶贫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经济结构从劳动力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产业转移，给中国减贫带来挑战。大量研究表明，过去三十多年里中国在减贫方面取得的重要成就主要归因于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1980年到1985年农业经营制度改革带来了农业经济快速增长，使得这一阶段成为中国减贫人口数量最多的时期；从1985年到现在，经济增长通过劳动就业增加、基础设施改善、公共服务普及等多种方式让穷人直接受益，为缓解农村贫困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为贫困人口的大幅减少作出了重大贡献。但近年来全球经济增长出现低迷，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同时劳动力成本逐年上升，劳动力密集型产业逐渐失去优势进而开始向其他国家和地区转移，产业结构开始朝着向资本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产业转移。从当前中国农民的收入结构来看，外出务工的工资性收入是重要收入来源，也是农民脱贫致富的重要途径，贫困人口就业的门槛将会逐渐提高，这对中国减贫将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贫困村空心化、老龄化和“留守现象”加重，扶贫开发面临新问题。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农村贫困地区人口外出务工的比例逐年提高。虽然从2011年以来，农民工总量增速开始出现放缓的趋势，但农民工总量仍然在增加。2015年，农民工总量达到了2.77亿人，外出务工的农民工以青壮年为主，占到总量的82.1% 。农村劳动力转移对扶贫开发工作有多重影响。一方面，包括贫困户在内的众多农民通过劳动力转移提高了收入，贫困人口数量减少，而且劳动力转移就业与人力资源培训等本来也是扶贫部门常用的专项扶贫措施；另一方面，农村劳动力大量向城镇转移，特别是青壮年劳动力的加速外流，导致贫困地区农村的空心化和老龄化现象加重，为扶贫部门在贫困村开展扶贫项目提出了挑战。“留守贫困人口”的脱贫问题本身已成为扶贫工作的难点。同时，扶贫部门在许多村庄实施了以增收为直接目标的产业扶持项目，如发展经济作物、推广家畜养殖等。但在出现空心化的村庄，劳动力短缺现象已经普遍存在，不少贫困家庭尤其缺乏健康劳动力。这样一来，产业扶持项目在村、户两个层面都面临项目实施主体缺失或人力资本不充分而导致的失效风险，这将直接影响扶贫资源的减贫效益。
精准扶贫中要做到真正精准识别扶贫对象的实践难度很大。精准扶贫有着程序的规范性、多部门共同参与以及公示制度的强化等特点，有助于提高贫困识别的准确性。但从各地实践来看，前几轮建档立卡时采用的“逐级分配指标”方式依然决定了县、村贫困人口数量的上限。虽然这一轮贫困识别工作在总量上给予了贫困县和贫困村10%的浮动空间，但是并没有解决不同贫困地区、不同县和不同村贫困标准不一致的问题，对于因指标所限产生的贫困排挤问题，当前政策并未给予恰当的回应。尽管各地都在强调精准识别的动态性，但识别过程的复杂性和高成本投入，使得在大部分地区很难做到建档立卡农户的动态调整。由于自然灾害、意外事故、市场风险等原因新增的贫困人口很难进入现行的建档立卡系统，难以获得有针对性的帮扶。
扶贫方式虽然有一定创新，但如何确保贫困农户增收仍然面临困难。精准帮扶机制在提高资金额度以及创新扶贫方式上进行了一些努力，希望对贫困农户的扶持“落地”，但这些扶贫方式，尤其是产业扶贫、资产受益性扶贫等以农户增收为目标的扶持方式对于市场、自然气候等条件的依赖程度很高，农户增收的不确定性高。当前帮扶方式对于这一问题的考虑还非常有限。从各地政策实践来看，扶贫资金总体规模较前些年有较大增长，但是分摊到贫困农户身上的资金仍然相对有限，难以形成促进贫困农户脱贫的有效动力。从各地采取的扶贫措施来看，对于单个贫困农户的扶持方式还相对单一，危房改造扶持和产业扶持是最常见的两种扶贫方式，但几乎没有针对每一个农户的综合性扶贫帮扶措施，这显然和当前贫困农户致贫原因综合多样的特点不符。为了激发贫困人口的积极性，最大限度发挥扶贫资源的作用，危房改造和产业扶贫项目往往对扶持目标提出了资金配套要求，这在一定程度上排斥了贫困程度较深的农户。一些地方还采用了金融扶贫的方式，甚至鼓励农户贷款易地搬迁或进行危房改造等，这无形中增加了农户的债务负担，对农户未来的生计发展可能产生负面影响。
此外，政府的瞄准重心不断下沉，到户政策越来越多，使贫困农户对政策扶持的期冀也越来越大，自我救助的主动性可能会减小。在部分农户看来，政府有责任为他们解决生活中出现的一切问题；即便部分农户本身为生计改善作出了努力，他们也希望得到政府更多的补偿。如果没有好的机制来刺激农户的自我发展积极性，到户政策越多，成本可能会越大。
乡村两级在扶贫工作方面存在治理能力不足的问题。从目前的政策实践来看，乡村两级是很多到户项目实施的关键，乡村两级不仅承担着贫困户识别工作，也还承担着扶贫资金使用的监督工作，更多时候乡村两级要面临非常复杂的农村社会环境和各种突发事件，这对乡村两级工作人员的素质要求非常高。但现实中，乡镇作为中国最基层的政府组织，职务升迁成为绝大部分工作人员的工作动力，能力稍好就有可能被调往县城。而村两委则是村民自治的代表，通过选举产生，在贫困村，由于集体经济基本上是空壳，村干部可支配的资源几乎没有，工资收入十分有限，甚至不及外出务工收入。随着一系列惠民政策的实施，村两委在社会管理落实到农户这一层次所承担的任务和工作成本越来越多，如收缴各种保险费用、计划生育育龄妇女的定期检查、各种转移支付资金的发放、为农户开具各种证明、上报本村的困难和需求以及争取项目等，这都导致了很多乡村年轻精英流失，不愿意担任村干部。大部分贫困村的村干部年龄都比较大，担任村干部的时间往往都是十几年以上。各个部门到村的扶贫工作都是通过村委会去落实，但却少有部门考虑培训村干部或者是为他们提供适当的工作经费和工作津贴。虽然现在很多乡镇也都落实了“包村干部”，但是包村干部自身还有复杂的乡镇工作要处理，在农村工作上能够付出的精力是有限的。乡村治理能力的总体不足给要求越来越严格的到户扶贫工作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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