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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对接:
北京要做沟通世界的大都市

——带路调研:各省市如何对接一带一路

导语 “一带一路”正在从中国倡议的愿景转变为共商、共建、共享的积极行动,它必将对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和秩序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2016年,各省将会根据方案展开“一带一路”系统对接。为给“一带一路”倡议提供科学的指导,凤凰国际智库高级研究员赵可金对中央部委、各省市区、企业、媒体、大学、智库和非政府组织如何对接“一带一路”进行了系统研究,实地调研对接方案。凤凰国际智库将定期发布相关调研成果,供有关机构和社会各界参考。

作者:赵可金 凤凰国际智库高级研究员、清华大学当代院副教授,兼任教育部区域国别研究基地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高校国际政治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理事,2012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人才,2015年入选北京市四个一批人才。

京津冀地区下辖作为中国首都的北京、作为直辖市的北方重要经济中心天津和河北地区,人口超过1亿,GDP2014年达到6.65万亿元,是全国主要的高新技术和重工业基地,也是中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所在地。在这一地区,历史悠久,人口密集,大中城市星罗棋布,既是环渤海经济圈的龙头,也是“一带一路”的北方引擎。如何释放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活力,为“一带一路”改革发展和构建开放型经济体制做出表率,是京津冀对接“一带一路”的关键任务。

一、京津冀协同发展:“一带一路”的改革龙头

京津冀地缘相接、人缘相亲,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历史渊源深厚、交往半径相宜,完全能够相互融合、协同发展。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学界就有不少人建议打造大首都经济圈,受制于行政区划、体制机制和思想观念保守等因素的制约,这一提议迟迟没有纳入议事日程,北京、天津的各自快速发展与河北的缓慢发展形成鲜明对比,越来越面临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的难题,出现了政治与文化中心在北京,经济和开放中心在天津,河北徘徊在双城外围的格局,从深层制约了京津冀地区的发展,也制约了环渤海经济圈的发展。

为了改变京津冀各自发展和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的问题,自2014年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直接推动下,启动了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面向未来打造新的首都经济圈的进程,在2015年4月30日,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了《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将京津冀整体定位为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区域整体协同发展改革引领区、全国创新驱动经济增长新引擎、生态修复环境改善示范区。毫无疑问,京津冀协同发展与“一带一路”一样,都是新常态下中国寻求转型升级和推进开放型新经济体制建设的战略构想,尤其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更多涉及跨省市的体制机制改革难题,京津冀协同发展将为“一带一路”在更大范围内的改革积累经验,提供借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京津冀协同发展对“一带一路”来说是一整套改革的龙头,只有京津冀协同发展取得成功,“一带一路”在更大范围的改革才能获得助力,才能开辟前进的道路。

因此,要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真正重要的是制度改革和创新。在协同发展过程中,要打破传统的行政区划限制,建立跨区域协同发展的管理架构,推进自上而下的政府发展规划与自下而上的市场发展需求互联互通,推动建立区域一体化的发展格局和发展战略。目前,虽然已经建立了由张高丽副总理为组长的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但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北京市、天津市和河北省的党政部门的自觉行动。建议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要以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核心,在现有行政区划基础上,建立以议题为核心的一体化治理网络,与以行政区划为核心的等级化政府网络相互呼应,分工协作,形成推进首都经济圈建设的两个引擎。建议在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下面设立一系列一体化的议题治理网络,形成协同推进京津冀一体化的强大动力。具体来说,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京津冀“一环六射”运输通道示意图

一是构建京津冀基础设施一体化的治理网络。京津冀协同发展,基础设施是先导。要打破行政区划限制,打破地方条条框框,在京津冀范围内统一规范,分工实施,要打通市政交通和跨地、跨省交通之间的限制,推动公交、地铁、出租、高铁、高速等各种交通出行方式治理网络一体化,缓解和消除结合部的拥堵问题。打通京津冀电信、移动、广播、电视、网络等服务,推动一体化治理网络,降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交易成本。要推动建立跨省市一体化的基础设施治理网络,推动京津冀相关部门及其管理制度的互联互通,降低执法壁垒,营造便捷化的基础设施平台。

二是构建京津冀经济和生态一体化的治理网络。要坚持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同步考虑,推动经济发展和要素市场一体化改革,包括推进金融市场一体化、土地要素市场一体化、技术和信息市场一体化等。在经济发展上,要更多依靠市场规律,取消GDP考核政绩,通过市场配置经济资源,作为首都经济圈的基础。同时,在生态环境保护上,要推进执法一体化,在清洁能源、大气污染检测、环保监察执法、水污染治理和土壤治理等方面,京津冀要推动联防联治,坚决消除各种地方保护主义现象。

三是构建京津冀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一体化的治理网络。要解决目前京津冀协同发展面临的难题,从根本上讲要靠创新驱动,包括科技创新,也包括体制、机制、政策和市场等方面的创新。要致力于构建协同发展的体制机制,包括建立行政管理协同机制、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机制、生态环境保护联动机制、产业协同发展机制、科技创新协同机制等。加快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包括建立区域内统一的公共就业服务平台和劳务协作会商机制,落实养老保险跨区域转移政策,统筹三省市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等,尤其是在中小学学校教育、医疗保险、住房和就业等环节,存在着大量的任务要做。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京津冀协同发展所驱动的改革无异于一场深刻的革命,它要求打破建国以来形成的根深蒂固的体制机制,要在更大范围内寻找转型升级和摆脱困境的道路。与“一带一路”战略相比,京津冀协同发展就是局部范围内的“一带一路”构想,而“一带一路”构想则是扩大版的京津冀协同发展。在实践中,要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与“一带一路”的对接,通过前者为后者提供经验和扫清障碍,通过后者为前者拓展空间和赢得战略机遇期。

二、北京:打造“一带一路”国际政治文化大都市

作为一座历史古都,早在秦汉时期,北京地区就一直是中原王朝经略东北的战略要地,也是西北游牧民族放马中原的前哨地带,历来是胡汉文化交流的要冲。隋唐以后,随着京杭大运河的开通,北京的经济地位得到提升,成为南北经济的汇通地带,成为北方经济文化中心。明清以来,北京成为中国的首都,不仅确立了全球政治经济的控制枢纽地位,而且成为国际政治竞相角逐中心和西学东渐的文化交流中心。反观历史,北京早早就确立了中外交流前沿地带的地位,成为五洲文化交流的枢纽。就对接“一带一路”而言,无论从中国走向世界,还是从世界通往中国,北京都具有无可比拟的战略枢纽意义,北京未来的发展愿景应该朝着沟通国内外的世界大都市前进。

尽管人们对世界大都市的定义不同,但基本上界定为具有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影响力的大城市,表现为国际性企业、金融机构、律师事务所、(跨企业)集团等总部聚集地,并设有影响世界经济的证券交易所,对整个世界经济具有很大的直接影响力;或者是具有重大影响力国家首都的华盛顿特区、伦敦、巴黎、东京等,要么是更多国际组织的总部所在地,比如联合国(纽约)、世界贸易组织(日内瓦)和欧洲联盟(布鲁塞尔)等;或者是世界城市是万国文化荟萃的中心,有着蜚声国际的艺术机构或组织,比如博物馆、艺术馆、歌剧团、芭蕾舞蹈团、管弦乐团、电影中心、剧场等,有着强大而具有影响力的世界性媒体,有着强大的体育社群,著名的教育机构以及活跃的文化院团;或者是设有先进发达的交通系统、信息系统、医疗系统、酒店系统、金融系统以及安全系统,能够为全世界提供各种最先进的社会化综合服务。在一带一路和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中,北京市被定位为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因此,根据北京作为中国首都和各方面的资源优势,北京在对接“一带一路”时要体现世界、政治、文化三重角色,打造北京成为国际政治与文化大都市。具体来说,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建设世界大都市。

北京是中国的首都,拥有2100万常住人口,接近1000万流动人口,2014年经济总量超过21330亿元,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是一座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都市。尤其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举办之后,在中国快速崛起的带动下,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丰富的文化资源和发达交通、通讯和服务基础设施,越来越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城市。然而,目前北京存在的问题是面临着日益严峻的人口、资源、环境、交通困境和“大城市病”的问题,北京聚集了大量与世界大都市不相适应的非首都职能、低级和过剩产能,面临着转型升级的艰巨任务。

北京CBD建筑夜景

有序疏散北京非首都功能,形成良性互动、一体发展、协调发展的全新格局,展示出更为雄厚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既是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关键环节,也是对接“一带一路”的内在要求。疏散北京非首都功能,视野应该放得更宽一些,一些生活小区、批发市场、物流基地、服务设施可以向周边地区疏散,但产业园区、工业企业、研发基地、培训基地可以向更大的范围转移。随着交通、通讯、能源、医院、学校等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推动城铁地铁化、京津同城化,构建一小时工作生活圈,以此作为大首都经济圈的基础和载体,进而带动环渤海经济圈联动发展,以抱团取暖的方式,在更大范围内对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乃至整个世界。

在有序疏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基础上,要大力推进首都经济圈转型升级。借鉴美国华盛顿首都经济圈、巴黎首都经济圈、东京首都经济圈的经验,建设具有世界级影响力的大都市不能仅靠某一中心城市,必须形成一两个中心城市、若干城市多节点发展的格局,形成包括服务经济、总部经济、知识经济、绿色经济、园区经济、临空经济、临轨经济和临港经济于一体的首都经济圈。北京市要改革以行政区为依托的政府管理体系,建立行政服务区与经济开发区并行的“二元治理体系”,将各区县职能社区化,将区县发展经济的职能剥离出来,集中解决辖区的公共管理、社会服务、文化发展等公共事务,将经济发展职能嫁接到中关村科技园、金融街金融产业园区、CBD商务中心区以及临空经济区、临轨经济区、临港经济区等若干经济开发区板块上,坐实做大经济开发区、高新产业开发区和综合保税园区等经济功能区,融入“一带一路”和全球经济大循环,带动创新驱动发展的格局。

二是建设国际政治中心。

北京是中央政府所在地,又是各国驻华使馆密集区,还是中央媒体、智库、企业、高校聚集之地,与国外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是中国与世界交流的政治中心。据统计,北京市与72个国家的124个首都和大城市有友好往来关系,其中已与37个国家的41个城市建立了友好关系。在读的外国留学生29452人。北京现有外国驻华大使馆137个,国际组织和地区代表机构17个,外国新闻机构190个。在北京设立的国外驻京代表机构已超过7000家,全球最大500家跨国公司已有185家来京投资。北京每年外国人常驻人口超过20万,外国留学生17000多人,在2014年接待国际会议数量的全球城市排名中,北京以104个的接待量位列第14,占全国三分之一,位居中国首位,亚洲第二。2014年北京旅游共接待旅游总人数2.61亿人次,其中,待入境旅游者427.5万人次。相比世界上其他国际政治中心,比如美国华盛顿、法国巴黎、英国伦敦、日本东京等,北京在很多方面还有比较大的差距。尤其是在对接“一带一路”过程中,除了中央政府相关部委外,北京市与沿线国家之间的联系还很不密切,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北京要与中央政府和各部委、媒体、智库和高校以及科研院所建立顺畅的联系机制。作为中国的首都,北京市与部委沟通存在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北京市应打破条条框框,大胆鼓励北京市管干部与中央部委之间的交流,采取挂职锻炼、合作交流、项目合作等多种形式,将北京市的各项工作与国家对外交往结合起来,借助国家对外资源拓展北京市的国际人脉网络和联系空间,为北京市国际政治中心建设铺路搭桥。

北京要与众多国际和地区组织、非政府国际组织建立起密切的联系机制。要借鉴大连和天津合办夏季达沃斯论坛等经验,欢迎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世界卫生组织、IMF、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在北京建立办事处,鼓励著名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到北京建立总部或者地区分部。同时,通过提供优质化的管理服务,吸引中国推动的亚投行、丝路基金等在北京建立总部,支持跨国公司、全球媒体、国际知名智库、咨询公司等在北京建立分支机构或者地区总部。

北京要充分利用外国驻华使馆密集的优势,通过搭建各种平台,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策沟通,以及中国与世界各国的政策沟通。要通过提供更加便利化的会议会务,在交通、通讯、宾馆、会议服务等各个环节,为各类国际会议提供专业化支持,特别是利用好现有周边地区的度假村、会议中心等资源,支持各种国际性的专业会议和年会在北京召开,打造北京成为国际会议之都。

三是建设国际文化中心。

“一带一路”是人文交流之路,而北京是中国的文化中心,更是“一带一路”的文化源头。北京是四大中国古都之一,历史文化底蕴丰厚,拥有7项世界遗产,是世界上拥有世界文化遗产数最多的城市,有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91所知名高校,拥有世界第三、亚洲第一的中国国家图书馆,还有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等科学研究机构和号称中国硅谷的北京中关村科技园区,每年获国家奖励的成果占全国的三分之一,每年研发投入超过1286亿元,是知识经济密集的科技创新区。无论是传统文化,还是创新科技文化,北京都在全国乃至世界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建设国际文化大都市,北京有着雄厚的基础,今后要加强文化古城、科技新城和创新名城三个重点上加以努力。

北京故宫

加强文化古城保护。作为一座文化古城,北京首要的是对北京历史文化古城进行整体保护,要在统筹推动北部长城文化带、东部运河文化带、西部历史文化带建设基础上,以修旧如旧的原则,加强对北京古城的抢救性保护。建议借鉴古长安的城市结构,推动东(城)西(城)丰(台)石(景山)一体化,在中华文化圈的周围,分东、西两个方向建设西方文化区和东方文化区,建设古今中外文化交流的北京文化古城。

加强科技新城开发。科技是城市吸引力的重要源泉,也是城市软实力的重要支点。建议推进海(淀)昌(平)一体化,依托中关村示范区、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等高等院校和研发平台,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研发中心,建设北京科技新城作为拱卫北京文化古城的副中心。在这一城市副中心开发过程中,要参照硅谷经验,探索研发平台、管理服务和金融支持一体化管理的新模式,同时拓展与国内外的联系,特别是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科技合作,推动跨区科技创新和联合攻关,打造产学研结合的科技合作链条,构建分工合理的科技发展格局。

加强创新名城建设。创新是发展的动力,也是北京的优势。建议推动朝(阳)通(州)一体化,借助北京市级领导机关和行政部门整体搬迁到通州的机遇,在通州和朝阳建立创新基地,包括孵化器、加速器和创新创意产业开发,将通州和朝阳建设成为拱卫北京文化古城的另一副中心,形成古城休闲、新城研发、名城创业的大北京新框架,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首都经济圈提供强大引擎。

总之,京津冀协同发展是环渤海经济圈的主要引擎,京津冀协同发展这篇文章做好了,环渤海经济圈就会焕发出强大的生机和活力,从而带动周边的山东半岛、辽东半岛以及内陆腹地的内蒙古和山西,整个中国北方的经济发展棋局就活了。因此,在今后较长一段时间内,第一步要充分发挥京津一体化的引领优势,推动京津引领与河北协同发展,实现京津冀地区的转型升级。第二步要加强山东半岛、辽东半岛与京津冀协同发展,打通大连到烟台的跨海隧道,建设环绕渤海湾的环海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释放环渤海经济圈的优势。第三步要加强环渤海经济圈与东亚经济一体化的融合,并且通过中蒙俄经济走廊和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建设,将东北亚经济圈与欧洲经济圈连接起来,携手推进亚欧大陆经济的比翼齐飞,最终实现“一带一路”陆海交汇的美好愿景。这就是“一带一路”倡议所展现出来的美好前景之一,我们对此深信不疑。

(此研究成果将以连载形式发布,敬请持续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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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国际智库出品 监制/邹明 编辑/黄杰